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信心的认知机制与神经基础 决策机制

　　摘要　决策信心是指在进行判断或决策时，个体对其决策最优性或正确性的信心程度。决策信心的单过程理论认为决策与信心评估是并行的同一加工过程；而决策后理论认为决策和信心评估是串行的两个加工过程。决策信心存在两种典型的偏差效应：过分自信和信心不足。决策信心的神经机制研究指出，信心评估可能是决策过程中最基本并且普遍存在的一个成分；对决策信心评估敏感的脑区包括扣带回、背外侧前额叶和顶上小叶等。未来研究应该在决策信心产生的机制、信心与决策如何交互的心理及神经机制等领域展开大量研究。
　　关键词　决策信心；加工模型；偏差效应；神经机制
　　分类号　B849：C93；B845
　　
　　1　引言
　　
　　决策信心(Decision-making Confidence)是指在进行判断或决策时，个体对其决策最优性或正确性的信心程度(Peterson&Pitz，1988)。决策信心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人们在做出决策时都会有意或无意地产生决策信心。决策信心反过来又会作用于决策过程，导致个体做出不同的决策。在决策领域，决策信心评估的准确性引起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例如，过分自信会影响决策质量，因而被公认为是不好的特质。一个过分自信的人将决策信心建立在失真的设想之上，无法做出理性的决策，最终导致失败(于窈，李纾，2006)。然而，信心不足往往又使人错过最佳的决策，与成功失之交臂而后悔莫及。一直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在试图减少过分自信和信心不足的现象，以帮助人们做出更优的决策(Gonza"lez&Bonham，2007；Teigen&Jogensen，2005)。决策信心研究在决策领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决策信心研究有助于人们做出更加理性、更加科学的判断或决策。
　　
　　信心启发式、信心测量以及信心评估的心理机制等领域已有大量的研究(Dougherty，Gettys，＆Ogden，1999；Joseph&William，2001)。目前，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决策信心的认知加工模式、决策信心对判断或决策准确率的校准以及决策信心的神经机制等(Klayman，Soil，GorLza"lez-Vallejo，＆Barlas，1999；Zandt，2000；Craig，McKenzie，Michael，&Ilan，2008；Claire，Klayman，＆Hastie，2008)。决策信心研究逐渐成为决策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点。本文拟对以往研究进行总结，从决策信心的加工模型、心理效应以及神经机制等方面展开阐述，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决策信心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
　　
　　2　决策信心的研究范式
　　
　　目前，使用最为广泛的决策信心的研究范式主要有四种：一般知识测验、视觉感知判断、情景再认任务和情绪识别判断任务，在这些任务中都要求被试给出决策信心的概率水平或等级水平。
　　
　　2.1　一般知识测验任务(General-knowledge tasks)
　　这是研究决策信心最经典的研究范式。实验中的材料多为典型的常识问题或有客观正确答案的题目(例如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是什么?尼罗河有多少公里?)；也可以是预测不确定事件的结果(例如湖人队在今年的最佳进球中会赢吗?)。题目形式包括二择一的选择任务和信心范围(confidence-range)的评估任务。二择一的选择任务是指被试在包含两个选项的题目中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信心范围的评估任务是要求被试评估自己答对题目的信心水平，并给出一个评估数字，即通过置信区间(credible interval)来研究决策的信心水平(William&Joseph，2009)。
　　
　　例如：海德堡与波恩哪座城市的人口更多?
