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易帜,端方授首】 四川端公

　　端方（1861年－1911年），字午桥，号訇斋，托忒克氏，满洲正白旗人，与那桐、荣庆被时人并称为“北京旗下三才子”。端方在清末满族权贵中应该算是有些才干、比较开明的封疆大吏。他一生历仕南北，支持戊戌变法，推行新政，曾是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他在金石方面据说很有造诣，曾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有良好关系。
　　
　　然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端方进退维谷，左支右绌，在历史的大变革之中死于非命，成了革命的投名状。他为什么不能脱身？他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今天看来，他的个人机遇既是宏大历史潮流中不起眼的涟漪，也是我们蠡测历史全貌中不可多得的案例。
　　
　　谢天开
　　
　　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
　　
　　1911年11月27日傍晚，晚秋的夕阳西下，滔滔沱江被染成一派血色，寒风已将江边的树林吹成枯枝。四川资中县城内，骤然紧张起来。湖北新军三十一标一营右队二棚正目任永森率领百余撕了肩章、缠白布于袖的军士，在哗哗的急跑声中封锁了半里长的东大街。
　　
　　资中县东大街，是一条百年老街，这条沿着沱江修建的老街，由于交通便利，曾经庙宇、会馆众多，今天早已改作民宅，当年峥嵘已成斑驳记忆。
　　
　　一百年前，这座小小的资中城曾经发生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杀端方；地点就在这条街上的福建会馆―天后宫。
　　
　　如今，家住资中东大街的八十岁以上的老居民，还记得小时候听家里老人摆杀端方的龙门阵，因为那时在东大街上众多的庙宇会馆中，只有天后宫前有一个坝子，方便集会。
　　
　　现在回顾当时，这个辛亥革命标志性的事件仿佛一切都在冥冥之中不可逆转地发生。
　　
　　剪掉发辫，喝了血酒
　　
　　1911年11月26日寒夜，湖北新军中同盟会革命党人在资中县东岳庙，放了岗哨，点亮通宵火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讨论整个入川鄂军的前途问题。参会的除了同盟会的革命党人以外，还有鄂军标统曾广大等人。
　　
　　现今为资中县文物保护建筑的东岳庙（鄂军军事会议旧址），地点偏僻隐蔽道路斜陡易于警戒，在资州重龙山坡上，如今庙内仅存有一座万年戏台。山坡下分别为资中的文庙与武庙。
　　
　　那天夜晚的与会者群情汹汹，非常焦虑，时局已经到了必须立马表明立场与态度的时候了。被端方带入四川的湖北新军前程也变得相当尴尬与微妙：如果大家再死心塌地地跟随端方，往前便有被成都的同志军讨伐的可能，假若返回武昌，又有附逆之嫌。
　　
　　虽说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而形势却有利于即刻起事反正。隆昌、荣昌、资州、资阳、简州、威远一带俱为四川保路同志军占据。特别是资州城外，以张益山、周星五为首的四川保路同志军分扎兴隆、石庙、白庙山区及荷麻山、陡岩山三处，已对资州城形成犄角包围。
　　
　　另外，在1911年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拨兵300名、炸弹80枚，资5000金，令田智亮兼程赶至资州“图端”。原来随端方入川的鄂军后队中的革命党人田智亮在行抵万县时，就与四川同盟会负责人杨庶堪派来接头的张颐联系上了，曾议定待机起义。此番田智亮经过内江时，与吴玉章共议杀端方之事。行至距资州60里处（今内江市中区史家镇）便与鄂军前队的革命同志接上了头，经过通夜商谈，一致赞同立时捕杀端方。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在烟雾腾腾的会议上，做出了三项选择，供大家表决：一是“公举三十一标一营督队官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率本部出川，北经陕甘至蒙古独立，扼清廷之背”；二是“星夜赶进成都独立，通电响应武昌”；三是“克日返师援鄂，巩固首义根据地”。
