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福感的概念和模型] 满满的幸福感的句子

　　摘要　心理学家对幸福感的研究已有丰富的成果，但是对不幸福感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对不幸福感的研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幸福感。本文对不幸福感的概念、不幸福感与幸福感关系以及不幸福感的模型进行介绍。Uchida和Kitayama提出了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认为不幸福感包括两个维度：即时享乐体验，应对行为，认知评价／情感或动机的卷入。他们发现这两个维度具有跨文化的一致性。
　　关键词　不幸福感；幸福感；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
　　分类号　B849：C91
　　
　　幸福一直是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古今学者思考和探究的课题。随着积极心理学和跨文化研究的兴起，关于幸福感的心理学研究更加丰富，人们开始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幸福感进行整合研究，并建立了相应的模型(邢占军，2002)。但是，迄今为止，对不幸福感的研究成果却十分缺乏，国外学者虽然在对幸福感进行研究时涉及到了不幸福感，但是很少关注不幸福感自身。尽管心理学呈现出从消极心理学转向积极心理学的趋势，但是对不幸福感的研究是仍然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幸福感，对完善幸福感的研究也有很大价值。鉴于国内还没有不幸福感的研究综述，本文将重点对不幸福感的概念和模型进行介绍和评价。
　　
　　1　不幸福感的概念和成分
　　
　　1.1不幸福感的概念
　　在不幸福感相关的研究中(Brows & Moskowitz，1997；Bryant & Veroff，1982；Furr & Funder，1998；Graham & Brown，1988)，研究者对不幸福感还没有确切的界定，研究者都是基于各自的研究目的对不幸福感进行了阐述。在现有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从三个层面来定义不幸福感的：负性的情绪或情感、生活的不满意感和低水平的幸福感。在第一个层面上，不幸福感被认为是负性效价的情绪(MeFarland & Kennison。1989)，也被认为是一种短时间、暂时的负性情绪状态，也可以是一种长时、持久的负面精神状态(Buijzen & Valkenburg，2003)，还可能是一系列的情绪问题(Pugno，2007)。在第二个层面上，有研究者把不幸福感定义为对自我或自己生活环境的不满意感(Koivumaa-Honkanen，Honkanen。Koskcnvuo，& Kaprio，2003；Richins，1991)。Haybron(2010)认为不幸福感是在精神上对自己生活的否定。在Bryant和Veroff(1982)的研究中，他们认为不幸福感是对积极评价的拒绝和对消极体验的接受。在第三个层面上，Shmotkin(2005)的研究认为不幸福感是低水平的幸福感，即个人对心理环境管理的失败。
　　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用测量幸福感的量表来测不幸福感，研究者认为在幸福感量表上低的得分就是不幸福感的程度。例如在一项人际误解和日本人不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用幸福感自我评定的方法来测量不幸福感(Tokuda & Inoguchi，2008)。大多数现有的研究，都是采用自我评定的方式来测量不幸福感。根据研究者研究目的的不同，研究中会选择不同的情境来编制项目来评定不幸福感。在一项儿童肥胖与不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中，研究者是让孩子的母亲来评定他们的孩子多久感觉到不幸福、沮丧或抑郁，用“从不”、“有时”、“经常”来评定。选择“经常”的被试比较少，因此就将报告“有时”和“经常”的频次作为不幸福感的指标(Chang & Nayga，2010)。
　　
　　虽然对幸福感最基本的定义是积极情感超过消极情感，且积极情感占据主导地位(Lu et al.，2001)，但也有学者认为幸福感的反面就是不幸福感(Pflug，2009)。但不幸福感概念的界定是否就是幸福感的反面消极情感超过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占主导地位?现有的实证研究还无法确定。
　　综合上述对不幸福感的各种界定，可以看出不幸福感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界定，一是从情绪或情感层面来界定；二是从生活不满意感的层面；三是从幸福感的层面来定义，因此不幸福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负性的情绪或情感，涉及到对人们生活的负性评价和低水平的幸福感。
　　
　　1.2不幸福感的成分
　　在Uchida和Kitayama(2009)的研究中，通过对不同文化下不幸福感的比较，得出了不幸福感包括六个面(facets)：消极的享乐体验、个人失败、社会破坏、先验重新评价、外在行为和自我完善。消极的享乐体验是指伤心、抑郁和悲伤等负性情绪；个人失败是指事情没有按自己预料的发展或是指由于个人失败而导致个体的低自尊：社会破坏指的是与他人的隔离或使得他人生气；先验重新评价是指因很小的事情引起的不愉快；外在行为主要是指应对不幸福感的行为如生气、攻击等；自我完善指因不幸福感而产生的完善自我的动机。
