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缘何肢解“二奶”？:包子雷演员道歉

　　 　　2005年8月1日，残杀情人并肢解其尸体的云南省昌宁县原县委书记杨国瞿被押赴刑场，执行了死刑。 　　 　　一路升迁，却难忍“和尚生活” 　　
　　1962年，杨国瞿出生于云南省保山县一个贫寒农家，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他读书。1980年，他考入保山农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老家保山县农业科研所工作。在此期间，他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文，引起了上级的注意，很快被提拔为乡长。
　　杨国瞿在农村工作了10多年时间，乡长、乡党委书记等职务使他得到了充分的磨砺。尽管他个头矮小，但头脑灵活、精明过人，因而在官场上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组织部门青睐的眼光再次落到了他的身上。1997年底，35岁的杨国瞿被派往保山市龙陵县担任副县长。在两年任期内，杨国瞿在自己分管的领域里成绩突出，为此，被共青团保山市委等单位授予“保山市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在事业光环的背后，杨国瞿的私生活却出现阴影。
　　杨国瞿的妻子在保山市某单位工作，并没有随他调到龙陵。刚开始，杨国瞿常常在龙陵和保山之间奔走，但后来就渐渐疲了。原因是自己的“和尚生活”得到了当地有关人士的“理解和支持”，并获得顺利解决。在他来龙陵不久，当地有两名副县长出事，都是花公家的钱赌博玩女人，成了反面教材。但在杨国瞿眼里，这些事倒真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很香。他坚定地认为：只要经济上不出事，生活作风方面不算一个问题。下面“抬轿子”的人听了杨国瞿的一番高论，很快帮其物色美女。1998年春夏之交，杨国瞿开始与当地一名小姐有了瓜葛。
　　渐渐地，杨国瞿不太爱回保山，更爱“扎根基层”了。一些媒体还对他“为了工作牺牲家庭”大加褒扬。1999年初，杨国瞿升任保山市政府副秘书长。尽管人是回保山了，可他的“花心”却改不回来了。
　　
　　“花心”书记，找个女教师情人
　　
　　当了两年副秘书长，1999年底，昌宁县委书记空缺，杨国瞿顺利地顶上了去。
　　杨国瞿很熟悉基层工作。到昌宁上任之后，他前3天了解县里的情况，接下去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又到基层各乡镇跑。当时，中央正号召各级领导到基层访贫问苦，杨国瞿的这一招，正可谓点中要害。因此，这个小小的县委书记的举动，竟然也上了国家权威媒体的报道，为他在政治上赢了不少分。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恰恰就是在这次“基层之旅”中，杨国瞿有了艳遇，而且最终“命犯桃花”。
　　杨国瞿选择的第一个点，就是该县最贫困的漭水乡。这天，杨国瞿驱车而来，到乡政府转了一圈后，又来到乡初中视察。就在这里，他认识了刚从云南省蒙自师专毕业、被分配到这里当教师的许春梅。这个年轻靓丽的女教师让杨国瞿为之心动。临走时，他破例地拿出自己的名片，半开玩笑半当真地对许说：“假如他们敢欺负你，不按时足额给你发工资，你就给我打电话。”
　　那个周末，许春梅便接到杨国瞿的电话。年轻的女教师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为了自己的前途，她愿意做出这样的“牺牲”。县委书记的权力就是大。不久，许春梅便正式调入了县城的昌宁一中，让多少乡镇教师眼红不已。
