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庸治懒:官场“内伤”如何治愈】慵懒

　　近日，湖北、湖南、山西、新疆等多地刮起一场“治庸”、“治懒”、“治散”的官场整肃风暴。湖北不仅开始了“治庸问责”行动，还专门设立了“治庸办”，来治理官场中吃、拿、卡、要等50种不良行为，以及得过且过、业绩平庸等10种“庸病”。湖南也专门出台文件，规定了对机关工作人员需要问责的行为及处理方式。而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山西连续9次开展“整肃工作纪律、狠刹不良风气”专项检查行动。这些举措在媒体和民众中引发了诸多议论。
　　据最新消息，武汉市实施“治庸计划”1个多月来，已有109名干部受到问责，其中包括3名市管副局级以上干部、19名处级干部。但由于对庸官的整肃风暴并非首度刮起，很多人对“治庸”的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庸官是啥官
　　简单说来，庸官有三种表现：一种是思想的平庸僵化，对民众诉求无动于衷，更谈不上对工作有什么创新意识；一种是行为的庸碌无能，遇到矛盾或避之若浼、或扯皮推诿，工作效率低下；还有―种是人事的庸俗钻营，除了会投机与作秀外，无甚实绩。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
　　上个世纪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一个观点：平庸也是一种恶。她认为，在一些政治体制中一些平常的小官僚，因为没有明确的爱憎和判别正邪的能力，这种公文机器同样可能成为恶的化身。当然，这种平庸的恶，不会像一些“极端的恶”那么容易辨识，他们往往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无理，可能除了晋升之外也无其他特殊动机，他们甚至不完全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如果说贪官是官场的“外伤”，那么庸官就是官场的“内伤”。庸官之恶，除个人原因，一般多与权力体制有复杂的关系。他们多是在任命制下诞生的官员，荣辱升降只与官僚层级中的上级有关，长年揣摩上级意图，使得“唯上”和“服从”成为他们官场行为的准则。从开始的掩饰个性到渐渐地丧失个性，久而久之，他们也就成为毫无个性的权力化身。说到底这才是庸官的本质。他们靠惟命是从掩盖自己的平庸，他们靠泯灭个性获得上级的赏识，慢漫地这就成为了他们得以晋升的仕途秘笈。长此以往，一些本来很有锐气的官员，也逐渐退化为庸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建研究室主任周湘智告诉记者，近年来，庸官懒政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一个突出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在岗不在状态，出工不出力，出力不尽力，“领导召见不献一计，同级会商不见一词，下属请示不发一令”；一些人“混”字当头，无所用心、无所作为；一些干部办事拖拉、工作推诿、纪律涣散、追求安逸，集中表现为“心懒、嘴懒、手懒、身懒”。
　　对于上述庸官、懒官，一些群众将其概括为“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年年都是老样子”，并将这些人形容为干部队伍中“占着位子不干事，拿着工资不出力”的“南郭先生”、“山寨领导”。
　　
　　“隐性失职”严重
　　据了解，各地积极整治庸官懒政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以及所面临的严峻形势。
　　“庸官懒政之所以不断滋长，首先是竞争‘短缺’，动力不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方式缺乏民主性和科学性，尚未形成竞争择优的管理机制，特别是未能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周湘智说，第二个原因是问责“短路”，压力不大。现有制度对于那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得过且过的“隐性失职”行为，尚未实行有效问责制度。
　　周湘智表示，第三个原因在于考评“短腿”，活力不强。庸官之所以能混，懒官之所以能撑，跟目前比较模糊的考核方法不无关系。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只要不做太出格的事情，往往很容易通过群众和组织的测评和考核。同时，公众对领导干部的任命、升迁乃至考核、评价缺乏实质性的权力，甚至投诉无门，使那些没有“硬伤”的干部没有压力、没有敬畏之心、没有危机感。
　　阿伦特说过“平庸的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她其实是在强调，思考在政治行动与官员作为中的意义。因为这种庸官之恶也会蔓延传染，会让整个社会和普通人都坠入其中。如果庸官懒政发展成―种普遍现象，那么即便是民众也需要罕见的勇气和真正的思考，才能不被卷入这种在社会上弥漫的潮流。所以庸官懒政所败坏的不仅是官场风气和权力体制，它其实对整个社会都会形成―种示范作用，使社会风气也变得平庸和恶俗。