　　(A)海德堡
　　(B)波恩
　　请选择一个答案：A／B
　　我的答案正确的概率是(50％-100％)：______％
　　研究者把决策信心分为给定信心(assignedconfidence)和评估信心(estimated confidence)。给定信心是指研究者给出的信心水平，例如：我对于西班牙的人口是______到______百万有90％的信心，其中90％就是给定信心。而评估信心是在给出答案范围后再填写对答案的信心程度，例如：我对于西班牙的人口在200万到300万之间有______％的信心。
　　
　　2.2　视觉感知判断任务(Visual Perception taskl
　　
　　研究通常是对一些复杂图形的面积大小，或是对不同明暗度的强弱做出一个视觉的判断，然后给出一个信心水平(Fleck＆Daselaar，2006；William et al，2009)。如图1所示，首先给被试呈现一个包括两种不同颜色的复杂图片刺激，要求被试根据视觉感知判断哪一图形部分的面积更大，被试给出他们的最佳答案。然后，让被试给出信心水平的等级(1、2、3、4分别代表完全没有信心、没有信心、有点信心、完全有信心)，或者是给出信心水平的概率，例如80％。
　　
　　2.3　情景再认任务(Episodic Retrieval task)
　　这类任务多为对词语或图片的新旧再认进行判断，然后给出信心水平。研究通常首先给被试呈现一组长度相当的单词，并控制其频率及词性，告诉被试其中一些单词将在之后的测验中出现。然后，给被试呈现另一组单词，其中一部分是之前出现过的旧词，另一部分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新词。实验任务要求被试对词语的新旧性进行判断，然后给出正确性的信心水平。信心水平可以用概率或等级来表示(Fleek et al.，2006；Hongkeun&Roberto，2007)。
　　
　　2.4　情绪识别判断任务(Emotion Recognition Judgment task)
　　这类任务范式是用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信心水平对他人可能行为的预测作用。实验中的图片材料来自蒙特利尔情绪图片(MontrealSet of Facial Displays of Emotion，MSFDE)(Beaupre，Cheung，&Hess，2000)，由来自中国、法国、加拿大和非洲四个国家、四对男女、六种不同情绪的面孔图片组成。六种情绪分别为：生气(anger)、高兴(happiness)、悲伤(sadness)、恐惧(fear)、厌恶(disgust)和羞愧(shame，)，如图2所示。首先给被试随机地呈现一张情绪面孔图片刺激，要求被试判断面孔图片的情绪类别，被试给出他们的最佳答案。然后给出正确性的信心水平。信心水平可以用概率或等级来表示(Beaupre&Hess2005，2006)。
　　另外，决策信心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也十分广泛。例如，金融领域的股票价格预测，用来研究 个体信心水平对风险投资的影响(Ning＆David，2007)；对医疗风险、未来气象的预测研究，用来探讨个体信心水平对医疗措施可行性、气象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法律领域对目击者证词准确性的研究，用来考察个体信心水平对其证词可信性程度的影响(Teigen et al.，2005；Craig et al.，2008)。
　　
　　3　决策信心的加工模型
　　
　　对于决策信心的心理加工机制，研究者主要提出了两类理论模型：单过程理论(Single-ProcessTheories)和决策后理论(Postdecisional Theories)(Joseph et al.，2001)。
　　
　　3.1　单过程理论
　　单过程理论认为决策和信心评估是并行的同一加工过程。单过程理论有几个亚理论：信号检测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Ferrell，1994；Balakrishnan&Ratelif￡1996)；概率心理模型(Probabilistie Mental Model，PMM)(Gigerenze，Hoffrage＆Kleinbolting，1991)；局部心理模型(Local Mental Model，LMM)(Gigerenze et a1，1991)；决策变量区分模型(Deoision VariablePartition Model)(Edgar,Merkle&Trisha，2006)等。这里主要对应用最广泛的信号检测论和概率心理模型进行介绍。
　　3.1.1　信号检测论
