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总统卡斯罗特生活 《卡斯特罗给毛泽东送手枪》等

　　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礼品馆里，陈列着一支握把上刻有毛泽东名字的手枪，用西班牙文书写(MAOTSE-TUNG)，型号为美国M1911A1式11.43毫米自动手枪。 　　该枪来历不凡：1959年1月，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起义军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建立了革命政府。美国视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为眼中钉，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
　　1961年4月17日，1400名得到美国中情局训练和装备的古巴流亡者，妄图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古巴军民英勇反击，俘敌1100多人，缴获大批美制武器。这支M1911A1手枪就在其中。
　　时任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第一书记、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决定把这件战利品赠送给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主席。1964年春，中国驻古巴首任大使申健回国时，卡斯特罗委托他带回转交。毛泽东主席把这支有特殊意义的手枪移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这种手枪在多次世界手枪评选中名列前茅，被誉为“军用手枪之王”。
　　(摘自《中文先驱报》，李俊亭／文)
　　
　　任弼时的三个绰号
　　
　　任弼时有三个绰号：“骆驼”、“被子”、“党内的妈妈”。
　　“骆驼”是忍辱负重的意思。叶剑英曾写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而叫“被子”，是因为任弼时为人厚道、公道，对待干部就像冬天盖一床棉被，让人家感到舒服、暖和，可以安心地度过寒夜。张爱萍将军在苏区时曾经被内定为AB团分子，任弼时推翻诬告，这才为后来新中国的国防工业保住了一位主帅。丁玲在延安审干时，被康生等定为“抢救”对象，任弼时表示“你放心到前方大胆工作，党卡相信你!”大翻译家师哲在苏联时因苏国内搞肃反而失去了工作，任弼时为他找到了“饭碗”。最有趣的是，任弼时听说师哲与妻子已失散15年，就留心寻找。一次，任弼时路过安塞县侯家沟的小学时，听说有个女教师与师哲是老乡，女儿又姓“师”，当机立断把她们带回延安。果然正是师哲失散多年的妻女!
　　有段时间任弼时与周恩来住在同一窑洞的东西两问。每天早晨，任弼时都要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又怕开门吵了周恩米，便每天都蹑手蹑脚地从窑洞的窗户上跳出去。这一天，他又这么跳了出去。而隔壁周恩来也因要咳嗽，怕吵醒了任弼时，就紧捂嘴巴走出门去。两人在门外相见，会意地笑了起来。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任弼时年龄不大，却也因此得了第二三个绰号“党内的妈妈”。
　　(摘自《文摘报》，秦晓鹰／文)
　　
　　潜伏在宋美龄身边的中共情报员
　　
　　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主持人是蒋介石，沈安娜端坐在速记席上。此后，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全会都由沈安娜担任速记。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埋头记录的沈小姐，竟是中共情报员。
　　1943年5月，沈安娜被安排为宋美龄的讲话做速记。每次速记完，她都将速记符号翻译成文字，工整抄录，封面上还加上标题，宋美龄非常满意。
　　1946年3月，蒋介石连续两次召开最高军事会议，策划在半年内击溃八路军、新四军主力，会上还确定了军事部署和兵力调配。这些我党最需要的预警性战略部署情报，都被沈安姗记录了下来，并迅速送到延安中共最高决策层。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而内战。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他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沈安娜不得不停下笔来，但她把蒋介石的讲话牢牢记在心里，待到休息之际，再偷偷记录下来，
　　1949年4月，沈安娜和丈夫华明之按上级指示回到上海。5月，上海解放，沈安娜长达15年的地下谍报生涯结束了。
　　(摘自《党史博览》，卞迁／文)
　　
　　新中国第一代领导夫人们的工资
　　
　　中国第一代领导人中工资最高的不是毛主席，而是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宋庆龄领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每月579.50元，另外还有300元活动费。
　　毛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三年困难，他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到了404.80元。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都和毛主席一碗水端平，工资统统是404.80元。
　　毛主席夫人江青的工资，也不是夫人中最高的，她一开始享受的待遇工资243元。“文革”时她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九大”后工资涨到342.70元。
　　周总理夫人邓颖超的工资，一直都是342.70元。她的工资比时任副总理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低一级。蔡畅是1923年入党，而邓颖超是1925年，晚了两年。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工资又比邓颖超低一级，她是1929年与朱德结婚后两年才入的党。王光美1948年入党，并与刘少奇结为伴侣。因资历较浅，工资才120多元，也是夫人中最低的。
　　当时还有一批女民主人士工资不低，如廖仲恺遗孀人大副委员长何香凝，冯玉祥遗孀卫生部长李德全和“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人大副委员长史良。
　　(摘自《老年生活报》，文秋／文)
　　
　　周恩来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握手
　　
　　毛泽东和周恩来携手近半个世纪，没有人知道他们握过多少次手。然而，在摄影记者杜修贤的镜头里却留着他们最后一次握手的瞬间。
　　1974年，周恩来的病情恶化，癌症转移，身体消瘦。他拖着重病之躯，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5月29日，周恩来陪同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会见毛泽东，这是他最后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会见结束时，邓小平、乔冠华和毛主席告别后就走出书房门，杜修贤一看，总理还站在门旁，没有参加他们的告别，只是默默地等待着。
　　杜修贤突然有一种感觉，总理可能要和毛主席握手告别。毛泽东送客走到门边，和站在旁边的周恩来的目光相遇，瞬间，一脸的微笑飞逝而去，忧伤地垂下眼帘，这速变的表情令杜修贤惊诧不已，他第一个反应就是端起照相机，镜头对准他们的身影……
　　镜头里，毛泽东忧伤地耷拉着眼皮，苍老的脸上布满愁容和病容。已经十分消瘦的周恩来深情地正视着毛泽东，慢慢地伸出手，毛泽东也慢慢地把手伸了过去。当杜修贤“咔嚓”一声按下快门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这却是共和国第一位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最后一次对着摄影镜头握手道别。
　　6月1日，周恩来住进了305医院，直到生命最后的一刻。
　　(摘自《纽镜头中的毛泽东》，杜修贤／文)
　　
　　开国元帅们的临终遗言
　　
　　罗荣桓(1963年12月16日逝世)：“我一辈子做对了一件事，就是紧跟毛主席!”
　　贺龙(1969年6月9日逝世)：“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是最公正的裁判。”
　　陈毅(1972年1月6日逝世)：“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彭德怀(1974年11月29日逝世)：“让我最后报答家乡的土地，报答父老乡亲。”
　　朱德(1976年7月6日逝世)：“生产要抓，不抓生产，将来不可收拾!”
　　刘伯承(1986年10月7日逝世)：“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叶剑英(1986年10月22日逝世)：“你给别人做过一件好事，你不要记得；别人如果给你做过一件好事，你要一辈子不要忘记!”
　　徐向前(1990年9月21日逝世)：“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还有，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
　　聂荣臻(1992年5月14日逝世)：“为国争光，为人类进步多做贡献。”
　　(摘自《解放军报》，蒋伟／文)
　　
　　“文盲总理”陈永贵最头疼的事
　　
　　陈永贵原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后因在大灾之年1963年发起“三不要三不少”运动而受到山西省委的重视。毛泽东发动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陈永贵于1975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位“文盲总理”。
　　陈永贵上台后，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作报告。他每天要批阅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
　　陈永贵最头疼的事情就是作报告。每当此时，他就先让“秀才”们将他的“意思”撰成讲稿，但文字稿他是不会念的，于是，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每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四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每一张纸只有一百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人，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
　　(摘自《华文报摘》，华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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