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恩怨始末:李政道简介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两位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内情究竟如何? 　　 　　初识 　　
　　20世纪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10万美元,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合作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很吃惊,勉强同意了。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获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他们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建议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得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决裂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不同意。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1962年5月12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李政道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辞职书。奥本海默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海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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