　　不幸福感的这六个面并不是在每种文化背景下都存在的。Uehida和Kitayama是基于集体主义一个体主义这个文化维度来研究的，如消极的享乐体验、个人失败、社会破坏、外在行为、先验重新评价都主要存在于美国文化下。而消极的享乐体验、个人失败、社会破坏、自我完善、先验重新评价则存在于日本文化下。两种文化下的不幸福感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应对行为(coping action)上。美国人习惯用攻击、生气和悲伤等外在行为来应对不幸福感，而日本人则会重新评价环境或适应当前社会的规范和准则来应对不幸福感。这种差异来源于文化对自我的塑造，个体主义强调自我的独立性，集体主义强调自我的相互依赖性(Markus & Kitayama，1991)。文化对自我的塑造影响了人们对不幸福感的应对行为。这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不幸福感和幸福感一样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在Furr和Funder(1998)的研究中他们发现个人的否定性是不幸福感的一个组成部分。
　　
　　1.3不幸福感的独特性
　　在很多方面，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拥有共同的成分――享乐、个人和社会方面的成分(Uchida & Kitayama，2009)。但是应对行为却是不幸福感所独有的成分。追求幸福，避免不幸福是人类的一种追求。对人们来说不幸福感比幸福感更需要应对行为。不管是美国人习惯用外显的行为(如攻击、生气)来应对不幸福感，还是日本人习惯用自我完善(self-improvement)如适应当前的规范与社会标准和先验重新评估(transcendental reappraisal)如评估周围环境的行为来应对不幸福感。它们都突出了不幸福感应对行为的独特的一面。这种不幸福感的应对方式也是与各自的文化背景是相一致的(Kitayama，Markus，Matsumoto，& Norasakkankit，1997)。
　　
　　2　不幸福感与幸福感的关系
　　从古代的道家和佛教到现代的心理学家都对幸福感与不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探讨。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幸福感与不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则成为积极心理学的一个争论的焦点。
　　
　　2.1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是不能共存的
　　关于幸福感和不幸福感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中国的道家和佛教，中国很多的哲学家都曾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探讨。佛教的哲学在幸福感和不幸福感之间划定了很明显的界限，认为不幸福感是人类生存的本质，幸福感仅仅存在于西方的极乐世界里。道家的观点也认为幸福感和不幸福感之间就是全或无的关系。庄子认为，完美的幸福感存在于缺失的幸福里，例如一个人只有在失去自由后，才会体会到拥有自由的幸福。换句话说，如果人们追求幸福，结果就是不幸福(Lu，2001)。总的来说，道教和佛教都认为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是不能共存的。
　　
　　2.2幸福感和不幸福感的辩证关系
　　中国哲学家从最早的“阴一阳”的角度来看待万事万物(Kim，2001；Osgood，1979)。他们认为表现出积极一面的(如幸福感)就包括了它自身的反面。反过来，表现出消极一面的(如不幸福感)就保留了自身一些积极的东西(Kitayama & Markus，1999)。哲学家们认为好的事物后面不可避免的跟着坏的事物，如在中国的俗语里就有这样的成语：否极泰来。这种循环的生活哲理同样可以用在幸福感和不幸福感上。Lu(1998)认为幸福感是依赖于不幸福感的，不幸福感是隐藏在幸福感里面的。
　　在Lu(2001)的研究发现，幸福感和不幸福感很可能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是两个整体，但它们是相互依赖、不断变化的关系。她同时指出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是矛盾、动态但可以相互转换的。在这种关系里，又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是相对的、可变换的和相互依赖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是平行的，或是一个维度的两端。
　　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得出在欧洲，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是一种线性增长的关系。而在亚洲，幸福感和不幸福感并不是完全相反的，他们更像是一个事物的两面(Lu & Gilmour，2006)。
　　有研究认为在辨证关系下对不幸福感的理解更强调的是不幸福感积极的方面。例如不幸福得到了相关他人或重要他人的同情和照顾(Kitayama & Markus，2000；Pflug，2009)。还有研究发现基督教徒不会把不幸福感看成对幸福感的预言，而是需要去克服它来得到幸福(Uchida，Norasakkunkit，& Kitayama，2004)。
　　以往的实证研究得出在欧美这样的个体主义国家中人们会将积极的生活事件最大化，而不会去强调不幸福感的的重要性(Ji，Nisbett，& Su，2001；Lu & Gilmour，2004)。
　　
　　2.3不幸福感是幸福感的反面
　　幸福感和不幸福感的关系的研究都是在对幸福感的研究中得出来的。Pflug(2009)在德国和南非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中比较不同文化下幸福感的民俗模型，他采用开放式问卷的方法收集被试对不幸福感的自由描述，然后对自由描述的词语与句子进行编码，最后让被试对结果进行评定来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幸福感是不幸福感的反面，大多数的德国被试的回答都认为不幸福感是和幸福感相反的。
　　
　　3　不幸福感的模型
　　
