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一直人口众多,等|中国人口众多

　　为什么中国一直人口众多 　　 文/林毅夫 　　 　　不同地区人口密度的差异主要与不同地区的养人成本有关。养人成本越低的地方,通常人口密度就越高。中国的地理特征是西部高东部低,西部地区最高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到东部沿海地区海拔则在几百米以下。在中国这种适合种植水稻的地区,同样的面积里粮食产量较多,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来计算,养人成本较低,养人数量较多,人口密度就会较高。欧洲适合种植小麦和发展畜牧业,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较低,以粮食作为计价单位计算,养人成本较高,单位面积所能供养的人数就较少。
　　为什么中国人口到明朝以后突然急剧膨胀,从几千万快速膨胀到三四亿？原因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和甘薯两种新农作物引入中国。它们的单产都低于水稻,但甘薯几乎在任何地区都能生长,原来不能生产粮食的地区也能生产甘薯,这相当于一种技术变迁。粮食供给增加,价格下降,人的生存成本随之下降,人口就一直不断增长下去。
　　 （摘自《北方人 》 2010年第7期）
　　
　　“游街示众”震慑谁？
　　文/沈彬
　　
　　7月14日，湖南省娄底市一场公捕公判大会在华菱涟钢集团的足球场召开。会上对偷盗生产物资的32名犯罪嫌疑人执行逮捕，对20名犯罪分子进行宣判。6000多名群众围观了这场大会，当地媒体配发了多幅照片。
　　我国刑法规定执行死刑不应示众。但在随后的严打中，这一条法律就被践踏，经常在市内繁华地段先游街示众，后枪毙。1984年甚至引起美国的《新闻周刊》的关注，当时宣传部门和司法部门联合下文强调各地务必遵守刑诉法的有关规定，不得游街示众。
　　让人遗憾的是，在1996年修订后的新《刑事诉讼法》里，没有规定不准示众（除了死刑犯），至此，对各种罪犯、嫌犯的示众再也不受1988年通知的约束。
　　执法者认为，在广场“示众”，有着“剧场效果”，或可称为震慑犯罪分子。如果游街示众真有那么好的效果，咋不见腐败官员被游街示众？
　　 （摘自《重庆时报》2010. 7. 21）
　　
　　实现正义不能靠围观
　　文/西门观雨
　　
　　“有本事你去告，我爸是李刚。”李启铭肇事之后撂出的这句底气十足的嚣张之言，再次描绘了强权附体或护佑下人性的极度扭曲张扬，也再次激起了公众舆论的义愤。
　　只是这样的场景实在是太过熟悉。这种公众围观下的正义，折射了时代的进步，体现了舆论监督的强大威力，的确让人欣慰。但这种靠公众围观来保证的正义实现，却让人难以踏实。
　　一个社会的正义最大概率和最普遍的实现途径，最终只能依靠公正的司法。当人们更愿意相信借助公众的围观才能实现正义时，该羞愧的是我们的司法，而公众对每一起案件的围观，也应该超越案件本身，关注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的制度性弊端，不懈怠地推动司法制度的进步和完善。
　　（摘自《齐鲁晚报》2010.10.22）
　　
　　小学语文教材≠政治手册
　　文/王学进
　　
　　《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一书对目前使用最广的小学语文教材中涉及母亲与母爱的文章进行了点评，认为存在“四大缺失”，分别是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
　　中小学教育制度下，任何一门课的教材都会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政治教育的意义，即通过每门教材使中小学生形成共产主义的价值观。此乃教材编写的一大原则。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保证入选的篇目数量。但要找如此之多的经典文本谈何容易，于是只能靠编撰与虚构（如《陈毅探母》），或者来个滥竽充数，将一些非经典的描述领袖和英雄人物事迹的文章也选入。
　　现在的问题是，小学语文教材承载的“道”太宏大、太高尚、太沉重了，只怕小学生承受不起。试想，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大字不识几个，就要教育他们发扬小红军舍己为人的高尚品德，是不是有些强人所难？还不如教会他们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小公民、文明人。
　　（摘自《中国青年报》201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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