　　毕竟是久经历练的官场老手，杨国瞿到昌宁不久就在两个方面为自己打下了坚实的根基：一是解决了感情和生理问题，虽远离妻室仍有美人相伴；二是美人激励了事业，使他在事业上又有新的开拓。他提出“昌宁，中国新田园城市”的口号，聘请国内知名专家对城市建设、规划、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规划。经过一番努力，昌宁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城市建设出现较大起色。昌宁县人都说，昌宁来了个“能人书记”。上级也再次将他纳入升迁的视野。
　　
　　不堪纠缠，书记苦思“脱手”计
　　
　　就在杨国瞿政治上得分越来越多，升迁的机会越来越大之际，他在感情问题上埋下的“地雷”也逼近“引爆期”，对他越来越不利。
　　2003年初，杨国瞿被派往北京学习。许春梅追到北京，告诉他自己已经怀孕。杨国瞿要她把孩子打掉，可许春梅的态度异常坚决，一定要这个孩子。这许春梅也不是好惹的。俗话说“躺下来是一只羊，站起来是一只狼”，她正好属于这一类型。她懂得，露水夫妻毕竟是露水夫妻，名不正，言不顺，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土崩瓦解。她得紧紧抓住他，让他甩也甩不掉。2004年1月，许春梅生下一个女儿。
　　有了孩子，总得找个地方安顿下来。于是，杨国瞿拿出30万元巨款，在县城买了一套别墅让许春梅母女居住。
　　许春梅生下女儿后，自以为王牌在手，多次向杨国瞿提出结婚要求。杨国瞿打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跟她结婚，于是躲开不见，许就追到他的办公室。
　　杨国瞿烦透了，就对亲信们叹苦经：这个女人真烦哪！你们替我想想办法，如何才能摆脱她？
　　有人就出主意，让她早点嫁人，就不会再缠着书记了。
　　杨国瞿觉得这个主意不错，说：就怕没人敢娶她。还说：要是机关里有哪个人娶了她，我就给他个局长干干。
　　书记的这番话传了出去。机关里的年轻干部开玩笑了：“想当官，去追许春梅呀！”真是有人想试试身手，可又有人开玩笑：“别想得美，人家许春梅会不会看上你呀！”
　　
　　辣手摧花，“二奶”命赴黄泉
　　
　　杨国瞿要调离昌宁、到保山升任副市长或常务副市长的传闻越来越紧，许春梅也更加紧张。假如杨国瞿回到妻女身边，就此把她们母女抛开，如何是好？于是，她加紧了“逼婚”步伐。她不仅跑到他办公室里闹，甚至根本就不顾周围有什么人，因为，她就是希望事情闹大，让杨国瞿早点解决这件事。
　　一天，许春梅因为女儿生病，又跑到县委大楼找杨国瞿。此时，杨国瞿正在县委常委会议室开会。许春梅直冲进常委会议室，当着众常委的面责问端坐在正中的县委书记杨国瞿：“你究竟要什么时候才和我结婚？！”
　　看到这一幕，常委们一个个都惊呆了。杨国瞿脸都黑了，不声不响就走了出去。
　　这时的许春梅对杨国瞿而言，不再是娇巧可人、柔情似水的小情人，而是面目狰狞、威胁他政治前途的绊脚石。他担心，这个女人老这么缠下去，自己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
　　6月14日这天对杨国瞿和许春梅来说都是个不详的日子。当许春梅再次冲进杨国瞿宿舍争吵时，杨国瞿首先想到了“要死”。特别是当许春梅像母老虎似地在他身上猛出“香拳”、往他脸上狠使“阴爪”时，他再也忍不住了。想想自己堂堂的县委书记，却被一个小女子逼得走投无路，还不如干脆灭了她！正好身旁有一只别人送来的工艺品木雕马，他就顺手操起来，朝她脑袋上猛砸几下。很快，许春梅就倒在了地上。
　　许春梅终于死了。可是，如何处理尸体？杨国瞿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将尸体放到高压锅里煮烂，再倒到马桶里冲走。于是，他拿起菜刀，像一个屠夫，一刀一刀地将尸体剁开。
　　杨国瞿在一阵精神错乱般的猛砍之后，放了几块到高压锅里煮。可他发现要把一具尸体煮烂，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无奈之下，他拿起塑料袋，将切碎的尸体装起来，再放到冰箱里。