　　
　　最后结果大多数人赞同返回武昌，选择了“克日返师援鄂”，还决定借端方的人头做投名状，以表明反正立场。参会的官兵剪掉发辫，喝了血酒。
　　
　　驰电频繁，风急浪高
　　
　　实际上在两个月之前，端方就踏上不归路了。
　　
　　1911年秋，清廷内阁鉴于四川保路同志军的武装斗争兴起，而且越闹越凶，波及全川，成都遭遇了九月围城。四川保路运动的巨大漩涡，裹胁了整个大清王朝。于是下旨钦命在家赋闲，本来“永不叙用”的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并率鄂省新军精锐―湖北陆军步队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全标[团]及三十二标之第一营(缺两队)官佐，共约二千兵力，于1911年9月15日起程武汉，先乘“楚同”号兵轮到达宜昌。
　　
　　宜昌码头秋风猎猎，在红黑油漆相间书写的“钦差查办大臣端”白布官衔旗下，清一色黄军装的湖北新军列队肃立，士兵持新造毛瑟枪，将佐佩新式指挥刀，标统曾广大等指挥官则俯身察看全蜀地图，准备换乘当时唯一能行上水的蜀通轮。
　　
　　蜀通轮本为“川江行轮公司”向英国订购一艘适合峡江航行的双螺旋桨轮船：载重159吨，客舱有80个一、二等客位，统舱可容一百数十人，于1909年10月由江南船坞组装完毕，开始航行。蜀通轮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川江三峡航运的特点，船体长115英尺，宽15英尺，吃水3英尺，时速13.5?，从宜昌到重庆只需65小时。
　　
　　湖北轮船马力不大，都不能驶上三峡。作为此次重大军事行动最关键的交通工具，蜀通轮却在如此关键时刻，因三峡川江秋季大雾，偏偏在忠州（县）遭到搁浅，这让清廷与地方大臣们焦急万分。一时间清廷朝野上下，中枢与地方各个方面驰电频繁，风急浪高。
　　
　　端方本有“旗下三才子”美誉，涵养很好，性情沉稳。而在此刻，他几乎是惊惶失措地向清廷内阁报告，发出了请求借用英国兵轮赶程入川电报：
　　
　　其由宜昌至重庆之航路，仅有蜀通轮船可行，正值搁浅，屡电饬令设法出浅，迄未办到。如由宜遵陆，约须经月，始达成都，殊嫌迟缓。闻有外国兵轮现住重庆，可以商借，由万县送至嘉定。（《端方致内阁请代奏借用英国兵轮赶程入川电》）
　　
　　而清廷中枢因为前有八国联军的梦魇，便立即驳回此电。遂有《清帝令端方勿借用英国兵轮另行设法入川谕》：
　　
　　内阁电寄端方：电奏悉。借用外国兵轮，诸多窒疑，断不可行，著另行设法，迅速前进。
　　
　　保路运动始作俑者、清廷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也慌忙向湖广总督瑞去电求情，在他看来只须赶运一千人的拥有热兵器的湖北新军入川，就足以弹压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乌合之众了，他作为一位中央权臣给地方官员的电文语气几乎在恳求：
　　
　　资州电局二十一来电，成都十六闭城，……等语。若无外援，恐生奇变。鄂军总须设法用轮船分送。客军枪队，只须千人，便可藉资镇摄。此外有无良法，乞裁示。请转午帅。（《盛宣怀致瑞?成都绝援恐生奇变请赶运鄂军千人足可镇慑电》）
　　
　　此刻，在成都的代理四川总督、川藏大臣赵尔丰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也利用蜀通轮搁浅的时机，向朝廷中枢建议另选几乎不可入川的岑春煊来查办路事。这又让盛宣怀从中调停解释，遂有《盛宣怀致端方清帝已派岑春煊入川办理剿抚与其查办路事各不相碍电》，电文还询问：
　　
　　蜀通何日修好，请饬查电示。