　　迄今为止，最经典、应用最广泛的决策信心模型就是依据信号检测论框架发展起来的。信号检测论认为感觉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孤立的两部分，绝对的感觉阈限并不存在。阈限实际上是一个受很多因素影响的点，反映了被试的反应标准。在信号检测论中，噪音是信号出现的刺激背景。实验中，被试最主要的任务是区分信号和噪音。为了判断信号是否出现，被试必须设定一些判断的标准。当信号的强度超过判断标准，被试会报告感觉到了刺激；当信号的强度低于判断标准，被试则会报告没有感觉到刺激出现。反应标准对信号的判别非常重要，如果被试的判断标准很低，就会出现许多虚报现象：如果判断标准定得很高，那么就会出现许多漏报现象。根据信号检测论的观点，决策信心取决于判断标准的强度，即个体的心理阈限。因此一旦确定了决策判断标准，信心就是不可更改或决定的，而仅仅是一个“读出的”内部标准的强度刻度。根据这一观点，决策和信心其实是同一个心理操作，所以要求做信心判断从根本上并不会改变决策加工的性质(Balakrishnan et a1，1996)。因此，信号检测论假设：(1)要求信心判断不会影响决策加工的性质；(2)信心是在决策的同时形成的，人们判断信心的时间应独立于所选择的信心水平(即信心判断的时间应该是一个相对较快的常量)。
　　3.1.2　概率心理模型
　　Gigerenzer等人(1991)强调环境线索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提出了决策信心的生态理论模型，并根据人们对决策信心的不同评估策略，进一步分为两种策略模型：局部心理模型(LMM)和概率心理模型(PMM)。概率心理模型认为人们在解决一些三段论和演绎逻辑问题时，会根据需要将特定任务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中，通过将特殊的任务结构和环境的概率结构(存储在长时记忆中)进行联结，使用归纳推理策略来解决问题。该模型认为一个特定的任务结构包括四个变量：参考类别R(reference class)、目标变量t(target variable)、可能性线索Ci(probability cues)和线索的有效性(cue validities)。
　　以“判断海德堡与波恩哪座城市的人口更多?”为例，如图3“任务结构”的第三行所示。首先，人们会形成一个参考类别R(德国的所有城市)以及包括目标a和b(两座城市)在内的一系列的环境目标变量t(居民数)。其次，人们依据参考类别形成一些可能性线索Ci：(1)足球队线索(soccer-team cue)：是否有足球队参加德甲；(2)国家首都线索(state capital cue)：是否是国家首都；(3)工业线索(industrial cue)：是否坐落在德国工业中心等。参考类别R决定了目标变量t的哪一可能性线索Ci能够发挥作用，并决定了哪些是有效线索。可能性线索以特定的顺序进行检验：首先检验具有最高有效性的线索：如果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即激活)，再检验下一个具有次高有效性的线索。如果所有线索经过检验都没有被激活，那么人们就会猜测一个答案。该模型认为，每一线索都与其具体的生态效度相关，这就相当于将信心称为一个相对频率。也就是说，具体环境下两城市的每个线索都有一个实际发生的频率来决定人们的选择和信心水平。研究者认为基于线索有效性的信心评估并不是随意的，如果线索有效性与逻辑有效性相一致，那么人们就会有良好的校准，其决策信心的评估也就是理性的。
　　概率心理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决策信心是不能主观任意决定的，因为“选择和信心都是从相同的激活线索推断出的”(Gigerenzer et al，1991)。研究者同时指出决策和信心评估并不遵循一个时间的序列。因此，概率心理模型理论与信号检测论对决策信心的预测具有相同性：(1)要求信心判断不会影响决策加工的性质；(2)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信心是在决策后形成的。
　　
　　3.2　决策后理论
　　决策后理论认为决策和信心评估是两个遵循时间序列的、独立的加工过程(Baranski&Petrusic，1996；Juslin＆Olsson，1997；Zandt，2000)。Vickers(1979)的证据平衡理论(balance ofevidence hypothesis)认为，决策信心取决于两反应项累积证据之间的差异；Juslin等人(1997)的感知觉取样模型(sensory-sampling model)认为决策信心水平取决于有利于决策反应的感知觉察的比例；Baranski等人(1996)的连续取样分类决策模型(sequential-sampling class of decision model&)将决策加工定义为一种信息的积累过程。认为决策信心是基于对激发最终决策的信息的评估。根据这些研究者对决策信心的定义，决策后理论认为决策信心是最终决策做出后，由一个具体的脑力运算而决定的。决策后理论对决策信心的预测是：如果决策和决策信心是串行并且独立的加工过程，那么要求信心判断虽然不会影响决策加工的性质，但是信心评估需要一定的时间(Joseph etal.，2001)。下面以应用最广泛的泊松竞争模型为例，对信心的产生过程进行具体的说明。 　　泊松竞争模型(Poisson Race Model)。该模型将反应选择的心理过程描述为：人们每一反应的有效信息都存储在一个计数器(counter)中，这是一个对信息进行累积的机制；反应过程中信息不断累积，直至其中一个计数器达到预先指定的信息水平(阈值)，这时人们就会做出一个反应；“获胜”的那一计数器达到闽值的时间就是反应时间(Edgar et al，2006)。
