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做一个好公民 [程琳:我愿做世界公民]

　　“小螺号滴滴滴吹,海鸥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浪花听了笑微微。小螺号滴滴滴吹,声声唤醒归罗。小螺号滴滴滴吹,阿爸听了快快回罗……”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您,再听到这首熟悉的,伴随着童年成长的童谣,会不会泪流满面?这是程琳在年仅13岁时,在中国内地首次用纯正的流行唱法演绎的《小螺号》。从此之后,便为内地流行音乐打开了一扇门,成为内地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流行歌星,而被无数歌迷疯狂追捧。
　　而数年后,她再度引领风潮,以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信天游》宣告了内地歌坛“西北风”时代的到来。
　　
　　飞到笼子以外的世界看一看
　　在采访程琳之前,我问过身边的80后朋友,你们知道程琳吗?“程琳?听着耳熟。”“不太清楚。”“有点印象。”“好像――唱过《信天游》。”对于80后的年轻人来说,程琳这个名字似乎已经淡出娱乐视线多年了。因为她离开中国乐坛的时候,年龄最大的一批80后也仅仅只有10岁。
　　1990年程琳毅然选择了出国深造。而就在前一年,程琳与姜文共同主演的电影《本命年》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可以说,程琳选择出国的时期,正好是她的音乐、影视事业处于巅峰的时候。我不禁纳闷了,为何要在如此辉煌的时候淡出中国乐坛?“我13岁的时候基本上在中国就已经家喻户晓了,大家对我的关注度太高。当然,我喜欢出名。但出了名之后如何好好地把握自己,对我来讲是一个难题。成熟了以后出名是有好处的,可以用这个名气去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但像我当时年龄只有20多岁,就很有可能把握不好。”程琳笑着对我说,“最主要的是,我愿意像小鸟一样,飞到笼子以外的世界看一看。”
　　“出国之前我就在想,我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自由自在地飞翔。澳大利亚就是我的第一站。”程琳拿出她初到澳洲时拍的照片给我看,照片里的她,一袭红色连衣裙加上飘逸的长发,如同所有20多岁的女孩子一样,她的眼神清澈透明,闪烁着希望,像个没有长大的娃娃。“很早就听朋友说,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等我到了之后发现果真如此。而且,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社会保障建设非常完善的国家,那里人与人之间尊重信任,文明程度很高。在澳大利亚的3年中,我学会了平和地为人处事,可以说这是我成熟的第一站。”
　　程琳随后拿出了一张在法国卢浮宫前拍的照片给我看,在这张照片中,程琳脱去了稚气,她的眼中闪现更多的是自信。“在澳大利亚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在音乐方面还不够开放。所以我决定去法国。”程琳告诉我,法国就是一个梦的国度。“在法国的这半年,我几乎是天天都跟艺术家在一起,我们泡在博物馆、音乐厅里。法国不仅是一浪漫气氛浓郁的国家,而且非常注重艺术。毫不夸张地说,在法国空气里飘着是音乐,每个人都很有艺术细胞。当然,这跟法国丰富的文化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我跟一个叫雅尔的法国音乐家有过合作,演出结束后,法国的一个部长在后台足足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才出现。在此之前,在我的意识里,一般是演员演出完等着首长的接见,而在法国正好相反,所以当时我非常震惊。法国是艺术家留下来的财富,我希望中国能有一天,对于艺术家的创作,也能给予充分的尊重。”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的英文已经有基础了,但是法文完全不懂,于是在法国生活了半年之后我又干脆去了美国。”程琳在一堆相片中搜寻她初到美国时的留影。“美国的流行音乐非常地开明,所以我在美国一住就是5年。这5年里,我一边在加州大学继续我的学业,一边结识了电影界、音乐界的很多朋友。这张是我和迈克尔?杰克逊制作人的合影。”程琳拿出一张保存得比较完好的相片给我看,照片里这个美丽的东方女子,嘴角上挂着无比坚定的笑容。
　　“人在什么时候都有迷茫,即便是现在我都时常迷茫。当时和所有的留学生一样,我会想家,会在生活方面不适应。我知道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有的人也许很快就适应了,但有的人需要长时间地摸索,好在我有了澳大利亚和法国的经历,所以我很快也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当我孤独、想家、迷茫、有想放弃回国的念头的时候,幸好我有很多的朋友和音乐,而音乐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美国的时候,我跟唱诗班的小孩一起唱歌,我的信念就是:苦难,挑战,之后成就梦想。
　　
　　《比金更重》与《世界公民》