　　如果放任庸俗之风、懒惰之风、散漫之风的滋生和蔓延，将会严重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降低政府及官员的公信力，甚至有人将之称为“准腐败”。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治庸”到底有哪些手段？从各地的形势观察，“治庸”的手段包括成立“治庸办”、开通热线、邀请媒体参与暗访曝光等，最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一次次暗访进行的。
　　但是，暗访行动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虽然能够警示一些公务人员，但也避免不了一些部门为防止“家丑外扬”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据媒体报道，武汉市城管局被通报后，成立了一个应对市里暗访的预警机制。凡进入大楼者，都要登记。值班的保安，如果发现疑似暗访人员，要乘暗访人员等电梯或上楼的间隙，找机会报告给相关办公室。“警惕性”如此高，不由让人担心，以后暗访组还能发现多少问题？
　　相关政策的制定也让人觉得剑指不明。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武汉“治庸”重点要解决10个方面的问题，而其中一些问题显然已不是“庸”能够涵盖的，如“有禁不止”、“乱作为”等，这已涉及违规，将此归以“庸病”来治，有避重就轻之嫌。
　　要想对庸官有治本之举，必须首先改变对权力的认知，要用一种善治的思维取代统治的思维。善治与统治的区别在于，统治的权力主体是政府部门，而善治的权力主体既可以是政府部门，也可以是民间机构和公民。比如对庸官的治理，就不能只依赖政府权威自上而下地发号施令来进行单向度的“治庸”，而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治理庸官。
　　
　　治庸风能刮多久
　　自从有了官场，也就有了“治庸”。这样一个老话题摆在面前，很容易让人审“庸”疲劳。对于各地不时掀起一阵风似的“治庸风暴”，外界似乎也只能停留在一种消极态度上：“赞同，支持，却并不看好。”
　　有专家认为，“治庸风暴”是在部分负责领导的推动下发起的，各级“治庸办”并非编制机构，权力非来自人大等立法机关授权，更缺乏必要的公众监督。既然并非制度化的产物，人们不免会有所担心：首先，此刻因一人之所好而兴，短短十多天就能搞得风生水起，难免日后因另一人之所不好而息，在同样短的时间里偃旗息鼓；其次，缺乏制度性的规范和必要的监督，本意在于“治庸”的风暴，又有谁敢说，就一定不会刮偏呢？
　　日前，武汉市“治庸办”暗访了该市14家职能部门，查处上班迟到、吃早点、看微博以及玩游戏、炒股、聊天等现象。
　　这些处理虽也赢得了一些肯定声，但是专家认为“治庸”更应从根本上整治官员的态度。人们憎恶“庸、懒、散”，最主要是憎恶这种作风所造成的工作效率低下、政府职能无法发挥等实质性问题，而绝非仅仅是“偷菜”、“吃早点”等“庸、懒、散”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各种“治庸”措施仅仅针对这种态度所造成的“末梢”问题，那么即便将这些毛病都戒除，庸懒官员一样可以用别的方法去偷懒，甚至干脆手到心不到地“正常处理公务”。
　　“干部考核直接与提拔挂钩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直接关涉到每个官员的切身利益，通过建立‘要么干得好，要么交枪’的明确‘买单制’，能有力地提高庸官懒政行为在官员提拔与干部考核的权重，增加失职行为的风险，成为撬动官员加强工作主动性、示范性与创造性，促进模范履职的‘阿基米德支点’。”周湘智说。
　　周湘智还认为，可以考虑运用体制外的互联网络举报与体制内的官员考核相结合。“通过互联网，广大官员被置于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强大的外部压力迫使他们不断地努力改进工作、改进作风、为民履职。”
　　治理庸官，其实也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只有实现了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只有把“为民做主”思维模式，转变为“以民为主”的权力模式，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长期而积极的合作，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权利，庸官、懒官、散官生存的土壤才会变得贫瘠。（本刊综合《法制日报》、《东方早报》、《凤凰周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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