　　以判断“海德堡与波恩哪座城市的人口更多?”为例，“H(highh)”和“L(low)”分别表示人口的多少，图4显示了反应选择的进展过程。当人们考虑波恩的人口是否更多时，“波恩人口多”与“波恩人口少”这两个计数器(XH(t)和XL(t))的各级有关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累积，“波恩人口多”(XH(t))这一计数器的累积信息最先达到阈值(KH=KL，分别表示个体反应选择时预先指定的信息水平，这里将“波恩人口多”KH和“波恩人口少”KL设为相等)，进而人们做出反应，即“波恩人口更多”。如图4所示，如果两个计数器的闽值(KH和KL)设置为5，计数器XH(t)达到阈值时，计数器XL(t)累积了二个单位的信息，应用下面公式，就可以计算出人们的信心水平：Kwin=5，Xlose(RT)=2，信心水平(confidence)=5／(5+2)=0.71(Kwin表示“获胜”那一计数器累积的信息水平，这里为“波恩人口多”计数器，XH(t)；Xlose(RT)表示相同时间内“未获胜”那一计数器累积的信息水平，这里为“波恩人口少”计数器，XL(t))。
　　不同于其他模型，泊松竞争模型提出了一个产生决策信心以及反应时的计数器(Edgar et al，2006)。泊松竞争模型将偏差引入决策判断过程，用于解释决策信心偏差的产生；同时，该模型可以广泛地应用于判断或决策过程。例如，Adam，Naoshige，Hatim和Zachary(2008)发表在Nature上的一篇关于大鼠决策信心的神经机制研究，就采用了泊松竞争模型对大鼠的决策信心进行操纵。
　　
　　4　决策信心的偏差效应
　　
　　4.1　决策信心偏差的经典效应
　　决策信心的行为研究侧重于信心的校准(calibration)，即决策者的信心水平与所判断事件实际发生的可能性，或是与定量评估的准确性之间的相关程度。如果在校准最理想的情aT，个体的平均概率判断将与目标事件实际发生的比例相当(朱滢，2005)。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决策判断不可能都达到最理想的校准，会存在一些系统的偏差。Yates，Lee和Shinostuk(1996)将决策信心偏差定义为一种偏离校准(mis-ealibration)，即人们在进行判断或决策时通常以某种方式偏离校准――偏离偏高：过分自信(Overeonfidenee)；偏离偏低：信心不足(underconfidenee)。一直以来研究者普遍认为：在二择一的题目和信心范围的任务中，人们的判断表现出一致的过分自信，即他们对概率事件的可能性评估系统地高于经验性的相对频率(Klayman et al，1999；Forbes，2005；Craig et al，2008)。例如，Ben，Graham和Harvey(2007)的研究指出，金融主管对市场回报率的校准都较差，他们80％信心区间的正确率只有38％。
　　许多研究表明，人们判断或决策的信心水平受任务难度及领域的影响(Gigerenzer et al，1991；Kvidera，2008)。通常对较难任务做信心水平评估时，才会引起过分自信和较差的校准。而任务难度过于简单，过分自信的现象就会消失；相反，会出现系统的信心不足(Juslin，Winman&Olsson，2000)。Lichtensten将这种现象称为信心的难易效应(hard-easy effect)(Craig et al，2008)。另外，任务领域对决策的信心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研究指出，气象预测专家具有良好的校准，但医疗和金融方面的专家则没有(Craig et al，2008)。
　　
　　4.2　决策信心偏差的认知机制
　　目前研究者对产生决策信心偏差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解释。其中主要的两种观点是信息加工偏差理论和无偏差判断错误理论。
　　4.2.1　信息加工偏差理论
　　早期的研究者普遍认为个体不同的认知加工方式和动机是产生决策信心偏差的主要原因。首先，对较难问题进行决策时，人们往往会过度关注那些有代表性的“相反问题”，即与答案正好背道而驰的线索信息，这就将导致过分自信(Gigerenzer et al，1991；Klayman et al，1999)。Simon，Pham，Le和Holyoak的研究表明，对于二则一的选择，人们往往会歪曲信息而形成暂时性的偏好。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偏好转移与最终决策在时间维度上联系紧密：与最初的信心水平相比，对选择选项的信心评估水平会越来越高，而对未选择选项的信心评估水平会越来越低(Simon et al，2001)。其次，个体对线索信息的搜索策略也是产生决策信心偏差的主要原因。研究者假设人们首先会在记忆中搜索与线索相关的信息，进而得到一个可能性答案，然后人们会记住该答案并继续进行搜索。联想记忆机制使与第一印象相一致的信息更容易被个体所提取，这也就改变了个体对后续模棱两可信息的理解。由于人们大都认为他们的决策判断过程是无偏差的，因此会更加地支持最初决策(于窈等，2006)。最后，在许多情况下，个体的动机因素往往会加大他们在决策判断过程中的这种偏差。因为专家通常认为自己在专业领域内有更渊博的知识，人们也常常认为自己很聪明，这种想法使他们在处理信息时有意无意地优先处理与自己想法一致的信息，并且会一直过分自信。
