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情绪调节：基于社会文化与神经科学的考量_神经科学专业

　　摘要　情绪调节的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有意情绪调节，而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自动情绪调节却较少受到关注。与自动加工类似，自动情绪调节无需意识努力、注意分配及有意控制，使个体在闽下知觉中自动有效地调节情绪，根据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前或之后分为先行聚焦自动情绪调节和反应聚焦自动情绪调节，前者会产生相对适应良性后果，后者则会产生相对适应不良后果，来自神经科学的证据显示两者存在不同的神经基础，这与社会文化考量相一致。社会文化对塑造自动情绪调节起着重要作用，情绪调节的自动认知加工在不断重复的社会文化实践和规范中内化而成。
　　关键词　自动情绪调节；文化；神经科学；先行聚焦自动情绪调节；反应聚焦自动情绪调节
　　分类号B842.6
　　
　　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ER)是指个体对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Gross，2002)。大多数先前研究都聚焦于有意情绪调节(deliberateemotion regulation)，而忽视情绪调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自动情绪调节(automatic emotion regulation，AER)。纵观行为学研究文献，自动情绪调节在日常生活中很普遍，且对个体的情绪有着深远的影响。超量学习习惯(指学习或熟记到能立即回忆起的程度)、儿童期习得的调节策略、社会文化规范等都能产生自动调节加工，自动情绪调节已经蔓延到个体生活的方方面面(Adams&Markus，2004)。例如，在儿童早期社会化过程中，习得“愤怒是破坏性的”、“大声讲话是粗鲁的”等情绪反应，从而在社会规范并未进入意识层面时自动减少这些情绪，或者当个体在极度愤怒或极度悲伤时，大多基于潜在内化的社会文化规范而无需有意自我控制却仍能保持镇静等等。由于自动情绪调节普遍存在且强有力地影响着个体的情绪反应，因此，理解自动情绪调节机制显得尤为重要。然而，行为学文献尚未阐释自动情绪调节的潜在机制。由于自动情绪调节过程难以直接施测，因此，神经科学研究的证据对阐释该问题很有帮助。本文首先介绍自动情绪调节的概念及作用机制，然后阐释不同类型的自动情绪调节存在的神经基础差异及社会文化环境对自动情绪调节的影响，以期对自动情绪调节的认知行为过程提供重要依据。
　　
　　1　自动情绪调节的界定
　　
　　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在面临很强的消极情境时，通常无需意识努力便能保持镇静、冷静，这种现象被认为是普遍的自动情绪调节模式。基于个体是自身情绪的代理者而并非被动发射体，心理学家越来越感兴趣于个体如何进行情绪调节(Gross，2007)。近来，Gross和Thompson(2007)、Bargh和Williams(2007)在原有定义的基础上对情绪调节的概念进行了修正，认为情绪调节是指个体有意(deliberate)或自动(automatic)对其具有什么样的情绪、情绪什么时候发生、如何进行情绪体验与表达施加影响的过程，包含对情绪反应各方面的有意或自动的改变，如诱发情境、注意、评估、主观体验、行为及生理学指标等，特别补充了情绪调节的自动性。情绪调节可能会导致情绪广度和持久度的增减(Gross，Richards，&John，2006)，对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都很重要。情绪调节困难是导致情绪紊乱和焦虑的主要原因(Goldin，McRae，Ramel，&Gross，2008)。然而，大多数研究资料都是聚焦于有意情绪调节，即需要主观意识努力及注意分配的调节过程，如诱发产生某种情绪从而研究调节策略等，而忽视了自动情绪调节，事实上，自动情绪调节像有意情绪调节一样，在日常情绪调节中相当普遍(Davidson，MacGregor,Stubr,Dixon，&MacLean，2000；Bargh&Williams，2007)。通常，有意情绪调节的研究重视个体有意识地管理和改变自己(或他人)情绪的过程，通过使用一定的调节策略和机制，使情绪在主观感受、表情行为、生理反应等方面发生变化，自动情绪调节的研究则关注个体无需意识努力而自动产生的情绪调节机制。
