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红色经典的传播策略演变_红色经典老歌曲100首

　　【摘要】小说《红岩》是红色经典作品的代表,讲述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英雄事迹。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文艺诉求开始追求多元化和个体的主体性实现,红色经典的传播策略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 红色经典 主体性 消费意识
　　
　　一、《红岩》的传播历程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参加了“重庆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罹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期间多次去“中美所”旧址寻访,大量阅读敌特杀害革命者的秘密文件,逐渐知晓了“中美合作所”谋杀革命者的内幕,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罗广斌、杨益言不断到各地做报告。江姐等英雄人物的事迹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传播开来,《红岩》故事在街头巷尾成为美谈。伴随人际传播影响的不断扩大,便有了1951年6月的《圣洁的血花――记97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发表在当年的《大众文艺》上,《新华月报》全文转载。几年间,陆续发表的文章还有不少,影响日渐扩大。
　　1958年,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让中国青年出版社派人到重庆向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约稿。经过罗广斌等人的反复商讨和研究,苦战200多个日夜艰苦创作出了一本40多万字、暂名《锢禁的世界》的小说。1960年夏天,罗广斌、杨益言赴北京听取有关部门对小说初稿的意见。1961年由罗广斌、杨益言在《锢禁的世界》的基础上完成了小说《红岩》的创作。小说共分30章,采用了多角度、多线索的叙事手法,描写了许云峰、江姐等数十个光彩照人、性格鲜活的人物。可以说《红岩》是一组英雄烈士的群雕,是渣滓洞、白公馆狱中轰轰烈烈反迫害和反虐待的斗争组画,是一首雄浑悲壮的英雄赞歌。至此《红岩》故事从人际传播跨越到了组织传播的行列。在经历了小说《红岩》的广泛传播后,不断得到其他媒介的青睐,舞台剧、电影、话剧……,1962年青岛话剧团推出它的话剧文本,与此同时,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推出《红岩》的连环画版本出版发行,不久《红岩》的歌剧版本出现,空政文工团的歌剧《江姐》于1964年9月4日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观众反映强烈……鉴于《红岩》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电影制片厂也把《红岩》搬上银幕,在全国放映并引起强烈的反响。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各种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人们个体意识的觉醒, 《红岩》再次登上历史舞台。在小说《红岩》出版量不断刷新的同时,各种版本的《红岩》出现在了人们面前。1991年为了庆祝建党70周年,空政文工团第四次排演歌剧《江姐》,在北京、沈阳、武汉等地演出近百场,再度掀起“《江姐》热”。2000年6月《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进京30多天演出59场,场场爆满。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红岩》的电视剧本开始出现,电视剧《红岩》在各大电视台热播。随着新的传播方式的出现,《红岩》电子书以及网络版本,还有动漫文本的《红岩》也逐步映入我们的眼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传播,《红岩》故事已经由最初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跨入了社会化的大众传播行列。它和众多的红色经典一样,在传播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赋予了它不同的历史使命和传播特色。
　　二、创作目的的转变
　　《红岩》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华民族沉重的苦难和危机,加上中国传统文人家国一体的思想,使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文人始终无法摆脱民族政治的命运,无法获得文人所应有的那种轻松和洒脱。外来的个体主义启蒙思想由于没有一定的经济文化作后盾,愈益失落了它本有的光亮……文学发展的趋势不得不向着带有某些传统标记的方向回归,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看到了希望,文人的政治终极关怀也使得多数文人与国家的文艺政策靠拢,同时,国家政治体制急需从思想入手,唤起民众对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热情。而在当时传播媒介匮乏的情况下,文学无疑是最佳的选择。于是,一批以革命事业、阶级斗争为主题,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红色经典”应运而生。在具体创作过程中,“红色作家们”首要追求的“文学是政治的”,然后才考虑审美。“红色经典”文本充斥着过多的政治符码,在小说《红岩》中,我们看到共产党员是正义的,是充满着人间真情的,是大义凌然的,而国民党反动派是那样的凶残,那样的不择手段,卑劣至极。好人和坏人有着明确的界限,国民党是以丑恶的嘴脸视人,因此,文学作品是特定时代文学政治一体化的产物。
