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还是做“跟班”？] 小跟班

　　“为什么英国不能保持一个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的外交政策？” 　　??英国议员 　　 　　关于英美“特殊关系”，人们的确谈得不少了，尤其是当美国将有重大国际举措的时候。海湾战争如此，对伊“禁飞”和空袭如此，阿富汗战争如此，如今要再次对付萨达姆，又到了英美展示这种“特殊关系”的时候了。在世人眼里，英国早已降格为二流强国，但许多英国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点，首相托尼?布莱尔就是其中之一。五年多前他入主唐宁街10号，就信誓旦旦要“明确英国在外部世界中的特性和作用”。话虽说得谨慎，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布莱尔仍抱有强国梦，希望英国重新矗立于世界大国之林。
　　
　　“特殊关系”的韧性与张力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力不济，影响日蹙的英国靠什么去谋求大国地位呢？布莱尔开出的药方只有两个字：外交！布莱尔认为，未来英国在国际上并非要做个超级大国（想做也做不了），而是要成为“能影响世界和其未来走向的起关键作用的国家”。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与超级大国或力量中心建立稳固、牢靠的关系，以自己的思想和理念影响这些超大力量中心的立场和行为，从而使英国发挥“超出实力的影响”。而在这些关系中无疑应当首推英美特殊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于已下降为二流国家的英国来说，超越历史恩怨，与美国修好，乃至相互结成亲密的联盟关系，意义非同小可，英美关系被英国提到了对外关系中头等重要的地位。其后这一对特殊关系虽偶有波折，时有磕碰（70年代英国的希思政府就将这种关系降格为“天然关系”），但却充满了韧性和张力。
　　小布什上台之初，似乎并不看重与英国之间的传统关系，其战略也开始注重亚太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枝独秀的美国似乎已不需要英国这样一个小伙伴来摇旗呐喊。但9.11事件给英美特殊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恐怖份子与以美国为首的反恐联盟之间的较量中，英国又一次显示了对美国的坚定理解和支持，无论是阿富汗战争还是拟议中的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布莱尔是惟一“铁杆”支持美国的西方领导人，英美关系再一次显示出它的特殊性。无怪科布什近来一政当初的冷淡，称英国是“我们最亲密的朋友”。
　　
　　作欧美间的桥梁和枢纽？
　　
　　冷战后，欧美渐渐开始流行这样一种看法：由于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潜在对抗已经成为历史，欧洲的地缘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加之一体化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欧洲比以前更安全，也更强大。因此，冷战时期受美国保护的欧洲现在可以挺直腰杆，站直说话了（不在对美国言听计从）。这样美欧关系就出现了龃龉和裂痕，需要有第三者从中斡旋调解。
　　从布莱尔政府来说，除了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加速融入欧洲、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是其外交战略的另一个侧重点。由于积极主张融入欧洲，布莱尔政府被欧洲邻居们看作是最为亲欧的英国政府，布莱尔本人也是英国最为亲欧的首相之一。布莱尔清楚地认识到，随着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和在世界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英国若不把自己的命运更紧密地与欧洲拴在一起，就有可能被边缘化，那样的话，即便有英美特殊关系保驾，所谓强国和大国地位也名不副实。何况加强英美特殊关系的一个重要动因也来自英欧关系，美国需要英国这个重要的、特殊的欧洲伙伴帮忙架设它通往欧洲的桥梁，与欧洲对话沟通，协调与欧洲诸强和欧盟之间的政策、立场和关系。惟其如此，英欧关系才显示出独特的价值和魅力。英美特殊关系对于欧洲也是如此。英国早就认识到自身跨大西洋的特性和优势（不论在地缘、经济、政治、安全，还是在心理、文化上都是如此），要发挥超出实力的影响并保持自身的大国地位，就必须同时成为欧洲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力量中心的核心和中坚角色，两者不可偏废。布莱尔明确提出要在美欧之间发挥桥梁和枢纽作用。
　　
　　鱼和熊掌难兼顾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近年来，布莱尔政府一方面继续维护和加强英美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积极参加欧洲建设，努力在欧美之间发挥桥梁和枢纽作用。但这种试图左右逢源、渔利其间的外交战略却受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质疑和挑战。
　　对美国在环境（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防务（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贸易（对进口钢材征收高额关税、增加对农产品的补贴）以及国际刑事法庭等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欧盟国家或为之侧目，或针锋相对。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并未放弃其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取向，美欧之间在一系列双边和全球性问题上明显分歧，关系由热转冷，甚至多少有些紧张。对迅速恶化的中东局势以及军事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不同立场和看法，更显出了双方的矛盾。
　　布莱尔打算在美欧之间发挥枢纽作用，有赖于他说服双方相信英国是向对方施加影响的有效渠道。但问题是当跨大西洋关系不错时，英国可能并不显得那么关键；而当它们之间关系不好时，英国又被一方（或双方）视为怀疑的对象。在西欧各国中最具反美姿态的法国就长期把英国视作美国在欧洲利益的“特洛伊木马”，即便没有反美倾向的国家如德国，也抱怨英国这座桥上的交通向来只是单向流动。布莱尔的麻烦在于，他即不可能说服欧洲人相信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对欧洲是有用的，又不能影响他的欧洲同行，这使美国所希望的英美“特殊关系”的内在价值大打折扣。
　　 “倒萨”事态更凸显出布莱尔在外交策略上的这种两难困境。俄罗斯和欧盟其他国家特别是法德两国都不认同布什政府的作法，主张首先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框架下对伊进行武器核查，通过政治方式解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反对武力推翻伊政权。不久前安理会通过的1441号决议就反映了这些看法。但是，布莱尔政府出于维护英美关系等考虑，仍一如既往给予美国在许多欧洲人看来是毫无保留的支持。
　　7月，英国允许一些前伊拉克军官和反对派在伦敦举行会议，讨论如何采取行动推翻萨达姆；配合美国着手作战部署，并计划大规模动员预备役军人。9月7日，布莱尔与布什总统在戴维营举行会晤，讨论如何解决伊拉克问题。布莱尔表示，如果需要，美英将单独采取行动。9月24日，布莱尔政府又公布了一份长达50页的报告，宣称伊拉克“正在秘密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必须立即设法予以制止。
　　不错，布莱尔在说服布什政府寻求国际支持、与联合国合作方面是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影响力终究有限。到头来，英国只好追随美国参战。英国的这种立场非但难以在美欧之间保持平衡，发挥纽带作用，而且也显示了英美特殊关系的不对等性，难怪有人说布莱尔是布什的“跟班”了。英国一味支持美国的对伊战略，被许多欧盟国家解释为英国的一贯作风一将其与欧洲的关系从属于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这只会加重各国对英美关系的疑虑，削弱布莱尔这些年来为加强英欧关系所做的种种努力。布莱尔既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大西洋主义者，又想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欧洲人，鱼与熊掌毕竟难以兼得。问题的实质是，布莱尔试图恢复英国大国地位的外交抱负与力不从心的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反差，它关系到英国的外交政策定位和方向。正像一位工党议员所诘问的：“为什么英国不能保持一个独立于美国政府之外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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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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