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_别不了的司徒雷登,以及谷歌

　　1949年4月23日,挥师渡江的解放军解放了南京。彼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将大使馆随国民政府迁至广州;也是彼时,坚持留守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被解放军保护起来的大使馆中规划着北上的行程。然而,国务卿艾奇逊的一封急电还是将他调回了美国。为此,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很好,很好”的欢呼。
　　2010年1月12日,谷歌公布了退出中国的计划,威胁关闭中国办事处,以彻底淡出中国市场。一时间,哀声遍起。铁杆“G粉”甚至不顾安保人员的阻拦,把鲜花和鲁迅文章献给谷歌。但一周过后,谷歌调整了之前的计划,又宣布在中国的业务恢复正常。
　　司徒雷登欲留却走,谷歌欲离仍守。
　　司徒雷登是一位传教士,他生在江南,一口地道的杭州话曾招来美国同学的鄙视;谷歌也是一位传教士,李开复的魅力、Gmail的便捷、Google Earth的视野都引来了无数皈依者。但谷歌更多的是通过搜索引擎“传教”,就像司徒雷登通过燕京大学传教一样。不同的是,后者的环境要宽松得多。
　　事实上,谷歌的问题出现已久。美国记者CLIVE THOMPSON写于四年前的文章《“Google”在中国:他不是Google》这样描述谷歌的困境:“BRIN和其他Google的总裁们意识到,防火墙留给他们的只有两个选择,而且都是他们不情愿的。如果Google继续置之不理,继续只在国外运行,那么结果只能是被防火墙拖慢,甚至更不公平的封锁――最终,市场份额就会被百度和其他中文搜索引擎瓜分。如果他们开办中国分部,把服务器开在中国,防火墙的问题就不存在了,服务速度立刻就能提升。但是Google就必须屈从于中国的审查制度。”最终,中国强大的同化力量使得谷歌的管理者们认识到,“他认为Google要想在中国盈利至少需要好几年。他认为,事实上进入中国市场的商业考虑并没有比希望中国人能够更好地获取信息的考虑多。‘我们最终决定做出这个妥协。’”“审查”是个容易上纲上线的字眼,有人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门该开多大,路该怎么铺,要中国人自己来设计、安排,外界怎么说,只能作为参考。”与此针锋相对的观点则是“世界现在正处于网络时代,谷歌作为世界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信息技术公司,在中国的存在有利于中国的文明发展、进步。而要逼走谷歌,那是……愚蠢行为。要想把人民变得愚蠢,自己会变得先愚蠢。”
　　利益与价值孰轻孰重?这是不少在外投资的发达国家企业及其母国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有人从国际人权公约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认为如果谷歌的退出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虑在内,那将是一件可喜的事情,因为一份由联合国发起、被全世界公认的契约实实在在发挥了作用。但上升到外交政策层面,即对国家来说,二者并不存在绝对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这是广义发展援助无法回避的问题(发展援助因此被很多人称为“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在卡特时代,美国与伊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智利等威权国家的关系就十分紧密。后来,为了开展反毒清剿,为了国家安全,克林顿和小布什不得不学习与自己看不顺眼的藤森、穆沙拉夫等人合作。话又说回来,谷歌毕竟不是政治家,尽管佩洛西等鹰派人物不断为谷歌“打气加油”,谷歌在中国这个成员众多的大家庭还算是个听话的孩子,这是因为在中华大地摸爬滚打多年的谷歌早已深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还是因为谷歌以退为进,想先薅上几把“社会主义羊毛”再说?这只有谷歌自己心里最清楚。
　　其实,谷歌在这一事件中“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网民的参与早已在较量的天平中增加了不确定因素。对于那些已将个人生活深深嵌于谷歌的网民,谷歌已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载体。“如果一天不上网,不用谷歌,我会难受,我会觉得生活与世隔绝。”
　　中学语文教科书中收录的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和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影响了数代中国人。虽然闻一多的演讲要比毛泽东的作品早三年问世,但由于他对司徒雷登作出“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评价与毛泽东对司徒雷登“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描述发生了冲突,教科书审查者自几十年前起就删除了这一评价。如今,曾“别了”的司徒雷登已魂归杭州,与这片他熟悉的大地相逢。都说“相逢是首歌”,有人却说“谷歌是首歌”,这首歌让我们想起建国头30年有些苦痛的闭塞,让我们重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可喜的开放,让我们思考今后30年或300年中国可能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看来,这首歌还真不好唱。但相信,这首歌终究会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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