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钱学森科技情报学术思想,科学界定资讯学与中国情报学】 弘扬钱学森精神演讲稿

　　[摘要]认为钱学森明确揭示出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在本质上具有支撑科技决策的软科学特性与功能，因而确定以该事业作为重要实践来源的中国情报学的核心内容是情报研究(intelligence studies)；资讯学就是图书馆领域中的“部门信息科学”，也即西方LIS中与图书馆(Librsry)相联系的一门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科学界定两者以实现中国情报学的正本清源及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情报学　信息科学　资讯学　图书资讯学　学科关系
　　[分类号]G350
　　
　　1、关于中国情报学
　　
　　1.1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对中国科技情报事业本质的揭示
　　新中国科技情报事业起始于1956年，基于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创建之初便被专门赋予“耳目、尖兵、参谋”的功能与重任，要求科技情报工作能够在动态跟踪中起着耳目作用、在科研与生产中充当助手担负尖兵作用、在管理决策和社会决策中发挥参谋作用，强调科技情报工作要能够在耳目、尖兵作用基础上作为参谋主动参与科技、管理等领域有关的决策谋划。可见，中国科技情报事业在本质上具有明显的支撑科技决策的软科学特性与功能，这就决定了情报事业、情报工作绝不会只是图书馆事业、图书资料工作那么简单。钱学森早在1983年就围绕着我国科技情报事业的上述本质所在，明确指出“情报之所以能产生，离不开资料，但是资料不是情报。我们的这个工作领域是包括资料的，但是，情报还要经过一个活化、激活的过程。也就是僵死的资料不是情报，情报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或者说利用资料提取出来的活东西”、“从资料、从知识变成有用的情报，还需要加工。这就叫情报分析工作，或者叫情报研究工作”、“我是把情报这个领域也作为思维科学里面的一部分来考虑的。因为情报最好要和人的意识思维交互作用，如果人没法用，那就不叫情报了”。因此，我国科技情报事业自创建伊始便具有的在资料工作基础上开展情报工作、在信息库基础之上承担起智库功能、通过提炼出情报来参与科技决策者的意识思维交互之中的这一实质面目，已经表明了它在本质上理应属于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机构范畴。对此本质所在，之后还有实践领域的专家专门通过考证，确认新中国的科技情报事业中的“情报”这一术语名称的确就是因为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情报就是Intelligence，它是为特定主体决策和行动提供信息服务的核心概念。
　　1.2　以科技情报事业作为重要实践来源的中国情报学的核心内容是情报研究，对应于国外Intelli－genee Studies
　　新中国科技情报/科技信息事业在本质上属于软科学研究机构范畴内生地决定了发端于该事业的科技情报学之本质属性也是归属于软科学范畴，也即科技情报学的核心内容是面向竞争、为优化决策服务的情报研究，理应属于思想库/智库范畴。
　　除了存在着科技情报(S&T Intelligence)研究领域之外，国内还存在着对于诸如商务智能、智能信息检索、智能信息系统、政务智能、社会智能之类的Intelli―genee研究。以商务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BI)研究为例，商务智能实际上就是工商情报，但是国内经济管理等实践领域却是将BI翻译成“商务智能”，而非“工商情报”，并且还掌握和支配着对这一术语翻泽的话语控制权。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内公共管理等实践领域对Government Intelligence的翻译，将其称作是“政务智能”，而非“政务情报”。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国内情报学界较早涉足于对Competitive Intelligence(cI)的研究并积极主动地将其翻译介绍进国内，而且还在该领域取得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所以尽管工商管理领域也会将CI翻译成“竞争智能”，但由于国内情报学界极大地影响甚至可以说已经主导着对CI翻译的话语权，因此，国内学术界通行的主流做法就是接受和采用情报学界所提供的翻译方式。因此，事实上，就像竞争情报属于中国情报学研究的涉足领域一样，围绕着商务智能、政务智能等所从事的研究实质上都是在没有打着情报学旗号的情况下而进行的情报学研究，尽管它们的话语控制权目前还不在中国情报学界，但这并不妨碍以上研究在本质上归属于中国情报学的研究范围。