　　4.2.2　无偏差判断错误理论
　　研究者指出，信心偏离较准仅仅是因为决策时人们无法完整地评估相关资源的预测效度(Gigerenzer et al，1991；Soll，1996)。该理论将决策信心偏差解释为由随机误差和不可靠的测量手段造成的一种回归效应。首先，人们对信息质量的判断包含一些随机误差。这就产生了决策信心的偏差效应：当信心程度偏高时可能出现过分自信，而信心程度偏低时可能会出现信心不足；同时，这些随机误差也导致了难度的影响；对于准确率低的题目表现出过分自信，而准确率高的题目表现出信心不足(于窈等，2006)。其次，一些研究者认为人们只在实验情境下才会表现出过分自信。因为研究者设置了非生态的选择项目，不能代表决策者的经验水平(Bjo“rkman，1994；Gigerenzer et al，1991；Dougherty，2001)。最后，也 有研究指出研究者对专业技术(expertise)的定义、使用方式和反馈类型等实验设置的不一致都将影响决策信心的准确测量。例如，Lichtenstein将气象预测专家较好校准与医师相对较差校准的差别归于反馈的特质：与医师所得的反馈不同，天气预测专家的反馈快速、确定又不可能被错过(Craig et al，2008)。
　　
　　5　决策信心的神经基础
　　
　　近年来，决策信心的神经机制研究逐渐成为决策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点，Scinece，Nature等著名杂志都刊发了最新的研究。对于决策信心的神经机制，研究者从低等的啮齿目动物到高等灵长类动物，再到人类被试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Adam等人(2008)通过单细胞记录技术与计算机模拟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大鼠的决策信心及其与决策准确性之间的关系，着重探讨了啮齿动物是否有信心评估这种高级认知功能以及信心评估与其行为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通过改变混合气体中各成分的组成，来操纵决策的难度。研究者利用泊松竞争模型将两种气体的差异程度(即前文公式中的H与L之差)设置为具体的变量△e，并认为△e越大，大鼠的信心水平越高。研究者通过设定变量△e的具体数值，来衡量大鼠的决策信心水平。当大鼠能够正确判断混合气味(两种)中哪种更强时，它就会得到一个奖赏。研究发现，乐意等待的大鼠其信心水平也随之增加：大鼠眶额叶皮层(Orbitofrontal cortex，OFC)的神经元活性在困难的决策中要比在容易的决策中强烈得多；表征大鼠信心水平的眶额叶神经元(Orbitofrontal neurons)可以预测其判断的准确性。传统认为，这种要求元认知功能参与的信心评估是自我意识的标志，是灵长类动物所特有的。但Adam等人指出，啮齿目动物――大鼠在进行难度较大的知觉性决策时也能计算它们的信心程度，并能利用对其信心程度的估计来指导决策行为。这表明信心评估可能是决策最基本并且普遍存在的一个成分(Adam et al，2008)。
　　Roozbeh和Miehael(2009)通过单细胞记录技术研究了灵长类动物决策信心的神经基础，着重研究了灵长类动物表征决策信心的神经元与表征选择偏好及奖赏的神经元之间的关系。研究者要求猕猴对随机点的运动方向进行判断，判断正确即可获得奖赏。在实验中，猕猴可以选择放弃而获得一个确定的小奖赏，也可以选择判断方向而争取一个更大的奖赏。不同决策(放弃或判断方向)能够反映猕猴不同的信心水平。研究表明，顶叶皮层的神经元同时表征决策方向的形成和决策信心的水平。大脑中不同的神经元代表了选择偏好和获得奖赏的可能性，但是，这些表征是如何产生的还不确定(Padoa-Schioppa&Assad，2006)。一直以来，关于选择准确性和决策信心之间联系的研究很多。不过，直到Roozbeh等人的研究才发现这些联系都发生在相同的神经元。这表明，参与决策形成的神经元，同样传递了获得奖赏可能性的相关信号。因此，研究者认为猕猴对决策信心的估计是通过外侧顶内沟皮层(lateralintraparietal cortex，LIP)传递到大脑皮层的其他结构，从而形成对奖赏的预期。
　　Fleck等人通过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研究了人们在完成情景记忆和感知判断任务时的决策信心的神经机制，着重探讨了个体在完成这两类低级决策任务后，与决策信心评估过程相关的敏感脑区。研究对被试在两种任务条件下的信心评估过程进行扫描。结果表明，情景记忆任务和视觉感知判断任务的信心评估过程共同激活了多个脑区，包括右侧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prefrontal cortex，DLPFC)、左／右扣带前回(anterior cingulate cortex，ACC)、左／右内侧前额叶(medial prefrontal cortex，MPFC)、左／右岛叶(insula)、背侧楔前叶(dorsal precuneus)、右侧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中央扣带回(central cingulate gyms)等；相比于高信心水平，低信心水平时右侧背外侧前额叶表现出更大的激活；随后在混合效应回归模型中同时引入信心和反应时，结果表明，决策信心可以正确地预测右侧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Fleek et al.