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玉和他的县委书记们 [一个县委书记的民主实验]

　　一个村的由乱到治 　　 　　“我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出乱子。” 　　多年以后，赵超英以这样的话语来表述自己初到河北青县时的心情。
　　2001年他来到位于河北沧州地界的青县担任县委书记，虽然他此前已经在其他地方担任过县委组织部长、县长等职务，但是只有在成为一个县的真正“一把手”后，他才感到做县委书记的难处，尤其是当他面对村民上访问题时。因为“稳定压倒一切”，各级党组织对信访都高度重视，在一个县里，县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
　　摆在赵超英面前的一个典型难题，就是时楼村的上访。
　　这是一个只有500多口人的小村，却是青县有名的乱村。村民大多数都姓“时”，只是因为居住地域分成南院、北院。南院人多，选票多，当干部的自然多，得到村里好处也多，像去村办纸箱厂上班等。北院人少，当干部的少，很难参与村里事务的决策，受益也少。两院冲突愈演愈烈，北院上访告状不断，先找乡后找县，解决不了又到市、省及国家有关部门“要说法”，成为有名的“上访村”。闹到后来，村民们提出“坚决分村”。
　　于是，县委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时楼村。
　　“病根”找到了，“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工作组想，《村委会组织法》中规定“村委会可以召集村民代表大会”，可否以每十户为单位，选一个代表，南北院都有份，坐在一起商量问题？根据村民提议，时楼设了一个村民代表大会主席来召集村代会，“南北代表”协商共同处理了两件村务，但是，由于这种协商只是临时“坐在一起”，协商停止后，双方故态复萌。
　　为什么不让民主协商成为制度呢？北院村民代表经选举进入村代会，村民代表会变为村内议事的常设性的议事、决策和监督机构，大家虽然还为一些老问题吵来吵去，“但毕竟有了个正式、公平的吵架的地方，最终还得服从多数代表的意见。”心态平和了，注意力转向生产和建设，时楼村修了路灯，打了机井，接了有线电视，办理了新型合作医疗。
　　一个村由乱到治的经历，触动了青县决策者的思考。
　　
　　是“村民自治”还是“为民做主”
　　
　　自打农村实行“大包干”后，作为一个基层出身的干部，赵超英就明显地感受到：农民“不听话”了！再后来是干群关系紧张，上访农民越来越多，大部分村子“两委”之间闹矛盾。
　　面对农村越来越多的告状上访，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的党支部软弱涣散，不像过去那么负责任，农村党支部、农村党员先进模范作用发挥得不好。“病根”找到，“药方”也就开出来了：整顿农村党支部。
　　赵超英亲自起草文件，提出整顿改造农村党支部，“不换思想就换人，不换作风就换人，就是要发挥农村党支部的作用”。
　　“当时我们没看到农村党支部之所以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没看到背后体制的根节。”正好当时上边也提出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强调选一个好支书，建一个好党支部。
　　但是结果不如人意，赵超英甚至认为自己的做法“是反面尝试”，“我回过头看，是我们错了，并不是农村党员干部软、不负责任。他们只是明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干了，必须要变，但他们不知道怎么变。而我们却总是说要‘坚持这个、坚持那个’，不让变。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调整了，你的体制不变、工作方法不变怎么行！逼得基层干部狼狈不堪。”
　　赵超英说他一直绷着思考这根筋，但是“到底农村应该怎么改，应该怎么去搞，找不到一条路子”。
　　青县时楼村的变化，让他模糊地看到了问题的答案和解决问题的希望。
　　时楼村的矛盾其实是前几年的农村深层次矛盾的缩影。如果说，时楼村的“病根”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那么所谓的“政治参与问题”的实质，不就是农民要自己当家作主吗？经济上的自主、自立逐步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他们不仅要自主经营、自谋生存，而且还要在与此相关的各个方面当家做主。传统的“党支部一班人”“说了算，定了干”的“为民做主”的领导体制、领导方法，显然与这一切不是完全匹配甚至是相冲突的。这样的冲突导致一些地方频频上演上访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是共性的：自主、自立的农民不再心甘情愿、别无选择地接受领导了，他们自信自己有条件也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务，村民自治意识觉醒了。
　　是顺应村民觉醒的自治意识，还是继续坚持原来“为民做主”的领导体制？
　　
　　成功的新村治模式
　　
　　如石击水，时楼由“乱”到“治”引发连锁反应，新的村治模式在青县迅速推开。
　　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青县分两批在23个村进行了新模式试点。2003年年初以来，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以村民委员会换届为契机，在全县推广。到目前，全县345个村全部建了村民代表会议。
　　村民代表会议是经常性议事机构，村民代表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经村民会议授权，村民代表会议享有决策权和监督权。不同农户选出的村民代表，都可以在村代会这个常设性平台博弈后形成决策。村委会对村代会决议如有异议，可提请村民代表会议复议，或建议召开村民会议做最终决定。村民会议确定的合法决议，村委会必须执行，否则应提出辞职。村党支部主要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发挥领导作用。