　　二元加工模型包括自动加工和有意加T(Struck&Deutsch，2004)，有意加工需要注意资源和意志努力，受外显目标的驱动，而自动加工通常具备四个主要特征：无需主观意识、缺少意图、缺乏控制及高效性。对于许多功能如走路或骑自行车，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赞同自从完全习得该技能后便可以自动操作，而对于所谓的高级功能如追求目标或自我调节，则很难自动操作，因为到目前为止，自我调节被认定处于意识研究领域(Bargh，2004)。因此，初看自动情绪调节好像是一个矛盾体。然而，Custers和Aarts(2005)对自动目标追求的研究挑战了高级加工仅能有意识发生的观点，证明目标确实可以在没有意识介入的情形下被激活且执行。例如，在与他人合作的目的方面，个体可以在不知原因的情形下追求该目标(Bargh，Gollwitzer，Lee-Chai，Barndollar,&Tr6tschel，2001)，Bargh等人解释目标(包括自我调节目标)与其他认知结构都是心理表征，即目标与那些包含何时及如何达成目标信息的知识结构相当。自动追求目标为自动情绪调节提供了理论和实证的先验。
　　基于此，Mauss，Bunge和Gross(2007)正式定义自动情绪调节为无需意识决定、注意加工及有意控制而对情绪各方面进行的目标驱动变换，即自动情绪调节基于对目标的自动追求来改变情绪轨迹(emotion trajectory)，自动加工和有意加工是连续体的两端，而有意和自动情绪调节则与这两种加工相类似。
　　
　　2　自动情绪调节的作用及其理论模型
　　
　　自动情绪调节如何起作用，会产生什么后果?与有意情绪调节类似，自动情绪调节蕴含各层面情绪加工变换，包括注意配置(如无需注意情绪情境)、评估(如改变情绪情境的意义，形成该情境的特定信念)、认知处理或分离情绪体验(如否认)、调节情绪行为。当然，这些加工包含情绪调节而非简单的情绪反应。
　　
　　
　　2.1　自动情绪调节的负面后果
　　自动情绪调节可以对个体产生负面后果。防御性抑制(defensive inhibition)的概念代表了自动情绪调节的最早形式。Freud(1930／1961)阐释道对消极情绪的防御性抑制是自动情绪调节的形式之一，通过个体远离那些难以忍耐的疼痛或与理想自我相矛盾的意识情绪而产生(引自Mauss et a1，，2007)。Freud对这种情绪调节持消极的观点，认为这种防御工作会损耗“心理能”的支出。类似地，Shaver和Mikulincer(2007)描述了依恋回避的个体(习惯回避亲密情感关系者)如何在童年习得对依恋者表达 消极情绪是无效的，甚至适得其反，因此，个体习得抑制消极情绪冲动，并逐渐形成自动加工。有研究证明回避型个体在进行如情感词汇抉择任务等自动任务时，显示出相对迟钝的情感体验(Mikulincer，Bimbaum，Woddis，&Nachmias，2000)。Egloff,Sehmulde，Bums和Schwerdtfeger(2006)检视了在实验室演讲压力下自发行为抑制的关联，结果发现，自发行为抑制与消极情绪体验不相关，而与更大的心理反应相关。研究者对“表面功夫”(surface acting)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表面功夫”是指当某种情境需要的时候，个体能够掩饰真实情绪而改变情绪行为(Montgomery，Panagopolou。de Wildt，&Meenks，2006)。例如，航空乘务员或服务员要“始终对顾客保持微笑”，尤其是在有争执的情境中，而这其实蕴含着更大的消极情绪、更少的真实度及更强的工作压力和倦怠(Hartel，Ashkanasgy，&Zerbe，2005)。
　　抑制和自发抑制表明自动情绪调节在个体情感反应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会对个体产生相对不良的后果。然而，这却受到两方面的质疑，一是近来对自动目标追求的研究表明自动加工的执行是相对毫不费力且有效的(Moon&Lord，2006)，二是至少存在一些个体并没有出现以上自动情绪调节的“副作用”而过着平静的生活(Mauss，Bunge，＆Gross，2008)。
　　
　　2.2　自动情绪调节的正面后果
