售假处罚标准 [“我来自首”:一个售假商人的自我救赎之路]

　　刘曼决心去寻找一种期待已久的问心无愧的生活。2009年2月16日下午，他把一箱“湾仔码头”牌手工水饺夹在胳膊底下，向国家工商总局出发。 　　当他站在国家工商总局的灰色台阶前，门卫拦住了他。“我来自首。”他的声音含混不清，“我来自首，检举自己和他人制作，销售假冒伪劣的水饺和冰棍。”
　　
　　“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
　　
　　在工商总局接待室里，刘曼打开箱子。里面装着几袋伪造的“湾仔码头”水饺，还有一份沾满油灰的通讯录，和两个皱巴巴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着刘曼的生活轨迹。
　　第一笔数字出现在2006年年底，梦想寄托在小小的冰棍上。刘曼存北京混迹了几年后，开始替一家郊区冰棍厂销售“大红果”冰棍，他从工厂里批发，再出售给北京符地的“二批”，由二批分售给大大小小的超市和商店，每箱赚一到两元的微薄差价。
　　数字在2008年出现了一次飞跃。年初，他试图向刚认识的同行“吹牛”，说自己一年能赚6万元到8万元。那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男人嘲笑了他：“我们一个月都不止赚那么点。”
　　刘曼当时突然“心呼呼直跳”。
　　从此，“二号”登上了刘曼的账本。“二号”是假货的代名词。一人行，那个人就教他规矩：不能直接说“假货”，要说“二号”，否则大家都知道你是个新手，送的货没人敢要。而且必须据实告诉二批，货是假的，大家分摊利润。
　　一开始，他向几个老客户推销“二号”，有些难以启齿。这个自认“一向行为正派”的年轻人，尚爱惜自己的名声。不过，2008年3月的一天，经过再三犹豫，第一笔假货生意在电话里谈成了。
　　6月里的一天，有个司机送货时，碰见查货车的执法队伍。司机撒腿逃跑，车上装着的“二号”冰淇淋暴露，老板被捕。他们惊慌了一段时间。不过，新闻里一点儿消息也没有。“卖你的吧，新闻里都不播。”一个同行用这句话，鼓励刘曼继续干下去。
　　8月，他认识了新的合作伙伴，生意也越做越大。刘曼的生活改变了。他开了自己的超市，买了一辆二手金杯车，还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就在他生意越做越大的时候，妻子也怀孕了。不过，他的生意一直瞒着妻子。
　　2008年9月，经过一起卖“二号”冰棍的朋友介绍，他人了卖假饺子的行当，使用价格相对便宜的水饺来冒充“湾仔码头”，一箱便宜水饺，可以“出一箱半湾仔码头”。
　　
　　“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2009年2月16日下午，国家工商总局信访办公室里，刘曼在一张纸上快速书写。16开的纸很快写满了。
　　“我希望你们能赶快处理我的问题”，他说，“我真怕自己什么时候跑了。”
　　在来工商局之前。刘曼曾经尝试过许多种方式，迈出自己的赎罪之旅。从2009年1月开始，他扑在电脑上，创作一部几乎是真实记录的小说。一个月后，这部16万字的小说初稿已经写完。他希望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引发同胞的认知和反省”。
　　刘曼也说不清楚，悔悟之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一开始出现的只是恐惧。2008年12月，他卖出的一批假冒“湾仔码头”水饺，被人尝出了问题。一个老主顾打电话过来，要求退货。
　　这是假冒产品销售生涯里他第一次“发怵”。他上网查自己的罪责。
　　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罚钱就能了事。超过5万元，可就有刑事责任了，刘曼开始紧张：“我以后怎么办?”