　　可见，中国的科技情报学科，同与科技情报在实质上相通的工商情报或商务智能、政务情报或政务智能，以及军事情报(MI)、安全情报(sI)等其他实践领域里的Intelligence分支研究一道，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完整的中国情报学。除了包括以上Intelligence的不同领域分支之外，完整的中国情报学还包括文献情报、电子情报、信号情报、人际情报、图像情报等Intelligence的不同类型。因此，完整的中国情报学实质上就是与国外的Intelligence Studies领域相互对应的。西方Intelli－gence Studies作为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主题，是以S Kent在1949年出版的《服务于美国的世界政策的战略情报》作为开端的，发展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其理论与实践涉及国家竞争与安全、企业竞争与经济发展两大领域，其核心内容包括情报搜集、情报分析、反情报、情报行动、决策支持，同时存在着历史学派、政治学学派、社会学派、竞争情报学派四种研究取向。
　　
　　2、关于资讯学
　　
　　2.1　信息科学是一个学科群，对应于国外Infonna－tion Sciences/Studies
　　以信息为主要研究对象、以信息运动过程规律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信息科学作为一个跨学科研究领域，确切地说，就是由众多部门信息科学分支所构成的学科群。这一点反映在了当前的整个信息研究的现实状况之中，纵观其历史，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图书馆学领域中、由申农信息论发展而来的通信工程领域中先后出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信息科学，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理论界分别使用了计算机与信息科学(CIs)、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IS)、通信工程与信息科学(TIS)之类术语与提法。以上三个领域中的“信息科学”直到现在都还存在着，由于没有从公理学的角度建立起有效打通并横贯这三个领域的、令人信服的、统一的信息理论，因此实际上只是形成了信息研究中的三大信息孤岛罢了，这就是当前信息科学的研究现状。当然事实上，远不止以上三个领域中的信息科学，相类似的其他类型和领域中的Infmmation Science，还有物理信息学、生物信息学、化学信息学等，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学科群，即Information Sciencest。而这种广泛应用则直接导致了信息在不同领域里存在着如前所述的众多特殊含义，其结果就是出现了信息的基本含义和特殊含义之分。因此，包括上述三种信息科学在内，在总体上目前整个信息科学研究可分为两大类：基于 信息的基本含义之上的信息科学，即统一信息科学研究与基于信息的特殊含义(如文献信息、物理信息、化学信息、生物信息、经济信息等)之上的信息科学，即部门信息科学研究。由于信息概念的应用广泛渗透到了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以统一信息科学研究就是去发现各个不同领域、不同部门里信息现象的共同规律，即探寻超越信息的特殊含义之上的诸如信息的本质、类型、计量之类的信息的基本含义及其相关基本问题。统一信息科学最终提炼自围绕信息研究所涌现出来的整个学科群，而不会是单单某一部门信息科学分支的扩展。当找不到足够的共同信息规律来充当统一信息科学理论以便承载起整个信息科学的话，则这个信息科学必然成为不了理论体系极其严密的一门实体的科学，而只能蜕化为作为一个学科群而存在着的群体研究指称。然而当前的现实情况就是如此：信息广泛分布在不同领域，而要发现众多不同领域里异彩纷呈的信息现象的共同规律是如此困难，导致“统一信息科学上的悲观主义；部门信息科学上的乐观主义”成为对信息科学在进入21世纪时的总看法，其结果是，当前统一信息科学的无法成型，使得“信息科学”在当前依旧是作为一个有着众多分支，也即有着众多部门信息科学的复杂学科群体而存在。
