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反腐三杰|苏氏三杰

　　荀子曰:“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取得局部执政地位后,为了“求可节”,曾经毫不留情地向干部队伍挥刀刮骨去毒,以严刑峻法遏制腐败变质分子的贪婪私欲,在历时两年零八个月的反腐肃贪斗争中,查处大案要案25起,处决大小贪官13人。在这场反腐斗争中,涌现出了“苏区反腐三杰”。
　　
　　何叔衡:大开杀戒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被推举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毛泽东预言:“有了政权,就会产生官僚、特权和腐败。”由于新生的红色政权羽毛未丰,行政管理机制存在很多漏洞,给一些品行不端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渐渐地酿成了一股以权谋私、贪污腐化的歪风邪气。
　　1932年2月10日,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告诫工农检察部的工作人员:“我们党历来主张打倒一切贪官污吏,而现在贪官污吏就出在党内,出在苏维埃政府里面,我们要毫不留情地打击他们!”随后,中央政府发布通令,成立了临时最高法庭,任命中央工农检察部部长何叔衡兼任主审。何叔衡在各级党组织建立监察委员会,在各级政府设立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和裁判部,广泛吸收工农群众加入轻骑队、突击队、群众法庭,一张巨大的反腐肃贪监察网络迅速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腐肃贪斗争由此拉开了战幕。
　　最先落网的是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他因涉嫌生活腐化、谋财害命等罪行被检举、逮捕。谢步升虽然官小职微,但他结识了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苏区中央局副秘书长谢春山与他更是过从甚密。在他东窗事发后,谢春山还亲自出面干预办案,惹得何叔衡拍案而起:“像谢步升这样的败类不清除,我这个执法官还怎么向苏区群众交待?”1932年5月9日,临时最高法庭一锤定音,依法判处谢步升死刑,3小时内执行。
　　苏区反腐肃贪第一枪余音未落,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因欺男霸女、巧取豪夺,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欺上瞒下、贪污腐化,先后被群众揭发。何叔衡经过一番明察暗访,查明陈景魁原来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反动头目,唐仁达贪污公款2000多元。陈景魁的爪牙在信封里夹寄子弹威胁何叔衡;唐仁达的同伙煽动当地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攻击何叔衡造假陷害革命干部。但何叔衡轻蔑地回敬道:“我为苏维埃国家执法,替苏区人民群众主持公道,站得正、行得稳,何所惧哉?”陈景魁、唐仁达最终被送上了断头台。
　　何叔衡刚正不阿,秉公办案,赢得了苏区“包公”的美名。
　　
　　董必武:法治先驱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创建之初,因法制不全,开展反腐肃贪斗争难免挂一漏万,何叔衡为此丢了“乌纱帽”,毛泽东亦爱莫能助。
　　1932年9月初,曾在日本和苏联攻读过法律专业的董必武辗转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特意安排他协助何叔衡一起执掌苏维埃国家的司法、审判大权。
　　1933年6月12日,中央造币厂会计科长肖伦海因贪污、挪用公款3100多元,被中央工农检察部和临时最高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年11月,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勾结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贿赂总务厅长赵宝成,贪污巨额工程款,虽经群众检举、揭发,却因量刑定罪缺乏法律依据而一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这令董必武始料不及,更加认识到有法可依的重要性。
　　1933年12月1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反腐肃贪法令出台,明文规定了贪污金额和相应的量刑定罪标准,从此苏区反腐肃贪走上了法制化轨道。1934年2月,中央工农检察部更名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临时最高法庭升格为最高法院,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兼临时最高法院主席,正式从何叔衡手上接过了苏区反腐肃贪斗争的指挥棒。
　　他上任后立即组织了苏区第一个反腐败群众法庭,对犯有轻微贪污行为的国家银行出纳员袁雨山和刘道彬进行公审、教育,给予开除公职处理。随后他又连续主持召开了两场审判会,依法判处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于都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仕祥等人死刑,其余涉案人员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查处了苏区规模最大、判刑最重、牵涉面最广的干部集体贪污案。在苏维埃严规铁律的威慑下,一些贪污腐败分子纷纷投案自首、弃邪归正。
　　董必武在中央苏区期间,参与制定、颁布了各种法律法规120余部,逐步完善了苏维埃司法、审判体系。
　　
　　阮啸仙:咳血查贪
　　1932年年底,蒋介石集中50万兵力分进合击中央苏区,推行所谓的军事围剿“杀死政策”和经济封锁“饿死政策”。为了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在夹缝里求生存,临时中央政府掀起了一场经济建设运动高潮。
　　然而,由于大多数工农干部不会写字作文,更不懂算数管账,致使德薄才疏的人趁虚而入,财务管理混乱不堪,贪污浪费愈演愈烈,结果生产发展了,经济收入却有减无增。
　　1934年2月3日,中央审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长期从事党内财务监督工作的阮啸仙担任主任。他精挑细选招聘了一批出身贫苦、德才兼备的青年知识分子,组建了一支精明强干的审计队伍。首先从中央机关入手,只用了十多天时间,就把中央11个部委的财务收支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
　　紧接着,他又率部马不停蹄巡查各国家企业和群众团体,发现中央互济总会财务部长谢开松、中央印刷厂会计科长杨其兹、军委印刷厂会计科长路克勤和中央造币厂会计科长凌全香等人,有重大贪污犯罪嫌疑,立即组织力量对他们进行突击审查。
　　这些人都是从事财务会计工作多年的老手,他们早已把假账编造得严丝合缝,并对审计人员百般刁难、横加阻扰。阮啸仙患有哮喘和肺结核病,连日来加班加点超负荷运转,又急又气又累,一时胸闷气结,竟咳嗽出了血。同事们见此情景,纷纷建议他鸣金休兵,阮啸仙怒斥道:“凡是贪污腐败分子,没有一个会主动认罪的,只有拿出真凭实据,才能逼迫他们缴械投降。我们这时候半途而废,正中他们下怀,这是我们审计监督人员的失职,也是对革命的犯罪。查,继续查,一定要查它个水落石出!”他带病跟狡猾、刁蛮的审计对象斗智斗勇,颇费一番周折,最终查清了他们的犯罪事实。
　　苏区群众为此编了不少顺口溜赞道:“阮啸仙,真正好,群众见了哈哈笑,贪贼见了哇哇叫。” 阮啸仙制定的“六不准”审计工作纪律一直沿用至今,他被誉为审计战线上的红色“铁算盘”、苏区“经济卫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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