　　自动情绪调节可以对个体产生正面后果。基于自动情绪调节是情绪调节的内隐评估，Gross(2002)使用内隐联想测验来评估自动情绪调节(ER-ITA)。ER-ITA通过测量个体对积极(如高兴)、消极(如忧郁)、情绪控制(如约束)、情绪表达(如表述)词汇的反应时来评估情绪控制和情绪表达，情绪控制和积极条目之间的较强相关暗示情绪控制的积极内隐评估，由于目标与积极概念相关，这增强了个体对目标的追求，而这种相关导致更大可能性参与自动情绪控制。另外在解释个体在逐渐老化过程中能够体验和记起相对更多的积极情绪的积极效应(positivity effect)方面，CarstensenNlMikels(2005)认为既然有意加工会随着年龄逐渐退化，那么很有可能是自动情绪调节在担负着积极效应的责任。事实上，积极效应已经被大量自动情感任务所证实，如点探索任务(dot probe task)，在这些任务里，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更倾向于自动变换注意力远离消极情绪而朝向积极情绪刺激，而把自动情绪调节作为有利条件(Isaacowitz，Wadlinger，Goren，&Wilson，2006a)。另有研究表明行动取向(actionorientation)的个体能够潜意识地减少消极情感(Jostmann，Koole，vail der Wulp，&Foekenberg，2005)，这支持了伴随行动取向的情绪调节有着自动成分的观点。Bonanno(2005)提出抑制应对能产生韧性，即通过情感体验和交感神经系统反应之间的差异来测量的抑制应对，可能会促进个体在极度压力事件如配偶丧生之后的恢复。习惯使用抑制应对的个体比不倾向使用抑制应对的个体有着更少的心理病理学症状、更少的健康问题及身体抱怨，亲密朋友评估他们能够更好适应(Coifman，Bonanno，Ray,&Gross，2007)。这表明抑制应对与有意回避的应对策略不相关或存在负相关，支持了抑制应对是相对自动的解释。
　　此外，关于愤怒情绪的自动调节研究为个体在不消耗资源的同时成功调节情绪提供强有力的证据。个体经常调节自己的情绪，尤其是消极情绪，而且能成功调节。愤怒情绪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而且愤怒情绪有时必须控制。Mauss，Evers，Wilhelm和Gross(2006)在实验室激怒个体阿情境下评估了情绪控制的积极内隐评估与经验、行为及心血管反应的关系。研究过程中，主试以“很不友好”且“傲慢无礼”的态度要求被试完成紧张且枯燥的认知任务，为了控制出现意志努力的情绪控制，在任务结束后，被试会被问到多大程度上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绝大多数被试在被激怒时都变得很生气，而那些ER-IAT得分较高的被试却报告出相对较少的愤怒体验，显示相对适应良好的心血管激活模式、较多的交感神经激活、较大的心输出量及较低的整体外周血管阻力。显然，愤怒情绪的相对减少发生于没有意识努力的情形下，因为ER-IAT得分与自我报告努力控制情绪之间并不相关。这表明情绪控制的较强积极内隐评估与那些和自动的、成功的、生理适应的情绪管理相一致的情绪反应相关。Mauss，Cook和Gross(2007)在实验室情境中挑衅和激怒被试，通过两项研究证明个体可以毫不费资源地使用自动情绪调节并从中受益。研究一以34名女学生(平均年龄为20.6±5.6岁)为研究对象来检视情绪调节启动是否能影响对愤怒挑衅的情绪反应。为了最小化印象管理混淆及记忆偏差的影响，研究选择标准的实验室激怒情境而非愤怒事件的情境描述。由于女性的愤怒表达被认为比男性更不恰当，与愤怒相关的情绪调节目标似乎对女性更强有力，基于此，研究仅选取女性被试参加以消除性别差异。实验材料为修订的句子整理任务(Sentence UnscramblingTask)，包括通过开放式问卷让195名大学生(34％男性，66％女性)填写当看到“隋绪控制”或“情绪表达”所想到的20个单词整理而得到的19组情绪控制(如限制、平静等)和情绪表达(如冲动、不稳定等)条件的句子整理任务，要求被试用5个打乱的词汇中的4个来造句，从而内隐激活概念和目标，该任务可以操纵目标、动机及价值等，被试并不知道启动的实质，因此调节目标是内隐激活的，是启动情绪调节的理想任务，如对“drinking”、“restrains”、“she”、“wine”、“from"的句子整理任务属于情绪控制条件，对“she”、“drinks”、“from”、“wine”、“imDulsively”的句子整理任务则属于情绪表达条件。