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表达机制对传统媒体的影响】网络对传统媒体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02-24 来源: 日记大全 点击: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天涯社区、《南方周末》、《社会能见度》对“杨元元事件”的解读,认为网络舆论表达依托网络的工具属性,通过网民的归因偏差和侦探推理式的校正机制,形成通过弱化感性提升理性而得到的社区意见气候,启发传统媒体要敢于质疑、多方采访、反复求证,杜绝为升华立意而牺牲新闻真实性。
  【关键词】网络舆论 网络校正机制 传统媒体
  
   网络的迅猛发展促使公众的参与意识逐渐被唤醒,过去学界大多将研究重点放在对网络舆论的引导上,探索网络舆论动态调控模式和社会调控模式①,提出从“公益关怀”的角度对表达自由限制②。事实上,网络公众的自由表达正潜移默化地影响传统媒体的报道,公众通过从不同角度的分析和讨论,遏止一些媒体因固有的价值观、记者职业操守、商业利益等外在干扰造成的信息不平衡、报道偏颇等问题,从而监督传统媒体。
  美国学者霍华德?瑞恩高德认为网络中相当多的人展开长时期的讨论而出现的一种社会聚合,他们之间具有充分的人情(human feeling),并在电脑空间里形成了人际关系网络③。尽管网络表达存在一些虚假、诽谤、谩骂等不理智现象,但正如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书中就提到的“(坏的书)对一个谨慎而明智的人来说,在很多方面都可以帮助他善于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④可见,人们可以在参差不齐的观点和信息中进行发现、驳斥、预防和解释。
  本文以“杨元元事件”为例,结合“天涯社区”中网民对此事件的看法,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比《南方周末》和凤凰卫视《社会能见度》对“杨元元事件”的报道,探讨网络言论的矫正机制如何影响传统媒体的新闻报道。
  天涯社区、《社会能见度》和《南方周末》对“杨元元事件”的不同解读
  “杨元元事件”源于2009年12月7日“天涯社区”发出的题为《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硕士女研究生真正死因》的帖子,此帖一出绝大多数网友支持杨家,痛斥校方的不人道,从名为“神探_狄怀英”网友第一个发出质疑杨家的声音后,长达382页的回帖也渐渐脱离单纯的指责和愤怒,转而从各个角度分析“杨元元事件”,网络中展开了一场辩论,各方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依据展开了细节举证,焦点集中于“杨家是否如描述一样贫困,是否有所隐瞒或故意夸大”。网民们认为杨家是以贫困为幌子博取同情,杨元元自杀的主要原因是杨母和杨顺顺不顾杨元元负荷沉重,疏于关心,造成杨元元心理承受能力差,而海事大学负有处理不当的责任。
  2009年12月16日,《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发表一篇题为《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报道,该报道用较大篇幅介绍杨元元的不幸遭遇,以此铺垫展开杨元元自杀始末。《南》的报道立场倾向于同情杨家的遭遇,并上升到教育制度和大学生就业、社会公平等问题,认为这是社会的悲剧。12月17日天涯社区转载了此报道,部分网民表示《南》的报道“一味煽情,不顾事实。”网民对《南》“不顾事实”的指责集中在两点――杨母并非生活无着落、武大并没有让杨母住在宿舍,网民认为这两个新闻背景的忽略直接误导大众。
  凤凰卫视12月31日《社会能见度》(以下简称《社》)也播出《沉重的翅膀――女研究生杨元元之死》的节目,《社》在采访过程中围绕着“家境到底如何?”和“为什么一直要跟女儿同住”两个网络质疑焦点采访了杨母,尽管也没有对新闻背景展开调查,但从节目结尾可以看出,《社》的报道立场倾向于认为杨元元自杀,其家庭和自己要负主要责任,校方责任交给法律取证,同时应该重新审视大学对学生的心理教育。
  网络表达机制促使传统媒体改变报道方式
  “杨元元事件”的原帖以“杨家生活贫困、携母上学――武汉大学为杨母提供宿舍――海事大学不提供宿舍并驱赶杨母――杨元元不堪忍受而自杀”的结构框架将此事件塑造成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带来的社会悲剧,误导了不少公众甚至媒体。而在网络社区抽丝剥茧式的讨论中,新闻背后的故事终于浮现出来。这给传统媒体的采写理念和价值输出以重要启示:
  1、网络表达机制对新闻采访的影响
  网络上对于社会事件的讨论可以被看作是网民归因的心理过程和外在表现。归因是指根据有关的外部信息、线索判断人的内在状态,或依据外在行为表现推测行为原因的过程。在归因过程中经常出现一贯的错误和偏见,主要来源于认知过程本身固有的局限、人们的动机和认知因素两者的结果⑤。一方面,网络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阻隔,网络中的各种信息和观点折射出不同人的文化背景、人口学特征、传统习俗、教育程度,这些因素又导致人们归因偏差,这就为网络信息表达、观点碰撞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网络言论属于开放程度较高的文本类型,根据艾寇的看法,一个开放的文本是指它的话语并未将解读者限制在特定的意义或诠释上,薛雷辛格等人也认为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描述也会导致另一种观点的产生⑥。第三,网络的平等性和自媒体性,使得网络社区中的网民可以自由发表观点、传播信息,正如弥尔顿所说,真理是通过各种观点、意见和思想的公开辩论和自由竞争获得的……从长远看,真理一定能够通过自我修正过程战胜谬误。这三方面促使网络社区表达成为现实。
  这种表达是一种群体的自发行为,它是横向的、非强制性的、不依循制度化的工作流程⑦,表达有两种方式:一是网友以强有力的证据直接指出,二是以差异化的信息披露来相互纠正补充,如从已有的新闻报道、博文、帖文等获取相关信息作为证据,这种“侦探推理”式的表达有以下特点:
  (1)敢于想象,敢于质疑;
  (2)不用主观意见来判断,核查细节,收集证据;
  (3)面面俱到,层层递进,通力合作。
  图1 争议性事件中网络社区整体意见气候形成模式图