，2006)。同样，Hongkeun等人(2007)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通过修改版的虚假记忆范式对人们完成再认测验时的信心评估过程进行研究，着重探讨了个体在不同信心水平下，再认正确与再认错误时分别激活的相关脑区。研究发现，相比低信心水平的反应，高信心水平的反应在再认正确时引起了内侧颞叶(medial temporal lobe，MTL)的激活，在再认错误时激活了前部额叶皮质(prefrontal codex，PFC)。冯廷勇(2007)采用不确定情境下的“接受／放弃”式赌博任务研究了人类信心评估的神经机制，着重探讨了个体在完成这类高级决策任务后与决策信心评估过程相关的敏感脑区。研究表明：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信心评估过程激活了多个脑区，包括左／右扣带前回(ACC)、左／右侧顶上小叶、左侧额下回(inferior prefrontal cortex)、左侧顶下小叶(inferior parietal lobule)等脑区；在感兴趣区――扣带回和左侧额下回，随着信心水平的降低，其激活的体素数量明显增加，两者呈线性负增长关系；扣带回和左侧额下回的脑激活势据能够与信心评估的行为数据较好拟合，说明这两个脑区可能是决策信心评估的敏感脑区。
　　决策信心的神经机制研究尚不成熟，但根据已有研究可以概括出：扣带前回(ACC)、背外侧前额叶(DLPFC)、顶上小叶等可能是决策信心的敏感脑区：而不同的信心评估任务以及不同难度的决策任务可能会具有不同的神经基础。决策信心的产生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涉及多个脑区及其彼此间的联系，将来还应展开对决策信心的具体神经通路的一系列研究。
　　
　　6　研究展望
　　
　　决策信心作为一个极为普遍的心理现象，可能是决策过程中最基本的一个成分(Adam et al.，2008)。最近有研究者提出，决策信心可能是决策过程中认知与情绪的重要桥梁(Fleek et al.，2006；Hongkeun，2007)，对该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虽然研究者们从行为到神经机制展开了大量研究，但决策信心领域还存在众多疑点和未解之谜。决策信心研究必将成为决策领域新的研究热点，我们试图分析了将来的主要研究方向。
　　首先，决策信心产生的机制研究。目前，在决策信心产生的机制研究中主要有单过程理论模型和决策后理论模型。两者的核心冲突在于：单过程理论模型认为，决策和信心评估是并行的同一加工过程；而决策后理论模型认为，决策和信心评估是两个不同的串行加工过程(Joseph，2001)。虽然，各自都能找到一定证据证明其部分合理性，但都没有办法解释决策信心产生的真正机制。对于决策信心产生的机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争议：决策信心的产生是自动加工还是控制加工的。因此，对于决策信心产生的机制研究，应该围绕“单过程与双过程”、“自动加工与控制加工”这两个维度进行深入研究，彻底阐释决策信心产生的机制。
　　其次，信心与决策过程如何交互的机制研究。已有研究主要从决策信心的偏差效应――过分自信和信心不足两方面，进行了一些信心影响决策的现象学研究。决策信心作为决策最基本的一个成分，反过来又如何作用于决策过程，从而导致个体做出不同的决策呢?目前这方面的研究非常之少，对于高级的不确定性决策中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些不仅是将来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也将成为决策信心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方向。研究者要考虑从两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决策信心对于当下决策如何作用的心理及神经机制；二是决策信心对于将来决策如何作用的心理机制。
　　最后，决策信心的神经通路及机制研究。虽然，决策信心的神经机制研究逐渐成为决策领域一个新的研究热点，Scinece、Nature等著名杂志也刊发了最新的研究。研究也得到了一些初步的结果：扣带前回(ACC)、背外侧前额叶(DLPFC)、顶上小叶(superior parietal lobule)等可能是决策信心的敏感脑区。但是，对于决策信心的神经机制全面深入研究来说，这还是刚刚起步。将来的研究应该主要集中在：(1)决策信心加工的主要神经通路以及交互作用机制；(2)决策信心与决策过程交互作用的神经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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