　　县委书记赵超英用三句话概括这种机制：党支部抓大放小，领导核心到位；村代会由虚变实，决策监督到位；村委会依法管理，职责权力到位。
　　按照新模式的要求，村代会研究的议题来自三个渠道：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而村代会研究形式的决议只有一个“出口”，就是村委会。由几个村干部拍板决定村务的状况从此被打破。
　　青县345个村，共有6325名村民代表，青县为每名代表刻了一枚小圆章，上书某某村村民代表和代表名字。村民代表反映各自联系户的意见，而且要在会议记录、特别是决议上加盖自己的小圆章。为了不耽误村民代表正常生产活动，村民代表会一般选在晚上活动。新模式实行前，许多村民代表“给钱开会都不去”，而现在每逢开会主动去，而代表们高涨的热情又带来了村庄的巨大变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2年的2842元上升到2006年的4018元。2003年到2005年，全县用于农村文明生态村和公益事业建设的投入达1．89亿元，是前3年的4倍。村风村貌焕然一新。村干部不干事难，不廉洁更难。因为村里每干一项工程，村干部都得给大家读账，理财小组随时核对账目，工程结束后账目公开。一个招待费多了，村代会上讨论决定不合理的开支不给报。结果村主任年工资1万元只拿到8000元，被扣掉2000块餐费。
　　事实胜于雄辩。2003年，青县农村信访总量比2002年下降11%，2004年又比2003年同期下降26.8%，2003年以来，全县有37个“上访村”自动息访，如今，因村班子问题上访的基本绝迹。
　　赵超英也不再整天害怕“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出乱子”，“现在也不是没事，每个村庄都是一个小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冲突，但现在有事一般自己能解决，有这样的机制，就像有病可以自愈一样。”
　　
　　争议中的“青县模式”
　　
　　赵超英坦言，村代会在全县都铺开了，但是运作好的占到30%，一般的占到50%、60%，差的占10%-20%。
　　真正的压力是那个永远都有实际杀伤力的“大帽子”――“淡化党的领导”“架空党的领导”。有人质疑“支部书记还是不是‘一把手’？”“支书说了不算，村民说了算，基层党组织会不会被边缘化？党的领导又如何体现？”
　　“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体制以外说自己是‘核心’，没有用，没人听。硬当‘核心’反会坏事。必须进到体制中去，赢得民心才行。”《青县村级组织规则》规定：村支书要竞选村代会主席。也就是说，党支部借助村代会这个载体进入村民自治体系，与村民“绑”在一起，实现了加强党的领导、农民当家做主、依法办事三者的有机统一。威信低、形象差、能力弱，未能当选的，一般要调整。实际上就是，竞选失利的村支书要引咎辞职。
　　有了民心，不愁核心。2006年青县村“两委”班子换届，293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连选连任，比例达92．2％，2622名党员被推选为村民代表，占村民代表总数的41．5％。4年来，青县农村青年踊跃申请入党，每年新发展农村党员近500-600名，是之前的3倍。
　　“归根到底，党在农村的执政要过好民主这一关。变直接‘为民做主’为领导‘村民做主’，政治上和谐了，农村社会才会整体和谐。”赵超英说。
　　当然，也有人对此不理解：村代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干吗非让村支书掺和进去？也有人评价甚高，说这正是“青县模式”破题之处，有胆量、有智慧，是忧党、忧国、忧民之举。赵超英说“这不只是为党，更是为了群众。放弃党的领导，是不负责任的。”
　　赵超英对“青县模式”充满信心。然而，质疑的声音并没有消退，“青县模式”也没有被普遍认可，更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
　　8年前，和赵超英同时交流的县级干部大部分已经得到提拔重用，远走高飞了，只有赵超英仍然在大运河边的青县继续着他的实验，担任着县委书记。
　　
　　编后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特别强调要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青县的民主实验无疑是对总书记报告的一个最令人欣慰的印证。
　　在青县民主实验实行之初，曾经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村里的事情，村民说了算，基层党组织会不会被边缘化？党的领导又如何体现？然而，青县这几年的实践，党组织的作用不但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加强。原因很简单：得了“民心”，不愁“核心”。事情办得合理，有利于维护群众利益，自然得民心；而要想事情办得合理，就必须充分体察民意，集中群众智慧。
　　青县的民主实验证明，村民民主权利落实到位，农民干劲足了，经济也就上去了。事情办得合理了，群众的心气自然就顺了。这一切最后形成的结果，就是党组织的威望上升，核心地位得到加强。
　　可以肯定的是，村民自治，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问题是怎么个领导法。只有真正走进老百姓的心里，才能真正顺应民意，才能得到民心。我们欣慰地看到，青县的探索，不仅解决了村治模式的问题，而且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的问题，找到了“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办事”有机结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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