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奖_范长江的新闻魅力

发布时间:2020-02-24 来源: 日记大全 点击:

  [摘要]范长江是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被称为记者的楷模。本文分析了他深厚的文字功底、敏锐的新闻洞察力、对待新闻的客观性和团结人的精神。希望以他对祖国、人民和自己的事业的热情,对新闻和历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鼓励现在的新闻工作者能继续奋斗。
  [关键词]范长江 记者 品质
  
  范长江,被称为记者的楷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范长江新闻奖”是中国优秀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最高奖。人们对范长江的了解是从他在《大公报》上发表西北通讯开始的,他的报道揭露了西北地方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文化落后、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状况。“西安事变”后他又进入西安进行客观深入的报道。他在西北地区的采访和报道奠定了他在中国新闻界的先锋地位。在以后的新闻生涯中,范长江怀抱他的理想和抱负,为中国的新闻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作为一名资深的新闻记者和新闻工作的领导者,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出值得每一位新闻记者学习的能力和品质。
  
  一、深厚的文字功底
  
  新闻记者是用他的笔头子来折服读者的,好的记者要有较深的文字功底,这不仅是客观地描述新闻事实的要求,也是一个记者赢得读者的基本条件。范长江以写通讯见长,有着很深厚的文字功底,据说他三言两语就能勾勒出一副漫画人像,形神兼备,趣味横生。
  当时的中国社会正是大转型时期,民生凋敝,军阀割据,外有强敌入侵,国内战乱丛生,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缺乏描绘性的笔触是无法反映真实现状的。当然,这与范长江自身丰富的生活阅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分不开的。正是因为他的稿子受到大家的好评,才应约加入《大公报》,正式开始了他的新间道路。
  
  二、敏锐的新闻洞察力
  
  客观的报道是记者报道新闻的一个首要原则,然而仅仅遵守这一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客观的新闻报道只能反映出新闻事实的表象,不能深入挖掘新闻背后的原因、内幕等,更无法对社会发展,形势变化做出预测,不能给读者提供他们想要的信息,就不能说是一个成功的记者。而范长江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有自己深刻的见解,以及敏锐的新闻洞察力。这可以从他对西北地区的关注和考察中看出。
  早在北大学习的时候,范长江就意识到西北地区在未来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从那时起他就细致地研究了西北的地理、历史、政治、军事、宗教、民族、物产等问题。据说当时他在宿舍的墙上挂满了西北地区的地图,经常研读。
  正因为对当时社会状况及形势的正确分析,范长江放弃了在上海的优越生活,赴西北进行旅行采访,向当时广大的民众揭示了中国西北角的真实现状。范长江在通讯中写到:日本侵略势力正在不断地深入扩张,目的是彻底消灭中国。然而,目前西北各民族间关系紧张,矛盾很深,比如藏人本多粮,然却坐视汉人成千成百地饿死而不卖与粮草;反省目前民族关系的紧张,亟应迅速改革不合理的民族政策。大西北是中国的后方,但目前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农事驰废,鸦片烟祸遍及一般民众,在高利贷和各种赋税的重压下,民众苦不堪言,逃亡者甚众,如此现状实难以担负抗战后方基地的重任。范长江正是看到了中国当时的这种危机,感到作为一名记者有责任把它报道出来,他深深地希望社会各界为改造和发展中国的西北角献策出力。
  