完成启动任务之前，通过观看情绪中立影视资料，要求被试在10点量表上评定情绪基线，然后被试被随机指定完成“情绪控制”或“情绪表达”条件的句子整理任务，之后要求被试迅速计算模糊不清的文本上差别微小的字母数量，同时主试越来越不耐烦地多次告诉被试要遵照原稿，且责备被试速度太慢，并以很愤怒的语气要求停止，暗示整个过程进展很不顺利，最后要求被试完成另一个愤怒体验问卷，来评估启动影响愤怒体验的程度。结果发现，情绪调节目标能在实验室条件下内隐激活，情绪控制启动组被试自我报告愤怒挑衅水平显著低于愤怒表达启动组。研究二使用相似的愤怒挑衅来评估情 绪控制启动效应和情绪表达启动效应对情绪体验的表达、其他消极情绪体验(如悲伤、焦虑、内疚、羞耻等)及心血管反应(包括心率、平均动脉压、外周血管阻力、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激活)。被试为114名女大学生(平均年龄为20.8±13.2岁)，与研究一不同的是，被试要戴上生理探测仪，在完成启动任务之前，主试要求被试完成数字迅速减数任务(如18652逐减7的运算)，并不断斥责被试口算声音太大，动作太多，而导致探测仪的数据无效等，增加一次愤怒挑衅并评估愤怒体验。结果发现与情绪表达启动相比，情绪控制启动可以导致愤怒情绪及其他一些消极情绪体验(包括悲伤、焦虑、内疚、羞耻等)的显著减少，且没有出现适应不良的心血管反应。
　　总之，以上这些研究表明自动情绪调节能够给个体带来相对良性的后果，是一种控制强烈消极情绪的有效方法。
　　
　　2.3　自动情绪调节整合模型
　　为什么自动情绪调节会产生相互冲突的正面和负面后果?对此现象的一种解释是自动情绪调节存在不同的类型，从而产生不用模式的情感影响。基于此，Mauss等人(2007)提出自动情绪调节整合模型，如图1所示，情绪冲动的认知分离和行为调节与负面后果相关，这些自动情绪调节与防御、抑制及自发抑制相关。另一方面，个人习惯、价值观及目标通常有着正面的情感影响。该过程包含情绪情境、注意及评估的变换。如同将情绪调节按照发生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前或情绪反应产生之后分为先行聚焦情绪调节(antecedent-focusedER)和反应聚焦情绪调节(response-focused ER)，自动情绪调节也分为先行聚焦自动情绪调节(antecedent-focused AER)和反应聚焦自动情绪调节(response-focused AER)。“反应聚焦”调节在情绪反应之后被触发，随后有些方面的情绪反应继续活跃，从而引发情绪冲突或继续的调节努力。“先行聚焦”调节则发生于情绪反应激活之前，预期会产生相对正面反应。这两方面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有着重要的作用。自动情绪调节整合模型解释了自动情绪调节产生的不同后果，对理解自动情绪调节的作用机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3　自动情绪调节的神经科学证据
　　
　　3.1　反应聚焦自动情绪调节的神经基础
　　与反应聚焦自动情绪调节有关的脑区包括胼胝体下扣带皮层(subcallosal cingulate cortex，SCC)、背缝神经核(dorsal raphe nuclei)及小脑(cerebeUum)。近来，Gfllath，Bunge，ShaveLWendelken和Mikulincer(2005)在不同依恋类型的个体中探索情绪调节的神经关联。研究首先让被试仔细考虑消极情景，如即将出现的伴侣分手或死亡，然后要求抑制这些消极情境所产生的情绪。结果发现依恋回避与暗含依赖状态情绪变换的主要脑区之――SCC的激活存在正相关。SCC反映包括下丘脑、脑干(包含皮质下灰质)在内的皮层下结构。这些脑区都与自动功能有关，包括心率、呼吸、皮肤电传导及自动防御系统，如逃跑。SCC还反映脑干的背缝神经核(dorsal raphe nuclei)，因而处于通过调节整个脑区的血清素的神经传递来影响情绪的位置。在Gillath等人(2005)的研究中，低依恋回避的被试在抑制阶段也显示出SCC的抑制，而高依恋回避的被试则有着相对较高的SCC激活。此外，SCC的持久抑制对于抑郁症的完全恢复是必需的(Davidson，2002；Gotlib et al，，2005)，健康被试恐惧感的消失与SCC逐渐增大的抑制有关(Phelps，Delgado，Nearing，＆LeDoux，2004)。尽管蕴涵于SCC抑制与激活的神经机制尚不够明确，但是这些结果已经表明，SCC的抑制与正面的自动情绪调节形式有关，而SCC的激活则与自动情绪调节的负面形式有关。
　　