　　3个月前的9月份，他心情可不是这样。2008年9月初，他卖出了第一批假冒的“湾仔码头”水饺。货是从别人那里进的，一共26箱，卖给了石景山区一个二级批发商，进价是每箱128元，一倒手卖到了172元。
　　净赚1144块，刘曼用蓝色圆珠笔在账本上详细记下这笔收入。
　　
　　“我不害怕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
　　
　　这个下午，刘曼的赎罪之旅，与原先想象的差别很大。他原以为，自己的账本和一箱作为证据的假“湾仔码头”，足以说明所有事实，并把对他的惩罚立即变为现实。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被移送到公安机关，并经历三五年的牢狱之灾。“我不害怕生活在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他说他要洗去自己身上的罪恶。
　　2008年9月底，正牌的“湾仔码头”水饺突然更换了包装。因为新包装一时没法仿造，假货货源一下子被切断了。刘曼禁不住几名老同伙的撺掇，开始自己参与制假。
　　第一步是“做版”，3个合伙人拿出1.5万元，交给一家图像公司，由他们根据市场上的正版包装，制造印刷用的图版。然后，这个图版被送到专门印刷包装的小工厂。从小的包装袋，到大的包装箱，6个品种的“湾仔码头”，他们每种印刷了能装3000箱的包装。
　　为了使假冒的货物能够进入大超市，需要专门对包装袋的条码进行仿制。在木樨园一条隐秘的街道上，许多店铺都有这样的技术。他们用数码相机把正牌包装的条形码拍下来，喷绘在塑料袋上。最后一步是喷绘生产日期。一个足以乱真的包装袋就大功告成。
　　他们自造的饺子很快就被客户发现了问题。好些批发商打来了电话，告诉他有人“吃坏了肚子”。
　　惭愧和担忧一起压了过来。以前，这些批发商都是刘曼最好的朋友，是“一进他家什么话都不说直接端碗吃饭”的关系。他听着这些，“惭愧得直想哭”。
　　
　　“我渴望早点用行动赎罪”
　　
　　矛盾的性格似乎混合流淌在刘曼的血液里。2003年，他来到北京以后，有几年时间，一直与几名文化人在一起。尽管身无分文，但这个年轻人对未来满怀憧憬。他喜欢看报纸。闲的时候，他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一个60多岁的老作家看。老人激动不已，说：这小子，将来一定是个大作家。
　　“如果让我选，我宁愿回到那些安安静静读报纸的日子。”他也知道那些日子很难回去。他有了一个家，还必须面对一段让他无法逃避的不光彩经历。“我渴望早点用行动赎罪，然后重新开始过清白的生活。”
　　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曾经满脑子都装着的社会理想和责任感，变得离他那么远。“这几年，我好像变成了一架赚钱的机器，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想。”有空的时候，他还会登录一些网站，阅读与民主法制相关的文章。
　　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继续干“黑心事”，把一箱箱的假冒名牌水饺。送到那些信任他的人手里。
　　
　　“我宁愿坐满刑期”
　　
　　自首的念头像一个噩梦缠绕在刘曼心里。“我希望能洗刷自己的罪过。”这句话常常挂在他的嘴上。当别人提醒他，自首会得到减刑时，他总是连忙表示：“我宁愿坐满刑期，这是我应得的。”
　　只有当睡觉时，他摸着妻子的肚子，感受着孩子在里面踢他，或者当他写小说时，妻子像往常那样依偎着看他，自首的勇气才会一下子不见了。
　　自始至终，妻子都没有责怪过他。只有一次，他结结巴巴地试图向她解释，自己为什么背着她卖假货。他的理由是，将来孩子出生后要花很多钱，奶 粉只能买国外的。这个沉默的女人突然发火了：“你既然知道这些，怎么能去做这个?”妻子和他一起在电视上看到了三聚氰胺事件，也看到过那些孩子。
　　有很多次，他恨不得立即带着妻子逃回远在湖南的农村，“对之前的所作所为不管不顾”。而这种想法最后往往败下阵来。占上风的那种东西，他思索了很久，觉得可能是“公民意识”。
　　也许是为了鼓励自己，他把自己在网上的签名改成“我跟自己斗争的目的，是让自己人性的彻底回归”。
　　
　　“你是个有良知的公民”
　　
　　2009年2月12日，刘曼写完了他的小说。不过。到工商局自首之前，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他来到曾经卖出假冒“湾仔码头”水饺的批发商那里，向他们赔钱，道歉。剩下的水饺，他打包放在家里，准备当作自首的证据。
　　有人替刘曼担心，他的自首会断了许多老同行的财路，从而招来报复，刘曼说自己倒是从没觉得怕过。相反，他希望同干这一行的人们感知，早日自首或赶紧停止违法行为。
　　刘曼曾把写完的小说交给了一个朋友。在网上，这个名为“老虎庙”的网友，开始披露小说的一部分内容：
　　“2008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暴风雪、地震、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机……
　　“小龙是个良心未灭的人，或者说骨子里有着农民血液的乡村人，面对新闻里报道出的众多受毒奶粉伤害的儿童，良知在一步步地复苏……”
　　小说在网络上掀起波澜。“老虎庙”的电话被记者们“打爆了”。几家媒体希望对刘曼进行采访，有的甚至表示，愿意负责他入狱后家人的生活。
　　2009年2月13日下午，一堆记者聚在一栋大楼里，等着刘曼出现。
　　“见了记者，就没有退路了。”出门前，刘曼跟妻子说。在路上，他几次“想转身逃掉”，却最终还是站在了镜头面前，并叮嘱记者们：“希望你们不要把我写成一个高尚的人。”
　　“如果真的悔悟了，那以后洗手不干了，多为社会作贡献不就行了吗?”一个工商系统的公务员知道了刘曼的事，通过朋友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觉得他似乎“犯不着”去自首。
　　“我有矛盾，我有退缩，更有不想失去一切的理智。”刘曼说，“我是个活生生的年轻人，还有着即将生产的妻子。”但是，他希望这一切赶紧结束，彻底结束。这样，“我就可以踏踏实实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2月16日，刘曼有些迟疑有些激动更有些毅然地走进了国家工商总局的大门：“我来自首……”而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人员送他出门时说：“你是一个有良知的公民。”
　　走出工商总局的大门，刘曼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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