　　信息科学的国外对应名称就是Information Sci－crises或者说内涵包括Information Studies的InfolrnationScience。文献认为信息科学涉及多个研究领域：Library/Documentation、Tele-transmission、Computer Sci－ence and Practice、Decision Making/Problem Solving等；文献则将信息科学的内涵理解成为Entropy，Eco－nomics，Eneryption，Extraction，Emission这5个“E”的有关信息的研究领域。文献将Information Science的主要用法归纳为四种：①广义信息科学、②计算机信息学、③图书馆信息学、④泛指其他有待发展的领域的狭义信息科学，显然此处的广义信息科学也就是本文所指的具有跨学科属性的作为统称的信息科学(Infor－mation Sciences)。
　　2.2　资讯学就是图书馆领域中的部门信息科学，对应于其国外名称与library相联系的Information Sci－ence
　　如前所述在信息研究的历史上出现了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信息科学和相对应的“图书馆与信息科学(LJS)”这一术语及其研究领域。西方LIS在中国港台地区被翻译成“图书资讯学”，但在中国大陆因为历史原因而被错误地翻译成了“图书情报学”。LIS中的Information Science，也即如前所述的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信息科学，在中国港台地区被翻译成“资讯学”，它是与统一信息科学相对应的一个具体的部门信息科学，其国外对应就是整个Information Sciences当中的与Library相联系的一门Information Science，也即文献中所归纳的有关Information Science的四种主要用法里的“③图书馆信息学”。
　　资讯学是传统的Library Science在信息研究领域中的延伸、抽象与升华，或者说是Library研究在Infor-mation层面发展或派生出来的产物。国外学者指出资讯学有时被贴上了非社会机构化的Library Science，也即没有围墙的图书馆这一标签；其定义强调了图书馆的核心目标，即对信息的获取与利用，两者目标存在着实质相似性。可见，资讯学在本质上就是一门体现图书馆本质和理念的部门信息科学，传统Library研究同它之间是一种具体表象与抽象本质的对应关系，两者必然地是作为LIS这样一个不能被拆分开来的有机整体而存在着的。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图书馆学与西方LIS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映射对应关系，中国图书馆学在早期是传统的Library Science，在当前则就是LIS。也有专家持同样看法，指出目前LIS有着诸如现代图书馆学、图书资讯学、图书馆情报学之类五花八门的中文名称，令人无所适从，但比名称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LIS是一个融贯的、统一的学科，有其统一的且不同于其他学科的使命和视域。
　　资讯学作为发端于文献信息研究且体现图书馆本质和理念的部门信息科学，其起源可追溯自美国V，Bush于1945年发表的论文《诚若所思》及其Memex构想，该文成为资讯学真正作为一个学科诞生的标志，而其理念则成为影响现代资讯科学与技术发展之关键，甚至“夸张一点儿说，可以把情报学(笔者注：此处的情报学实际上只是资讯学)看成是以Memex构想为雏形而逐渐扩充和发展起来的”。资讯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则在Borko所给予的经典定义中得以清晰阐明：“资讯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它研究信息的特性和行为，调查支配信息流的力量，以及开发加工信息以达到最佳存取和利用的工具。它涉及到与信息的产生、收集、组织、存储、检索、解释、传播、转换和利用有关的知识体系”。资讯学发展至今，也有观点主张它应聚焦于人类社会中的数据、信息、知识和讯息之间的中介转换问题，还提出要将其名称重新定义为KnowledgeScience。
　　
　　3、弘扬钱学森科技情报学术思想，在科学界定资讯学与中国情报学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情报学的正本清源及其可持续发展
　　