　　3.2　先行聚焦自动情绪调节的神经基础
　　与先行聚焦自动情绪调节有关的脑区主要是眶额皮层(orbitofi：ontal cortex,OFC)，尤其是外侧和腹内侧前额皮层(IPFC$11vmPFC)及基底神经节(basalganglia，BG)。这些脑区已经证明和情绪调节、认知，情绪相互作用、消极情绪刺激的“自上而下”注意及与条件刺激相关的情感预期编码有关(Davidson，2002；Beer，Heerey，Keltner,Scabini，&Knight，2003；Gottfifie d，O"Doherty，&Dolan，2003)。近来关于宜人性的研究表明与有意情绪调节有关的IPFC也与自动情绪调节有关(Haas，Omura,Constable，＆Canli，2007)。宜人性是与亲社会行为和积极情感有关的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可以经由先行聚焦自动情绪调节来获取。Meier,Robinson~H Wilkowski(2006)证明宜人性与回应消极情感线索的亲社会思维的自动激活有关。
　　Westen，Kilts，Blagov，Harenski和Hamarm(2006)证明OFCSH前扣带皮层(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与自动情绪调节存在内在联系。Gillath等人 (2005)的研究发现低依恋焦虑的被试从事自动情绪调节加工时激活OFC，无论是否被要求这么做，这些加工都是十分有效的。OFC与自动情绪调节的相关性还通过脑损伤病人的研究进一步证实。Beer,John，Scabini Knight(2006)研究发现，OFC损伤的病人能够明确阐述他们需要实现的调节目标(如抑制与陌生人分享个人信息的倾向)。然而，当面对要求情绪调节的实际情境时，他们又不能调节行为来达成规定目标。该结果进一步支持OFC与自动情绪调节相关。Carreti6，Hinojosa，Mercado和Tapia(2005)采用事件相关电位的方法支持vmPFC也与先行聚焦自动情绪调节有关，该研究显示vmPFC在响应无意识恐惧刺激时被激活，因为vmPFC通常是与自上而下的注意分配相关，该结果表明vmPFC与无意识情绪表征有关，且发生在有意识的情绪反应之前。与先行聚焦自动情绪调节有关的另一个脑区是BG，因为BG与内隐学习(Frank,O"Reilly,＆Curran，2006)、程序记忆和机动程序的自动完成有关(Poldrack et a12005)。
　　
　　4　社会文化对自动情绪调节的影响
　　
　　个体在无意识情境下，以自动化形式调节自己的情绪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感觉必须被登记；二是激活图式、概念、目标或脚本(如“不要显露该情感”或“不要在意该情境”)；三是变换各方面情绪反应。最初的感觉可能来自情绪自身(如习 惯于通过抑制敌意行为来应对愤怒情绪)或情境线索(如习得特定情境下减少愤怒)。基于此，Mauss等人(2008)认为个体的学习历史和社会文化环境在塑造自动情绪调节方面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就像技能一样，情绪调节的自动认知加工也是在不断重复的实践中形成的。既然自动情绪调节受到文化环境的塑造，而文化可以提供给个体内隐的规范及自动的实践，可能是情境线索(哪种情境对应哪种情绪调节反应?)，也可能是情绪线索(哪种情绪对应哪种情绪调节反应?)，因此，文化环境能够引发先行聚焦(大多数发生在情绪被完全触发之前)或反应聚焦(大多数发生在情绪启动之后)的自动情绪调节。尤其重要的是，先行聚焦自动情绪调节会产生相对适应良好的后果，而反应聚焦自动情绪调节则会产生相对适应不良的后果。自动情绪调节的适应类型观点是与社会文化考量相一致的，培育情绪减缩的文化环境并不必然导致幸福或心理功能的减少。适应良好的自动情绪调节的存在提出一种适应的、社会文化为中介的情绪调节的可能机制，以便能够更好理解社会文化因素影响情绪反应的复杂机制。