　　当他心慌意乱地将地上的血迹清洗干净之后，已是6月15日的清晨。司机已将车子停在楼下，杨国瞿仍然按原来的计划下乡调研。
　　6月16日这天，杨国瞿推掉了所有公务，呆在家里，认真考虑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思前想后，逃是逃不掉了，一个县委书记在杀人外逃时被抓回来是很难看的，还不如自己归案的好。于是，他主动给县公安局长丁自生打了电话，请他过来。
　　丁自生来了，问：“杨书记，有什么急事么？”
　　杨国瞿指了指冰箱，道：“东西在里面！”
　　“什么东西？”丁自生问，可杨国瞿把头扭到一边：“你自己看吧！”
　　丁自生打开了冰箱，这才发现里面是一块块冰冷的尸骨。
　　丁自生回过头来，惊愕地看着杨国瞿。杨国瞿异常痛苦地道：“是许春梅，我被逼得没办法呀，老丁！我该怎么办？”
　　丁自生道：“惟一的办法就是投案自首，我带你去保山市公安局。”然后，丁亲自开车将杨送到保山市公安局。
　　
　　掩卷沉思，悲剧谁可避免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在这起案件中，杨国瞿充分暴露出人性中丑恶凶残的一面，被处极刑，也是罪有应得。但纵观长达5年的“二奶事件”的全过程，尤其是结合近年来多起政府官员涉及类似情节的恶性案件的现实，我们就不能忽视整个社会背景对个人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对本案中杨国瞿自身以外的因素引起充分重视，就无法防止此类悲剧的再度发生。
　　无论是作为县委书记，还是重点提拔对象，杨国瞿都属于保山市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重点考察监督的对象。但令人遗憾的是，上级对这起恶性案件的发生未能起到任何防范的作用。针对群众反映杨国瞿包“二奶”的问题，保山市纪委书记杨明佑也亲自对杨国瞿进行过一次“诫勉谈话”，但杨国瞿当面以党性和人格担保绝无此事。于是，在昌宁几乎全县人都知道杨国瞿与许春梅的关系，并且知道他们有一个私生女的情况，保山市纪委还是以“对杨国瞿的二奶问题查不出证据”为由，不了了之。
　　作为昌宁县的领导班子，尤其是县委常委们，很难再说自己对经常到县委办公室大闹的许春梅一无所知。在整个过程中，昌宁县的领导班子成员即使面对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调查，也纷纷表示“不了解情况”。昌宁县一名官员说出了心里话，如果之前他们主动提醒杨国瞿，或者向上级报告此事，杨不一定会感谢自己，也不知道上级会如何处理，说不定自己反受其害。在县委书记“一手遮天”的权力格局之下，谁也不愿去“触犯龙颜”。
　　除了组织程序上的监督外，似乎也没有人愿意从关心的角度去与杨国瞿谈一谈，也就是说，县委书记身边并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保山市一名官员感慨地说：“平时看这些领导个个前呼后拥，但有谁真正关心他呢？那些人关心的只是他的权力，以及自己的回报。”
　　而社会和家庭有意无意的宽容放纵，对杨国瞿的堕落也起着催化的作用。毋需讳言，养情人、包“二奶”的情况，在当今社会似乎早已经是一种见惯不惊的现象。前云南省长李嘉廷的情人徐福英被捕后就交待：“跟李嘉廷在一起的不少领导干部都带着女人一起来，那些女人大多不是老婆，而是情妇。大家一起吃喝玩乐习以为常了，并没有什么回避和尴尬的意思。”而杨国瞿的妻子，不可能对许春梅的存在一无所知，但是出于种种考虑，她一直没有对丈夫的行为予以制止，也没有将事件上升到组织层面或法律层面。直到案发之后，她还认为这一切都是那个女人害的，丈夫不愿意离婚，也可以证明他对家庭还是负责的。
　　个人心中的恶念，在一个不受制约的环境中疯长，最终酿成了这出始料不及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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