　　
　　这艘蜀通轮，迟迟不能出浅。这让酷爱文物收藏的端方被迫仅率十几个随员，带领少数卫队起旱先行，由水路改为陆路，上岸步行，取道鹤峰野三关，从奇险山路直趋夔州。端方一行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他视为身家性命的几十挑古玩字画，贴身随队入川。留下所率鄂军大部队的行李、军队、军需，全用木船，凭几千名纤夫逆流拉上去。
　　
　　大半个月都过了，蜀通轮终于趁涨潮出浅接应。端方率鄂军大队抵达重庆朝天门接受鸣炮礼遇时，已是1911年10月13日了。
　　
　　重庆已是满城风雨
　　
　　蜀通轮搁浅属于不可违抗的天意；那么端方在重庆又耽误了时日，就属于迟豫不决的人为原因了。
　　
　　那么，端方究竟在等什么？盼什么？为了争得四川总督的权力筹码，在与北京清廷讨价还价之中，他竟在重庆左盼右顾地又待了半旬时间，当然其间他也派出多人去瓦解重庆周边的保路同志会。
　　
　　此刻，重庆已是满城风雨，趁着夜色，居然有人大胆在端方下榻的行台禹王宫大门上贴出嵌字头对联：
　　
　　端要死在江南馆，方好抬出通远门。
　　
　　藏其名于上下联之首。江南馆乃城中奢华之地，而通远门外则为丛葬之所。这个信息的语气透露威胁，词句为不祥之兆。
　　
　　但是，这个对联只是让端方皱了皱眉头，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他有更大的事情要办。眼下，武昌已经反正，四川的保路风潮已经大势燎原。端方还收到了《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代表张知竞上查办大臣端方的冤状》万言书，又联想到前在夔州奉节所见绅民执香跪道请愿鸣冤一事，端方决定由最初的“右满舵”变为“左满舵”，变“剿”为“抚”。希图拉拢四川的立宪派绅士以挽救危局。于是他上奏弹劾赵尔丰“构成冤狱”，要求释放四川保路同志会领袖人物。同时，端方又以督办钦差大臣之名，在重庆街头巷尾张贴出安抚告示。
　　
　　可是当夜就有人在告示每句下加注了字词：
　　
　　蒲罗九人释放，（未必） 田周王饶参办，（应该）
　　
　　尔等迫切请求，（何曾） 天恩果如尔愿，（放屁）
　　
　　良民各自归家，（做梦） 匪徒从速解散，（不能）
　　
　　倘有持械抗拒，（一定） 官兵痛剿莫怨。（请来）
　　
　　整座重庆山城都暗藏着刀光剑影。就在端方抵达渝时，所率湖北新军里就有人准备乘他登岸时击杀之，主张“亟应先杀端方以表明态度与立场，一而再去电报响应武昌”。
　　
　　此举是新军中激时分子风闻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皆欣喜若狂，为了避免与川省同志军发生误会冲突，为保护自身而打算采取的行动。
　　
　　但是新军中的核心人物，三十一标一营督队官陈镇藩却认为：“川东兵备道及巴县知县，均系满人，巡防栉比其间，尚未接洽，孤注一掷，恐无后援。”因而劝止了这次暗杀行动。
　　
　　陈镇藩曾为日本警监学校毕业生，是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老同盟会会员，在鄂军中极有人缘，威望很高，说话极有号召力。
　　
　　原来，陈镇藩在等一封电报。这是早在武汉起程时，他就与留营的同志事前约定。其电报暗号是：“母病故”为起义成功；“母病危”为起义有成功希望；“母病愈”为起义失败。
　　
　　抵达重庆后，虽说武昌首义已经成功，但端方一方面极力封锁消息，另一方面派人纷往各地做瓦解同志军工作，同时还出告示晓喻川人迅速解散，致使革命党人不敢轻举妄动。尚且端方在从武昌起程前还按名额发给三月饷银，以为官兵安家之需，沿途则另有行饷，并命官兵报明家属住址，由留守官长按名寄给饷银三元资养家眷，以稳军心。他还对部队防范极严，将各营分途调遣，分为前队与后队，以化解对抗的力量。
　　
　　端方坚辞川省大都督
　　
　　重庆启程，端方坐着大绿轿子，四人抬，四人扶，由十六名贴身卫队保护，率鄂军一行，浩浩荡荡，且行且歇，甚至还与沿途迎送官员士绅谈论“三苏”字画，以显风雅。于11月18日才抵达资州，即今资中县。部队分驻于资中县东大街的上隍神庙、天后宫、禹王宫、东岳庙、湘园诸处。
