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文化与发展关系问题,在非洲,实际上亦可以归结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而现代化之所以与文化发生联系,系由现代化的内涵所决定。现代化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并不是某些现代性因素的简单集合,而是整个社会机体的全面现代化;确切地说,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包括经济增长、政治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等在内的复杂过程。
　　非洲的现代化大致经历如下历程:首先是迫于外部的压力,从物质层面启动现代化;由于物质技术的发展有赖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于是现代化进程又推进到制度层面;然而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制度的变革,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思想观念的更新,于是现代化又必然要深入到文化层面。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现代的或先进的政治体制模式、经济管理机制、科学技术和教育制度等等,这在非洲国家并不罕见。但是,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还没有从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相应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结局便不可避免。
　　尽管每一个国家都面临如何处理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非洲表现得尤为突出与尖锐。这盖因非洲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所致。许多事例表明,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既不同于西方国家,亦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非洲的现代化因素是"外植的",缺乏内驱力;加之,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使得非洲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从容有序。在过渡性的社会环境中,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同时存在并相互冲突;这无疑是造成非洲国家文化与发展问题矛盾突出的重要原因,并注定了其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就整个非洲大陆而言,非洲人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态度始终存在歧议并为此付出了不匪的代价。出于对非洲会因现代化而失去自身个性的担忧,老一代领导人在处理传统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时,往往将两者对立起来或侧重于强调捍卫非洲文化特性的重要性。许多领导人都表露出这样一种观点:发展的模式因文化特性的不同而各异;"发展的维度"不应超出其"文化特性的半径",他们之中的一些人甚至将非洲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归咎于一味地效仿他人。应当说,非洲老一代政治家的担忧及其对非洲传统偏爱的观点是无可厚非的,它与非洲特殊的历史遭遇及其现代化过程的特殊性是不无关系的。遗憾的是,非洲国家的现代化努力在相当大程度上也正是被这种"民族主义"所抵消。在撤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民族主义"与"部族主义"往往混为一谈。部族主义思想与文化对现代化是一种极大的束缚。现在回过头来看,非洲老一代政治、思想家的理论和学说大多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或是基于各自的政治理念和政治需要(有些人甚至完全是出于维系个人统治的需要),而没有处理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问题。
　　在非洲,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的新一轮反思始于20世纪80年代,确切地说是伴随非洲经济结构调整遭受挫折而展开的。在经历了70年代的经济衰退,特别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经济结构调整计划的社会负效应日渐凸显,并在引起了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和不利因素之后,非洲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才真正开始关注文化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并试图藉此来解析非洲经济不发展的症结所在。1986年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非洲问题特别会议上,非洲开发银行总裁巴巴卡尔?恩迪亚耶郑重提出了非洲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文化问题。此后,有关文化对非洲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的论著不断问世。埃塞俄比亚社会学家泽尼比沃克?塔德斯在《非洲:来自非洲内部的新看法》一文中,将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称为"传统发展理论的危机"。
　　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感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以及对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非洲进一步被边缘化的担忧,非洲的有识之士再度敲响了"非洲文化危机"的警钟,并由此将"非洲现代化理论"的争鸣推向高潮。由于在经历了经济调整(自由化),政治变革(民主化)之后,并有感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压力,非洲人更关注传统文化自身的变迁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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