  三、对待新闻的客观性
  
  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范长江在国民党中央政校曾零星接触到一些材料,还曾在1943年利用关系去了一趟南昌,秘密地阅读了一些材料,虽然没有从思想和中共一致,但是,范长江对中共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在抗战的大局上,国共两党要有平等地位,国民党要停止“剿匪”和内战,与共产党共商抗日大计。出于这种看法,他在当时公开出版的报纸书籍中,第一个在文章中称“红军”而不称“共匪”,并透露出红军是“北上抗日”,而不是“流寇”,毛泽东的中央红军还有“好几万人”等等。
  当时范长江并没有能够直接进入红军,而只是向红军经过地区的乡民和能提供情况的有关方面了解红军的消息,并据此报道红军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范长江主要凭个人的素质和水平,尽可能地站在时局的高度上,客观公正地反映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一些情况,并希望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共产党和红军。1935年春,正当他准备经上海,沿长江入川,然后赴西北旅行采访时,红军的主力到达四川西部,北上抗日的行动得到证实。于是,范长江酝酿很久的考察西北和了解红军这两件事就如此意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地结合了。周恩来第一次见到范长江时就称赞了他对红军动向的预见。范长江的预测和分析之所以能言中,主要是因为他对西北全局都有透彻和全面的把握。虽然当时赴西北的记者并不只有范长江一人,但其写的《中国的西北角》影响却是最大。
  
  四、思想上的巨大转变
  
  范长江原本在1927年加入了国民党,但他在和红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和了解中,渐渐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了一定的倾向性,但在1937年访问延安之前还没有透彻的认识。据范长江自己说,正是在1937年2月访问延安并与毛泽东进行了彻夜长谈,促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也使他长达十年的思想疑云豁然开朗。在延安的采访中,毛泽东深入浅出地为范长江讲解了当时的基本路线和方针,阐述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抗战时期,阶级矛盾要服从历史矛盾等问题,把范长江十年来摸索但却没有找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
  之后,范长江赶回上海,立即写出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公开披露了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积极态度和做法,并正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这篇文章在《大公报》上刊出后成为特大新闻,文章发表当天刚好赶上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召开,文中的观点与蒋介石在会上做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完全不同,致使蒋介石大发雷霆。在《大公报》任职期间,范长江利用他个人和《大公报》的影响力大力宣传中共的政策和主张。
  1938年8月前后,范长江离开了《大公报》,萌生了去中共工作的念头,但中共的领导劝服他留在大后方继续从事新闻方面的工作。此后,范长江专心从事中国新闻青年记者学会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在他的领导下,“青记”迅速地发展起来。他也于1939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1年,范长江受党的指派,赴香港创办《华商报》,作为党的对海外宣传的舆论机关。1941年底,由于日本攻占香港,范长江撤回内地,辗转进入苏北新四军,开始直接从事党的新闻工作,先后主持了《新华报》和新华社华中分社的工作。1946年任南京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解放后,范长江接管负责新闻出版和广播电台的工作,并创办《人民日报》。先后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从范长江的辗转奔波和受命任职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他是新闻界少有的全才,而且可以看到他为中国的解放和新闻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
  
  五、出色的团结工作
  
  据冯英子回忆,范长江非常注意对年轻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培养。那时范长江不仅租了房子帮助外地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解决住宿困难,为他们安排出路,介绍工作,而且经常帮助大家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有时候外地的朋友寄信过来,范长江从来信中看出他们的困境时,会马上寄钱过去,冯英子记得自己就帮他办过好几件这样的事。当时范长江虽然有着不菲的工资和稿费,但是大部分都帮了一些穷朋友。
  “青记”那时经常进行座谈会,讨论会这样的活动,要招待来自各地的新闻记者,范长江一再告诉工作人员,不仅要招待进步报纸的记者,也要招待落后报纸的记者,那时由于各个报纸的立场不同,记者之间经常是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在范长江的努力下,这种情形逐渐被打破,《新华日报》的记者和《扫荡报》的记者能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了。范长江的这种团结人的精神,不仅鼓舞着自己阵营中的人前进,而且也感动了不同阵营中的人,以至在后来“青记”遇到政治压力时,有不同阵营的人给范长江通风报信送来特务机关拟订的黑名单。
  范长江对祖国、人民和自己的事业始终充满着热情,对新闻和历史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他的精神正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新闻工作者继续奋斗。
  
  责编:周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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