　　
　　资中距成都只有二百七十里路，只须二天行程便可抵达。端方大军本可以长驱直入成都，但赵尔丰在半道上陈列重兵，阻挡了进路。因为赵尔丰晓得此次是来者不善。他的对手端方不但上奏了一大本弹劾，而且是来抢四川总督这顶红翎子的。于是赵尔丰也上了一折《致内阁》，脸红筋涨地为自己辨护：
　　
　　应承天恩，迅速昭雪，温谕勉慰陆防各军；并将川省军事，准予岑春煊未到任以前，责成尔丰一人专办，庶可任事一日，勉尽一日之忱。是否有当，伏乞圣裁！
　　
　　事与愿违。传下来的上谕却让赵尔丰黑丧着脸：
　　
　　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候补待郎端方，于岑春煊未到任以前，暂行署理四川总督，赵尔丰毋庸署理。
　　
　　钦此！
　　
　　这就逼迫赵尔丰改弦更张：他索性将蒲罗九人释放了，奉茶劝酒地与四川保路立宪派达成了和解，让那帮书生发表了《哀告全川叔伯兄弟书》，企图在一擒一纵之间，一箭双雕地既解决掉保路风潮，也挡道端方进入成都。
　　
　　骤变的形势让端方很惊慌。他能选择的是：上策，顺应大势，主导并鼓动四川独立，就有了一块根据地了；中策，率部退居陕西，伺机勤王；下策则是孤身离军，保全性命。他选择的是上策，因此派遣了幕僚刘师培等人，到成都活动，企图说服各方势力。
　　
　　然而，暗自得意的赵尔丰又接到内阁批复的北京资政院的参揭：
　　
　　疆臣罔法殃民，违法激变，请明正国法，以遏乱源！
　　
　　这让赵尔丰气得目瞪口呆，神魂俱丧！他作为“本督部堂”反而成为钦命“紧要之犯”了！于是他决定撒手“权交川人”，以留后路保全自己。
　　
　　1919年11月22日，赵尔丰在成都总督衙门五福堂举行了一次扩大官绅会议，在一片众声喧哗中宣读了《四川独立条约》。
　　
　　这个九雷轰顶的消息传到资州，端方发现赵尔丰已将自己的上策截断了。此时，资州地方绅士们出面，慰留端方说，如果端方大人率军“反正”，成都唾手可得，众人便可推他为川省大都督。可端方摇头坚辞。
　　
　　绅士们又说：“公如虑成都不能容，则即于资州树白帜（指‘大汉国旗’），某等可函至省绅来资州，拥公为主，公幸勿疑。”
　　
　　端方闻后长叹一声：“我果如此，何以对慈禧太后、德宗皇帝（光绪）于地下哉？我计决矣，君等勿为我虑也。”
　　
　　于是，众人“皆太息而散”。
　　
　　天后宫授首
　　
　　在东岳庙会议前一天晚上，端方似乎也嗅到了危机。他突然在东门湘园召集鄂军军官秘密会议。还是企图实行他的“中策”：率鄂军取道广元、汉中到河南去与袁世凯会合，北上勤王。然而所率部队多是湖北人，在这乱世都不愿入陕。会议无果而散。
　　
　　为了稳控军心，亲络关系。他向各标、营遍发印有“陶方字午桥”的名片，并在鄂军散布说：他端方本汉人，姓陶，入旗不满四世，想以此减少鄂军对他的仇恨。又发下路站旅程表，通知各标营筹集粮秣，准备出发。并叫心腹进行游说活动。
　　
　　标统曾广大等人曾力劝端方实行下策，孤身离军，赶紧逃匿。端方长吁短叹，意犹不决。曾广大等人见状，遂出缒城逃走。端方卫队亲信十余人，也易装溜掉了。是夜，成为孤家寡人的端方与他的弟弟端锦抱头痛哭。
　　
　　次日，即1919年11月27日上午，端方还是企图做最后的努力，不但已遣人至成都银行借四万银两发本月军饷，还为众军士办理归装，并特别安排端锦代表自己为鄂军将士举行聚餐会，下令杀猪宰羊，煨汤炖肉，大宴官兵。
　　
　　端锦强装笑脸地对官兵说：“诸君甚为辛苦，我们现准备到陕西，为略表略忱。愿酬劳大家现银四万两，诸君能同至陕者，另有重奖。”
　　
　　三十二标的新募士兵直截了当地发问：“你把四万两银子拿出来才算数！”端锦支吾道：“现在只有二万两，到陕西后再拿二万两！”
　　
　　士兵大声讥笑喊道：“我们不愿去！”一哄而散。
　　
　　这天傍晚，夕阳如血。天后宫成为了端方兄弟的死地。
　　
　　新军反正临时总指挥、同盟会革命党人陈镇藩，双手拄着指挥刀，正襟危坐在天后宫大殿上，他以严厉短促语气，发出了最后的命令。
　　
　　军士王占林、李绍白、刘怡风等三十人闯入行辕，将端方、端锦二人牵到天后宫门前丹墀下。
　　