　　大量研究证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对个体自动情绪调节的影响，如西方社会更加看重情绪的积极方面，他们有着独特的个体性，通常鼓励情绪体验和表达，而东亚社会更加重视情绪的缩减，尤其是对于“高活动的”情绪如兴奋(Tsai，Knutson，&Fung，2006)，而且有着更少的情绪表达。不同的社会文化对于情绪的增减存在广泛的差异。在南非及一些地中海地区，公开敌对和暴力是应对可觉知的威胁来捍卫荣誉的重要方面(Rodriguez Mosquera，Manstead，&Fischer，2000)。因此，对生活在这里的个体来说，攻击性是受到鼓励的，或至少是作为愤怒的一种反应而可接受的。此外，Heine等人(2001)研究发现日本学生更倾向参与那些可能提升自我批评的情境(这些情境通常会使其体验失败)，而美国学生则更倾向参与那些可能提升自我积极情绪的情境(这些情景通常会使其体验成功)。因此，不同文化环境的个体能够依赖自身社会文化环境来自动选择和调适情绪情境。社会文化环境还会影响到自动情绪调节的评估。贬抑强烈情绪文化环境下的个体会通过合作规范或观察学习而逐渐了解到在不同情境下评估的自我都是不重要的，因此会自动体验越来越弱的情绪(Rothbaum，Port，Azuma，Miyake，&Weisz，2000)。相反，重视个人控制及增加个人控制的情绪情境的文化环境可能被评估为重要的，如会导致愤怒情绪的增加，而减弱个人控制的情绪情境可能被评估为较不重要的，如会导致满足感的减少(Mesquita&Albe~，2006)。
　　
　　5　小结
　　
　　自动情绪调节贴近个体日常生活情境，在个体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不断重复的实践操作中逐渐形成，普遍存在于日常情绪调节中。近几年来，自动情绪调节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大量关注，拓展了情绪研究领域的理论及应用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仍存在一些问题和局限。
　　第一，自动情绪调节为何产生正负面影响及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共同影响自动情绪调节尚不够明确，尤其是社会文化因素包罗万象，对自动情绪调节的影响机制的探讨尚需进一步的努力。此外，对情绪调节的已有研究显示有意情绪调节存在个体差异(Gross et al，，2006)，且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因此，系统地评估不同背景(如性别、年龄等)个体的自动情绪调节机制显得相当重要。
　　第二，不同情绪的自动调节机制是相同还是存在差异，即究竟是不同的自动情绪调节参与不同情绪的加工，还是不同情绪的加工采用相同的自动调节机制，仍然无法解决，还需对各种具体情绪的自动调节机制进行研究，且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自动调节也可能存在差异。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消极情绪的自动情绪调节，如Mauss等人(2006，2007)对愤怒情绪的自动调节研究证明自动情绪调节是一种控制强烈消极情绪的有效方法。近年来，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逐渐兴起并活跃，它以人的积极力量和积极品质为研究对象，强调心理学不仅要帮助那些处于某种“逆境”条件下的个体如何求得生存并得到良好的发展，更要帮助那些处于正常环境条件下的个体学会怎样建立起高质量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由于各种极端情绪都有可能导致异常行为的出现，因此，在关注强烈消极情绪的自动调节的同时，也应重视极端积极情绪如狂喜等的自动调节。
　　第三，当前自动情绪调节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个体情绪，而对于某些群体，如终年战争不断的国家或民族、被污名化的群体如学习不良青少年等如何进行自动或有意情绪调节，都尚未涉及。此外，既然有意加工随着年龄逐渐退化(Carstensen&Mikels，2005)，那么对儿童自动情绪调节的探讨及纵向跟踪研究可能具有较大的价值。
　　总之，关于自动情绪调节的研究还存在广阔的探索空间，是一个极具潜力且富有挑战性的研究领域，该领域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人们生存、适应和发展及全面了解自动情绪调节的机制和特点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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