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进复旦相辉堂】复旦相辉堂

　　第一次进相辉堂，是45年前。1965年9月1日，复旦大学为65级新生举行开学典礼，我与其他一样怀着梦想的1000名新生一起，跨进了这座饱经风霜的精神殿堂，聆听杰出的教育家和语言学家，《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翻译者，新中国成立后复旦的首任校长陈望道先生讲话。
　　相辉堂那时叫登辉堂。1947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担任复旦校长二十余年、曾两次下南洋为复旦建设筹巨款的李登辉先生，将校友们为他安度晚年筹集的颐养金用于这座礼堂的建设，因此而得名登辉堂。1985年复旦80周年校庆时，登辉堂整修，改名为相辉堂，从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和奠基人李登辉两位校长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寓意日月相辉，以示纪念，也避免不明底细者与海峡彼岸那位同名同姓的混淆。相辉堂朴实无华，既不雄伟，也不现代，但历经风雨，积淀深厚。
　　我第一次进这座礼堂听望道校长讲话的多数内容虽已淡忘，但对会上得到的“复旦”校名的来历及其蕴含的精神却依然清晰记得：复旦的前身是我国近代知名教育家马相伯捐献大多数家产创办的教会学校――震旦学院，后因法国教会势力篡夺校政，于右任为首的多数学生愤然退学而解散。1905年，马相伯在原震旦学生的拥戴下创办复旦公学。校名“复旦”二字选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名句，意思是自强不息，且含“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的双重寓意，寄托当时中国知识分子自主办学，教育强国的梦想。陈望道校长勉励我们要发扬自强不息的复旦精神，牢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复旦校训，这次进大礼堂的收获使我终身受益。
　　毕业后分配到济南工作，从此始终再也没有机会踏进这座礼堂。
　　再次进相辉堂，是2010年9月18日，我应邀参加复旦中文系85周年系庆活动。40年不见，岁月的风霜使许多师长甚至不少同窗都已白发苍苍，唯有这座历史建筑一如往昔，一切都令我感到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
　　再进相辉堂，同窗师长叙旧忆昔，谈师生友情，感恩母校培养，庆幸年逾花甲还能从天各一方来相聚，何等高兴满足。但我最高兴也是收获最多的，还是第一次听杨玉良校长讲话。现年58岁的杨校长是我国第一代高分子化学的博士，中科院院士。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他在即兴演讲中关于人文科学重要性的一席讲话，令与会者印象深刻。他说，人文科学的发展在当今这个时代以及未来显得极其重要。有人说，大学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但大学里更重要的是人文，人文学科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脊梁骨。他说，我们科学家有科学理性，但整个社会理性的精髓是道德理性，社会最重要，最不应该缺失的是道德理性。而道德理性的建立，人文学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现在社会上和大学里的许多怪现象，实际上都是缺乏道德理性的表现。他还说，我这个校长并不在乎理科师生对我怎么评价，更在乎文科师生对我怎么评价。希望复旦师生和校友要提升人文学养，坚持道德理性……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今，对道德理性和人文科学的重要性能有这样深刻的见地，着实令人敬佩。在杨校长简短而又精彩的即兴演讲过程中，掌声不断。与会师生和校友为百年复旦能薪火相传，如今校园里不仅依然名师云集、英才荟萃、学术拔尖，群星璀璨，而且依然有那样重视道德理性和深厚学养的校长感到欣慰。
　　又进复旦相辉堂，我端坐着，像45年前听陈望道校长讲话那样饶有兴趣地听杨玉良校长演讲。虽然我已青春不再，但此情此景，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感到自己童心依在，依然是个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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