　　Uchida和Kitayama(2009)在对幸福感和不幸福感进行的跨文化研究中建立了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cultural Folk Models of Unhappiness)。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的建立主要是为了了解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幸福感的差异。整个模型的建构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收集不幸福感的自由描述。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采用美国和日本的大学生作为被试，要求被试对不幸福感不同方面、特征和影响进行自由描述，并要求被试对这些特征的总体可得性作五点量表评价。第二步是用多维标度分析的方法对第一部分收集的自由描述进行系统分析。从第一部分的描述中随机抽取美国和日本被试各30名的自由描述，让第二部分的被试确定语义相同的自由描述，这样得到重新整合的自由描述。再要求被试对这些描述词进行相同语义组的归类，语义相同的组再形成新的单元。第三步是对第一部分的自由描述进行编码，这样就形成了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
　　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包含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的两极是不幸福感的即时享乐体验和应对行为，如感觉到伤心、沮丧就是不幸福感消极的即时享乐体验，应对行为就是如指向外在的攻击行为或促进自我完善的动机。第二个维度的两极是不幸福感的认知评价和情感或动机的卷入程度，对一些问题或事件的评价而产生不幸福感就是认知评价，如人们觉得不幸福只是一种主观感觉或因为一些很小的事情引起的不幸福感就是情感或动机的卷入程度。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也是不一样的。在日本文化背景下。在这两个维度的语义空间里形成了六个意义群，即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有6个面：消极享乐体验、个人失败、社会破坏、先验重新评价、认知评价、自我完善，见图1。
　　而在美国文化背景下，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也包含这两个维度。在这两个维度的语义空间里形成了五个意义群，即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有5个面(facets)：消极的享乐体验、个人失败、社会破坏、先验重新评价、外在行为(见图2)。消极的享乐体验是指伤心、低落等情绪；个人失败是指因个人失败会导致的个体低自尊：社会破坏指的是与他人的隔离：先验重新评价可以是由于很小的事情而引起的不幸福感：外在行为是指应对不幸福感的行为如生气、攻击等。
　　综合上述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研究者得出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是有两个维度的，在这两个维度的语义空间里一共形成了六个意义群即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有6个面：消极享乐体验、个人失败、社会破坏、先验重新评价、外在行为和自我完善。前三个意义群是日本和美国两种文化所共有的，这说明不幸福感和个人失败或社会破坏是紧密联系的。不幸福感的应对行为是不幸福感的文化民俗模型的关键性成分，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有不同的应对行为，例如在美国文化下，人们常用外在行为来应对不幸福感。而在日本文化下。人们则常用自我完善的方法来应对不幸福感。
　　
　　4　评价与展望
　　
　　当幸福感的研究进入到跨文化研究的整合阶段时，对于不幸福感的研究也应该有所发展。对不幸福感的研究不是意味着又重新回到了消极心理学的研究范畴，而是在积极心理学的领域里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幸福感进行研究。每年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在抗抑郁和抗焦虑的治疗上(Thompson，2004)，但研究者对不幸福感的产生机制及其相应的研究了解得还不够。对不幸福感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和获得幸福感。
　　首先，不幸福感应该有确切的界定和明确的成分。幸福感的三维结构――生活满意感、积极情感、消极情感(Andrews & Withey，1976；Argyk，1987；Nettle，2005；Uchida et al.，2004)已经被大多数人接受。虽然研究得出应对行为是不幸福感的独特成分，但不幸福感的成分是否与幸福感一样，还是有与其不同的维度，现有的研究还无法得出。
　　其次，对不幸福感的研究手段和技术应该有所发展，不拘泥于用自我描述的方法。应该实现多种技术多种手段的结合。同时，应该有直接测量不幸福感的量表或其他工具。
　　此外，对不幸福感的研究还要再继续深入。从文化的角度学者们建立了幸福感的文化常模模型和目标调节模型，还从文化人格的角度整合了调节一缓和模型(邹琼，2005)。作为一对相依存的概念。不幸福感是否也有这样一些理论模型呢?以往的研究从文化民俗的视角分析了幸福感和不幸福感的关系，但就其根本原因没有具体研究。同时，有学者认为幸福感和不幸福感是可以转换的。但具体转换的机制如何，这些都将是往后研究的视角。
　　最后，不幸福感的研究应该从心理健康的层面来探讨。以前的研究都是从宏观的视角――文化、国家来看不幸福感。已有的研究发现很多因素会影响幸福感，如收入、个体主义、人权(Diener，Diener，& Diener，1995)，还有如人格特质外倾性和神经质(Furaham & Cheng.1999；Harris & Lightsey，2005；Lu，1995)，但目前还没有研究来探讨影响不幸福感的因素。将来研究的方向可以朝向更微观的方面，更注重个人的层面，从个人的人格、脑神经生理机制来看影响不幸福感的因素，也可以比较验证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和影响不幸福感的因素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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