　　进入90年代中后期,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网络及计算机服务、旅游、教育等各个领域迅速发展,多元化,市场化的传播成为了最为宽泛的概念,各种媒介产业化以势不可挡之势迅猛发展起来,其中,文学艺术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原创地,对具有原创意义或原创价值的文学艺术的逐步产业化开发成为了众多人的关注对象,此时,红色经典变成了广大观众的文化消费对象。
　　由《红岩》改编的一系列电视剧,人物不再是只为革命、不为个人的高大全形象,故事开始追求人性化,全面、多角度地阐释人物角色,以满足广大受众的收视期待。1999年有三部取材于红岩英烈故事的电视连续剧摄制完成。一部是由中央电视台摄制的二十集纪实电视连续剧《红岩魂》,另外一部是八集电视连续剧《小萝卜头》,还有上海东方电视台、重庆电视台和北京文化艺术音像出版社联合录制的十五集电视连续剧《红岩》。在这三部电视连续剧中,《小萝卜头》是以渣滓洞监狱最小的烈士宋振中的故事为叙事重点,以一个孩子为视点展现集中营的生活和斗争,刻画英雄形象,它充分运用了个人的视角去看待革命。电视连续剧《红岩》中江姐虽然是着力刻画的女英雄形象,电视连续剧的创作者力图改变以往江姐形象过于英雄化和神化的塑造模式,意在展现江姐作为活生生的个体所具有的丰富情感。为此,剧中有意识地加入了三场江姐和儿子云儿在一起的戏,其中两场都是江姐坐在熟睡的孩子身边织毛线帽子,一场是江姐教孩子唱歌。在监狱里有一个很短的闪回镜头,导演希望借此表现江姐的母性和柔情。再比如表现江姐和丈夫的夫妻之爱时,设计了一个围巾作为道具,以体现他们夫妻之间在艰难险恶的环境中的相互体贴和关心,这些情节满足了广大受众的人文关怀和人物性格多元化的期待。
　　三、传播形式的转变
　　小说《红岩》不仅提供了历史依据,还起着对主流文化的引导作用。小说中的江姐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英雄个体,而是变成一个符号,在人们心目中共产党就是江姐那样的人物,英勇、善良……创作的目的不单纯是要讲述动人心魄的英雄故事,还要告诉人们革命成功来之不易。然而,在一些改编剧中,特别是20世纪以来,在以解构为特征的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英雄人性化、平民化展现,满足当下消费者的心理。以小说《红岩》为原型的各类影视作品频繁出现,同时,卡通漫画、游戏也琳琅满目。红色经典也成为人们消费领域的商品之一。红色经典走向商业化、大众化,文学红色经典制作的集体化走向影像红色经典制作的个人化;文学红色经典的精神享受走向影像红色经典的娱乐消费;文化红色经典印刷传播的单一化走向影像红色经典电子传播的多元化。
　　四、传播过程中接收者与传播者角色的转变
　　《红岩》的传播是由人际传播发展到组织传播,再到大众化传播的一个逐步扩大化的传播过程,媒介的参与越来越丰富,与此同时,传者与受者也有着不同的变奏。
　　《红岩》故事在未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传者首先是罗广斌,杨益言,然后是听过他们报告的那些人,受者也是没有形成规模的一小群人。整个传播过程是个体性的。但伴随着中央协助创作小说起,传播的性质发生了改变,传播的主体变成了国家,受众是亿万中国人民,文化传播成为了政治传播的载体,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成为了一个个政治符号,使得个体经验转变成了社会的公共经验。
　　新时期,伴随着主体意识的觉醒,红色经典传播中的受者与传者发生了新的变化。受众是自由的接收者,他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接收方式;传者同样可以依据自己的创作诉求传播自己的理念,如现在电视业发展迅速,频道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竞争日益激烈,电视媒体工作者在运用“红色元素”时想尽一切办法包装策划节目,以实现观众与媒体的共赢,而作为观众,手里掌控着遥控器,可以随意选择。总体而言,此时期的传播是相对自主的,是一个主体性得以凸显的过程。
　　红色经典在历经半个多世纪的传播过程中,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特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它的传播主题、目的以及传播效果不同,被打上了一定的时代烙印。■
　　参考文献
　　 ①[英]迈克?费瑟斯通、刘精明译: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②宝宝,《红色经典再度走红的内在机缘》[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0.(2)
　　③丁亚平:《1897―2001百年中国电影理论文选(下)》[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5.4
　　④陈晓云:《作为文化的影像――中国当代电影文化阐释》[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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