　　直接源自于实践的钱学森科技情报学术思想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中国情报学是区别于资讯学或LIS的一个独立的学科领域。两者关系如下：依据机械的、动物细胞的、人类大脑的、分子的、低等动物大脑等不同类型的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之划分，整个的信息科学学科群可相应划分为机械信息学、细胞信息学(生物信息学)、人类信息学、化学信息学、动物信息学等部门信息科学分支，而其中的“人类信息学”分支就是专门研究信息在人类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传播和交流规律的，它关注一切社会信息，诸如人类社会领域中的消息、新闻、资料、数据、情报、知识、文学和艺术话语内容等。资讯/图书馆领域中的信息、情报均属于人类信息范畴这一事实，无疑表明了分别以其作为各自对应学科逻辑起点的资讯学和中国情报学都归属于人类信息学领域。但中国情报学内在具有的智能性和竞争性本质属性、所体现出的软科学功能，已清楚表明它完全不会等同于以体现信息自由价值理念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作为实践基础和来源、具有强烈公共管理功能特征及其人文价值取向的图书馆学或图书资讯学。因此，不同于图书资讯是一家，图书情报不会是一家而是要适当分家，即中国情报学要依据Intelligence实践来拉开与图书资讯学应有的学科距离；与此同时，情报是以资讯/信息为基础和前提的这一事实又决定了资讯学或图书 资讯学必然地要充当中国情报学的基础而起到“为她人作嫁衣裳”的作用，也即前者面向信息库，而后者则面向基于信息库之上的智库。
　　在当前，中国图书馆学这一学科就是西方LIS中的Library Science；而中国情报学这一学科就是西方LIS中的Information Science，这种观点已经成为了禁锢国内图书情报学界中人们头脑的“桎梏”，并且还被视作是不同于西方的所谓“中国特色”和“本土化研究”。然而，上述将西方LIS人为地强行拆分成两门学科并行发展的做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理论框框却经受不住检验，当前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科理论建设与专业教育现状之实践则充当了进行检验的试金石。一直以来不断有学人先后发出了诸如“丑陋的图书馆学”、“高涨的图书馆事业与低落的图书馆学教育在当前并存之怪现象”、“图书馆学在当前面临着虽很有作为但却没有地位的困境”，以及与此同时，当前中国情报学已是“情报(Intelligenee)”缺失严重；当前中国情报学界万马齐喑，情报学研究漠视了耳目、尖兵、参谋的历史重任，鲜有情报学家对重大事件、威胁和危机进行研判、警示、呼唤和谋划，整个情报学界出现了“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奇异景象之类的呼声，这些“铁屋中的呐喊”不断地催促着我们对当前禁锢学界人们头脑的上述桎梏进行重新审视和反思，并以巨大的勇气去给予批判和否定。
　　钱学森的科技情报学术思想已经为正确区分并科学界定中国情报学与资讯学指明了方向，它成为了对当前的上述桎梏进行重新审视，并给予批判和否定的重要理论武器。中国情报学界要高举钱学森科技情报学术思想，在科学界定资讯学与中国情报学两者关系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情报学的正本清源及其可持续发展。具体地说，就是依据前述对信息科学、资讯学和情报学三者的科学界定，从学科自身发展内在规律角度来对中国图书馆学情报学两者进行正本清源，使两者各自回归其本来面目，即中国图书馆学必须要回归其实质内涵就是西方LIS的本来面目，在与LIS相对应之后还要像西方同行那样进一步向着I－School的方向发展；而中国情报学则必须要回到以情报研究为核心的发展轨道，也即告别以资讯学这一面目所出现的“假情报学”，而彻底回归到Intelligence Studies这一“真情报学”的本来面目，至于这一回归的具体表述就是：中国情报学紧紧围绕着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这一中心点，使学科核心聚焦于基于Intelligence的软科学范式研究、学科基础和前提聚焦于基于Information的图书资讯学范式研究、学科新的发展点聚焦于基于信息管理及知识管理框架的管理科学范式研究，并使三者实现良性互动。上述学科设置调整能够实现科学并且合理的学科分工，即中国图书馆学面向信息库；而中国情报学面向基于信息库之上的智库。这样，一方面做到了两门学科各自发展方向明确、各自具有一定高深内容、各自所依托的实践基础明了，而且彼此协同互动、紧密关联；另一面，也使得中国情报学能够彻底摆脱当前所面临的定位不清、理论建设与情报实践严重脱节、强行地与中国图书馆学一道进行捆绑式发展之学科建设困境，从而依据完整的Intelligence实践走真正具有自己特色的独立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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