　　这时，神色沮丧的端方，颤抖着花白胡子哀告说：“我们都是同胞，素相亲爱，若要关饷，自流井四万两银子马上可到。今天饶兄弟一命，将来对各位与国家定有相当办法。”
　　
　　军士们回答道：“你今天所以遭此劫者，是你先人种下的祸根。你先人当清入关，投入旗籍，献媚敌人，残害同胞，无非想子子孙孙永做大官，你今天受报是天理循环。你知当清入关，扬州、嘉定的屠杀，及剃发、文字狱等摧残同胞的毒辣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个读书人误写一个字，轻则坐牢，重则被杀；一个老百姓不愿剃头，就格杀勿论。这笔血债，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你待我们的私感固不错，但是公仇不能不报！”
　　
　　端方听后，一下子跌坐在丹墀的台阶上，俯首无言，脑门渗出豆大汗珠。又忽起双脚直跺地连喊两声：“福田救我！福田救我！”
　　
　　福田是新军标统曾广大的别号。一切都无济于事，因为该跑的早已溜掉了。
　　
　　临时总指挥陈镇藩，为激起众怒，从大殿上站立起来大声宣布了端方的罪状：“武昌起义，天下响应，我汉健儿，均应返鄂，大兴义师，乃尔封锁新闻，检查邮电，暗示曾广大将队伍撤往河南与清军会师，陷我们于附逆之境。今日之事，公仇为重，不诛丑虏，不是炎黄后裔！”
　　
　　公推出军士卢保汉、任永森两个骁健壮汉为行刑手。由于动手匆忙，没有找到砍头的大刀，卢保汉只好用一把菜刀行刑，由于端方穿了朝装硬领，先断其半，又连砍了数刀，才断气命绝。任永森也用一把借来的指挥刀劈死了端锦。
　　
　　最后，军中欢呼雷动，围观民众如堵。
　　
　　关于割下二人的首级的处理方式，史料记载有三种说法，一种置放在撒有石灰的弹药箱里；一种是浸入盛着煤油的铁匣子；还有一种是浸入盛着桐油的木匣子。其中第三种说法最可信。
　　
　　几十挑古玩字画下落不明
　　
　　端方被砍头了。赵尔丰闻讯黯然泪下地说：“要是端四爷直到成都，凡事与我商量，又何至闹到如此下场。”
　　
　　这话是真的。端方与赵尔丰实际上是亲家的亲家，作为朝廷封疆大吏的政治联姻，两人都将女儿嫁与朝廷重臣袁世凯的儿子。不过，赵尔丰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半月之后也要被砍下脑袋，两人注定为大清王朝黄泉路上的生死对头亲家。
　　
　　1919年11月28日，端方被杀的第二天下午，从自贡借来的四万两银子送至资州，却为当地的红十字会所得。因为反正的鄂军已在清早列队出了资州大东门，带着端方、端锦的首级向重庆进发。“沿途商民输金助饷，挂灯结彩，欢迎欢送。”
　　
　　鄂军返回重庆时，更是受到隆重礼遇，正副都督张培爵、夏之时郊迎十里，并赠送饷银百万余元及川盐二十万石。作为革命投名状，鄂军将“二端”首级游街示众，重庆蜀军政府“以鄂军有殊功，犒以牲酒”，并给予行刑的两个军士披红挂彩骑马的荣耀。
　　
　　又专门发布告示，晓谕全川：
　　
　　鄂军之明于大义，造福吾川，不特本都督苦志光复之心。当所钦佩，亦吾蜀同胞父老子弟所共当欢迎者也。……今者，鄂军东归，本军政府极表欢枕！
　　
　　重庆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还派朱洪之为代表，与陈镇藩谈判，想慰留鄂军于渝，未允；又想要鄂军留下枪枝，还是未允。最后订立盟约，交三万两银子请鄂军代购军火，并安排挂满欢送标语的蜀通轮归返鄂军。
　　
　　鄂军途经万县时，又将端方、端锦二人首级示众。川东蜀军政府副都督刘汉卿即拨款十万两银子相赠。
　　
　　1919年12月20日，鄂军返回武汉时，将剩余的五六十万银元并川盐如数缴纳湖北都督府，黎元洪颁发奖状，文曰：“戡难川东，回援楚北，筹助巨款，勋绩卓然。”将归返军士编入鄂军教导团，以为模范。
　　
　　至于那最为引人注目的几十挑随军古玩字画，在端方死后流传着种种说法，虽说时有发现，不过至今下落多数不明。

相关热词搜索：端方 易帜 授首 四川易帜 端方授首 四川易帜 四川易帜端方授首 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