当慈善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政治化什么意思

　　法家的理论其实是关于国家组织的方法。如果说儒家与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学术的“显学”，那么，法家在政治上则是独步天下。因此，法家的慈善观极为独特。 　　 　　一
　　
　　法家是以“尚法明刑”为核心的学派，它因主张“以法治国”而闻名。法家提出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并被后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所继承。
　　法家在历史上一直名声不佳，往往被看作是为当权者玩弄伎俩诈术而出谋划策的人。同时，法家推行严刑峻法，司马迁评论他们是“严而少恩”。尽管封建帝王后来大多标榜信奉儒家学说，但一直都是“阳儒阴法”。法家思想对实用性的追求，使之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国家的学问。当然，实用的理论必然有局限，它是
　　种工具，太过直接，这注定了它难以作为种长久的治世哲学而存在。
　　法家人物大多具有一种以身许国的牺牲精神。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说：“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从这段话可以看到，法家人物为了国家的治平而反对韬光养晦的“贪鄙之为”，有一种义无反顾的伟大气概。尽管很多法家人物最终都没有逃脱“死亡之害”，但最终都以“仁智之行”证明自己以身许国的牺牲精神。
　　法家的实用性从它的理想就可以看出来：通过法术势的运用，达到“中人之治”――中等智力的人也能很好地治理国家。所以，法家的理论绝对是很实用的，即使是般人也能够把握它，并加以运用。
　　从理论逻辑上来说，法家“尚法明刑”，必然是以负面意义的人性观作为基础的。在后期法家的代表韩非那里，把人性说成是“趋利避害”。当然这是中性的，其本身并不一定为善或为恶，要视人在社会中的具体位置而定。所谓“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法家正是通过对这种人性的把握而展开自己的治国理论。法家的治术必须通过所谓的二柄――赏罚来实施，所根据的也正是这种人性观。正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所以治国需要的是法，而不是德。
　　
　　二
　　
　　法家的慈善主张至少蕴含以下两个意思：其一，慈善是一种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表现“仁德”之类空洞概念的东西，这是法家与儒、墨二家的根本区别；其二，根据君主应该掌握治理国家的权柄的原理，慈善应该是君王独有的权力，也就是说，慈善应该是国家政治的一部分。
　　早在法家的先驱人物管仲那里，就有“九惠之教”的慈善思想。管仲说，君主为政，主要的目的就是安定社会，教化百姓。所以君主在临民之初，就应该“行九惠之教”：“一日老老；二日慈幼；三日恤孤；四日养疾；五日合独；六日问疾；七日通穷；八日振困；九日接绝。”内容几乎包括了对所有弱势群体的慈善救济。管仲特别强调，慈善应该是国家的行为，国家的责任，国家应该保证这些措施的施行，例如，“凡国、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无父母所养，不能自生者，属之其乡党、知识、故人”；对于收养孤儿的人家，可适当免除征役；对于聋、盲、喑、哑、跛者，照例设官收而养之等等。这大概也可以称为是一种福利社会的萌芽。
　　在商鞅那里，慈善是一种国家行为。他主张由政府来调节贫富：
　　“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甚至要求“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即通过国家的强制手段来促使贫者辛勤耕作，以脱出贫困。
　　韩非的说法则更明确：国君为了获取民心，当然应该“惠民”。但是国家应该摈弃片面的“仁德”，从绝对的现实主义来看，这种道德的呼吁没有意义，也没有效果。慈善不是个人实施仁德的办法，而是国家的一种管理工具。韩非反对用向富者征收重赋的方式来救济贫者，因为这是剥夺勤劳者的财富，助长贫穷者的惰性，所谓“夺力俭而与侈惰也”。真正的慈善不是简单的救济，而应该用法的手段使民众致力于农耕，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真正解决慈善的问题。后世出现的以工代赈――通过政府工程，雇佣贫穷或受灾者进行工作，以达到赈济的效果，就是借鉴于此。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现在通行的慈善理念，这已经完全不是慈善行为了。因为现代的慈善思想是以人与生俱来的爱心作为基础的。在此，这已经完全成为一种悖论!
　　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法家的慈善思想，因为正是在这种略显冷酷的现实主义思想下，法家对于国家应该在慈善方面做什么，有了严格的规定。这种规定是以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所谓“凡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它本身就代表了整个国家的意志。
　　当慈善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也许正是对慈善本身的否定，不过在这个时候，“慈善”可能更有效率!
　　尽管汉代的儒生将秦亡的原因归结为法家制定了“暴法”，其中贾谊的《过秦论》最为著名。而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儒生更是形成了一种公论，即法家导致了秦朝的崩溃。这种看法后来一直延续。但是透过法家思想表面的冷酷，或许也可以看到法家思想家为设计国家治平方略的拳拳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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