　　我问程琳,在国外的这些年里,有没有新的作品问世?“我一直都没有放弃音乐,”程琳告诉我,“在美国我认识很多音乐人,有一个朋友,至今为止我们相识已经有20年了。我从小就拉二胡,二胡是很中国风的乐器,声音哀怨婉转低沉,非常有感染力,一听这个声音,很多人就会被触动。最初她听到我拉的二胡,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之后她便爱上了这个乐器,但她一直都以为我只拉二胡,不知道我是个歌手。后来因为我去参加演出,一个中国人认出我了,她才知道,原来我在中国这么有影响。”
　　“1998年世界杯那首歌就是她写的。”程琳告诉我,她当时并没有想到,她事业的一个新高峰即将出现了。“她问我,你愿意给瑞奇?马丁拉一首歌吗?我说不愿意,因为我那个时候并不知道瑞奇?马丁是谁。直到瑞奇演唱完98年世界杯主题曲后,才开始喜欢上他,我就提议合作一首歌。于是就诞生了《比金更重》。瑞奇携全家来到中国与我会合。虽然不幸的是我们的作品‘难产’,两三年都没有问世。但是这个作品有很多的意义,什么比金更重?瑞奇来到中国,不是为了赚钱,反而收养了一个中国孤儿。这对于他、对于我来说,都是比歌曲名列排行榜首、获奖更重要得多。”
　　2010年4月,程琳应美国好莱坞音乐制作人Spencer Proffer的邀请代表中国,身赴美国洛杉矶录制一首以“世界地球村”为主题的公益型歌曲《世界公民》,要知道,这首歌是欲再创经典、比肩迈克尔?杰克逊的《we are the world》。
　　“《世界公民》这首歌,是我与五个国家的音乐人共同合作的。乐队是美国新生代摇滚乐队,其他成员分别从印度、阿尔及利亚、非洲来的音乐家,我们用5种语言。第一次在好莱坞拍摄时,用航拍在好莱坞的一个圆形建筑,所有的最知名的音乐都是在那录制的。杰克逊在那录制,麦当娜在那录制,披头士在那录制。”程琳打开电脑,给我看了那段视频,程琳一身红黑道儿的休闲装,长发在风中随着音乐飘摆,程琳手持一把二胡,随着音乐如痴如醉。“二胡演奏是我强硬要求加入的,因为从美国制作人考虑,清一色西洋乐器中独秀二胡,可能会使整体效果听起来不和谐,但拗不过我的坚持,最后一看效果,完全出乎制作人的预料。”
　　“这首歌的意义在于表达世界人民是一家,我们不应该有歧视,不应该有民族仇恨,不应该以文化宗教的背景,把人分成不同的阶层。我们这首歌一经推出,在全世界的发行非常畅销。”程琳说。
　　
　　用音乐来传播爱
　　与祖国阔别了6年之后的程琳,还是选择了回国。“为什么回国?很多人都问了我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是我的家啊,我觉得人年轻的时候无论去哪里,到了最后还是要回到家里。虽然我觉得世界是一家,但是我妈妈在中国,我要照顾她,我的观众在这,我要回来唱歌。”程琳还表示,这些年虽然主要呆在中国,但还是会时不时地去趟美国、法国给自己充一充电。
　　“我现在录制新歌的时候,还翻唱老歌。回到国内后,我分别录制了一张专辑叫《回家》,另一张叫《梦红楼》,黄先生是我的制作人。此外做了一个二胡的专辑,和三张儿童公益歌曲专辑。”谈到儿童歌曲,程琳告诉我说,她现在是一个国际学校的音乐指导。“我在做儿童教育,组织编写新的儿童音乐的教材。这些教科书里我会添加新的儿童歌曲,不会再有《小螺号》这样已经过时了的儿歌。”
　　程琳拿出那三张儿童公益歌曲专辑递给我。“我并不关注排行榜,我关注的是,孩子们的教育,这些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说过,一百年之后,物质的世界也许不会存在,但如果你在孩子的心里种上一颗爱的种子,这颗种子就会一直发芽,再传给别人。所以儿童的教育一直都是我关注的焦点。这就是我做音乐的宗旨。因为音乐是灵魂的台阶,音乐是一个最有力量的传播爱、传播思想的途径。它是灵性的。音乐可以使我们感受到爱,只有爱的音乐才能传下来。如果我们能用音乐来传播爱,传播对社会有积极作用的思想,那么这个音乐就是有意义的,而我作为一个音乐人也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可以唱我们的痛,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生长在阳光下,这个世间有很多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幸。记得我和崔健合作过一首歌叫《迷失的季节》,他就唱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迷失的人,他们在困境中出不来,也许会越陷越深,而这些人,需要有人能够体会他们的痛苦。”
　　做这些公益事业,唱这些公益歌曲,就真的完全不看回报么?就真的超脱成一个无欲无求的音乐人了么?我问程琳。“当然不是,我需要回报,”程琳对我说,“一只小鸟需要两只翅膀飞翔,一只是物质,一只是精神。物质和精神要并驾齐驱才能飞得高,社会是这样,家庭是这样,一个人的成长也是这样。人没有了精神需求就是行尸走肉,而人只有精神没有物质保障,也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说到回报,我要回报不是眼前的回报,我们的回报是这个孩子成长了,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这个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
　　编辑/任 涓woshirenjua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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