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瑜:期望两岸共同纪念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时间

　　时代周报：你在历史研究中对辛亥革命有什么深切的思考？ 　　 　　王春瑜：我在大学四年级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讲辛亥年间英帝国主义策划的西藏独立事件。
　　
　　我作为一个明史的学者，跟辛亥革命有很大关系，我写过文章讲辛亥革命与明史研究的关系。辛亥革命时是抬出明朝特别是后来南明的那些忠义人物来抗清排满的。百年以来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就是辛亥革命触动的。
　　
　　百年以来的明史研究跟百年以来国家政治面貌息息相关的。我不是专门研究民国史的，也得关注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因为这是历史大变革里很重要的一章，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就会成为糊涂虫。
　　
　　时代周报：武昌首义之后的一系列活动对推翻中国的封建帝制产生了作用吗？
　　
　　王春瑜：当然产生了，武昌首义打响了第一枪，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武昌的志士仁人放第一枪，才能连锁反应，全国响应，推翻帝制。辛亥革命以后，应该继续搞政治体制改革，清除封建残余思想。实际上，辛亥革命至今百年并没有完成，这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时代周报：孙中山当时提出的“三民主义”，有时代的先进性吗？
　　
　　王春瑜：我觉得现在仍然有它的先进性。如果不是把老百姓当成根本的东西，那“三民主义”就变成一个空的东西了。很遗憾，孙中山并没有实现这个东西，台湾是按照“三民主义”来治理他们管辖的地方。批判封建残余才是对辛亥革命的最好纪念。当时中国资产阶级还很软弱，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坚定。
　　
　　孙中山的很多口号就没有几个实现。包括同盟会的人物经常会有变化，汪精卫后来当了汉奸，但是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是相当激进的一个人。从孙中山到蒋介石，没有推行土地改革。
　　
　　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他才有反思了：我们为什么失败？就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也是总结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要解决农民问题。还有一点，纪念辛亥革命，海峡两岸应该共同来纪念。辛亥革命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件大事。我期望有朝一日双方能够共同来纪念中华民族这场非常有意义的大革命。
　　
　　时代周报：现在各地都在轰轰烈烈纪念辛亥革命，你如何看这种现象？
　　
　　王春瑜：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有伟大意义，最重要的一点是结束了专制王朝。
　　
　　清朝是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朝，被推翻以后就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个空前的巨变。
　　
　　辛亥革命当然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范畴里面的革命，但是一百年前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相当弱小的，相当不成熟，所以在政治上仍然不成熟。
　　
　　第一，孙中山后来把权力拱手相让给袁世凯了，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第二，即使像孙中山那样很了不起的革命家，他本身也带有一些封建的东西。黄兴跟孙中山后来很长时间存在激烈的矛盾，因为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要宣誓，其中就要求绝对服从孙中山，这就明显带有封建性。黄兴认为这是严重不妥的，这里面仍然带有“一言堂”的痕迹。辛亥革命是要建立共和国，共和跟专制是对立面，共和是讲民主，专制独裁不讲自由，不讲民主。我们纪念辛亥革命不但要宣传孙中山的爱国主义，也要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推翻封建专制是孙中山领导这场革命的很大功劳，但是孙中山的灵魂就是“三民主义”。
　　
　　现在纪念辛亥革命的书出得不少，但真正有创见的很少，我认为任何历史著作必须历史性和现代性高度统一，不是为纪念而纪念。
　　
　　纪念一场革命事件，或者纪念一个伟人，都不是一个纯粹的纪念，纪念昨天是为了今天。辛亥革命已经一百周年了，封建王朝结束一百周年了，但是王朝的阴影在现实生活里面是无处不在，所以萧乾先生在一篇文章里面有讲到：民国以来，做事做官实际上都在做皇帝。
　　
　　我也写过文章，主要是说 “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比如说一个单位有一个处长，在这个处里面他就是“皇帝”，他说了不会有人来反对他，那不就是变相的“皇帝”嘛。一个村长可能就是一个“皇帝”，说一不二，历史能向前发展吗？
　　
　　我一再强调要批判“皇帝意识”和“草民意识”。“皇帝意识”与“草民意识”是互相支撑的，中国很多老百姓都是草民，他们没有受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教育，甚至连社会主义基本的东西也并不了解。所以，我认为纪念辛亥革命，应该大张旗鼓宣传要把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完成，把这场伟大的辛亥革命要进行到底，不是说推翻一个皇帝就完事了。
　　
　　王春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
　　
　　实习生闫锐鸣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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