  图1是争议性事件中网络社区意见气候形成模式图。言论不平衡往往是由于多数观点相背产生的,“异样”声音往往来源于大胆想象,之后社区里形成各种派别,从该想象的不同角度寻找证据,进行推理和论辩。在社区的场域中,有多股表达机制同时进行,当第一个质疑出来后,经过几番辩论,其他处于不明真相、静观其变的网友便以“较佳的论证”决定立场。
  彭兰教授认为,在网络社区的环境里,个别意见与态度的形成,是在互动等因素作用下的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社区的整体意见气候是各种个体的既有态度倾向在复杂的社区互动催化下的一个“化学过程”⑧。所以,尽管以“较佳的论证”作为判断标准,但个人可能受到其他网友的影响,强化、弱化或扭转自己的判断,所以社区的整体意见气候的形成是一个循环过程。
  “杨元元事件”之所以导致网友态度的转变,正是由于网友“神探_狄怀英”第一个发出质疑杨家的声音,促使更多的网友秉着支持或质疑的态度进行细节的核查,并根据自身经验和判断列举支持或质疑的证据,这些证据在网络社区的场域中相互表达和辩论,这种辩论表达过程类似于哈贝马斯提出的“理想的言说情境”:第一,任何人都可自由参与对话;第二,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对别人的论点加以质疑,并表达自己的需求;第三、每一个人既不刻意欺骗别人,也不受外在的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影响;第四、对话的进行只在意谁能提出“较好的论证”,我们应该理性地接受这些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不是任何别的外在考虑⑨。不可否认,网络里充斥着各种不理智的声音,但是“较佳的论证”的判断标准实际上是屏蔽现实生活中影响判断的权力、地位、传统等外在因素,简化为以逻辑推理的合理性作为判断的重要标准。
  2、网络表达自由使媒体更重视把关的作用
  从“杨元元事件”可以看出,由于质疑的力量使社会舆论从感性走向了理性。当辩论双方诉诸语言符号来辩论时,把情绪和思想通过敲打键盘变成文字的过程本身就起到了使非理性向理性转变至少是缓和的“镇静作用”⑩。从这个角度来说,网络更显工具属性,它更容易撇开人情世故去探求事实。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身份角色较为复杂,传统媒体不仅具有工具属性,它还要承担着社会责任,即通过将偏离社会规范和公共道德的行为公诸于世,能够唤起普遍的社会谴责,将违反者置于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从而起到强制遵守社会规范的作用⑾,所以传统媒体的把关显得尤为重要。公众希望看到真实的信息以及其背后的意义,以牺牲信息真实性的立意升华是对公众的不负责,是媒体缺乏真正的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结 语
  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本质上是传媒的选择力,也即是媒体的议程设置。媒体选择性地告诉大众世界的面貌,媒体如何取景除了受偏见、压力等因素影响,也跟其如何观察社会密切相关,学者们将这种现象称作“框架”,“它们能够使受众对有关社会属性的信息进行‘定位、观察、确认和贴标签。’”⑿框架的确立赋予了新闻文本以感情色彩,基于不同感情和态度,重新组合新闻内容以及表现形式,以更好地强化新闻倾向,有时候为迎合“框架”需要忽略某些信息或其他合理化因素。
  网络的出现使媒体的“框架”设置受到挑战,被忽略或掩盖的信息在网络上不胫而走,同时在网络中对信息追寻的零成本也使得网民们用“看热闹”的心态分析和评论。在网络社区里,“零框架”传播像侦探一样敢于质疑、多方采访、反复求证。起源于英国记者罗伯特?菲斯克的“Fisking”一词正说明了这种现象,它意指在博客日志中逐字逐句地批驳一篇新闻报道,从而感受到揪住公众人物小辫子和监督主流媒体的快感⒀。网络社区对于争议事件的探求正是基于网民们满足自我的心理需求,加之网络的表达机制,公众对传统媒体的“框架”设置并不买账,企图挑战主流“框架”并乐此不疲地用理性思维加以辩驳。
  因此,传统媒体必须要改变采访方式和理念,这其实是给媒体“议程设置”功能提出新的挑战――如何既履行核实把关的责任,又在传播真实信息的基础上输出积极的价值观。■
  参考文献
   ①闫丽,《我国网络舆论调控模式初探》,暨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②王峰:《表达自由及其界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③⑧彭兰:《网络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2页
  ④弥尔顿 著,吴之椿 译:《论出版自由》,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20页
  ⑤金盛华:《社会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2005年,第137页
  ⑥丹尼斯?麦奎尔 著,崔保国、李琨 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298页
  ⑦刘津:《博客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
  ⑨⑩李玲梅:《网络交往与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四川大学,2006年
  ⑾郭庆光:《传播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⑿塞伦?麦克莱著,曾静平译:《传媒社会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⒀胡泳:《众声喧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版
  (作者: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09传播学专业)
  责编:姚少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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