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１９７６：闭合与开启的国门] 天子守国门

　　受访人：牛军　章百家　李丹慧　徐焰　刘江永　李群英 　　采访人：徐波 　　 　　“中华第一街”北京长安街，过去被称做“十里长街”。随着城市的发展，她正在不断延伸，快要变成“百里长街”了。
　　
　　沿长街东行，进入北京的东部门户通州区。通州区与北京市区交界处的通惠河上，横卧着一座雄浑古朴的长桥，这就是与京西的卢沟桥齐名的八里桥。１８６０年，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以血肉之躯在这里与进攻北京的英法联军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义和团又在这里与侵略军展开激战。在这两次战役中，八里桥一失守，北京即告陷落。在日本侵华战争中，通州更是日军威胁和侵入北京的重要地段。早在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就在通州大量驻军。
　　从八里桥向东不远，就到通州张家湾镇。这里也是当年清军抗击英法联军的战场。此间有一清幽院落，常有外交官和专家学者聚集其中，研讨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院外数百米处有一小山，林木葱郁，水塘环绕。研讨之余，大家常来此处散步小憩。京东一带一马平川，此处何以山包兀立？有知情人告知：原来这里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修建的一个地下防御指挥工事。
　　在工作人员带领下，通过一个不起眼的厚重的小门，可以进入山体内部。狭长的通道两侧，分布着一个个小房间，据说分别是指挥室、机要室、通讯室、休息室、医疗室、食品供应室……
　　其实这个防御指挥工事只是一个缩影。当时中国内部还处于严重的混乱和动荡中，但全国各地都在防御外来威胁的口号下掀起了建设大大小小的“地下长城”――各种人防工程的浪潮。许多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人都有过“挖防空洞”和“钻防空洞”（进行防空演习）的经历。许多大型工程至今仍是国家机密，人们只能从一些照片、从有幸进入过的人的讲述和当年一些美术作品中去猜测内中的情景。而一些地方性的人防工程在事过境迁后要么封闭起来，要么挪做他用了。就在不久前，北京的媒体还报道了市内某区人防工事开辟为旅游景点的消息。据报道，该工程建于１９６９～１９７９年间，全长３０余公里，可容纳３０余万人，工程量巨大，设施齐全，有炮兵阵地、防化学武器室等，墙壁上“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仿佛使人们回到了过去……
　　在张家湾回顾４０年前的历史，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山雨欲来风满楼”，“黑云压城城欲摧”，这是当时判断外部局势时常说的两句话。用马小军教授的话来说，一时之间，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似乎已尴尬地陷于腹背受敌之境，中国似乎再次面临着近代以来曾经面临过的民族存亡危机。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似乎正在重现。“要准备打仗”，一时成了我们的指导思想。本来，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以后，中国的安全环境已经得到了根本改善。在东北和西北边疆，由于有中苏同盟的保障，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安全方面的压力。为什么到６０年代中期，中国的安全环境迅速恶化？……
　　原因太复杂了。学者和外交家们正在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成果，但是要把问题说清楚仍很不容易。
　　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５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建议：努力把本地区建设成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地区。此时齐聚上海的不仅有上合组织六国元首，还有该组织观察员国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的国家元首或高官，以及作为主席国客人的阿富汗总统、独联体执委会主席、东盟副秘书长，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涵盖了中国周边的绝大部分地区。可以想像：如果不仅把上合组织六国，而且把整个这个地区建设成一个和谐地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紧接着，胡锦涛在１７日的亚信领导人会议上又提出了建设和谐亚洲的建议。
　　努力建设和谐世界、和谐亚洲、和谐地区，这正是我们根据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结论。而在此时回想４０年来我国周边形势的变化，真让人感慨万千。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南北边境同时面临威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牛军，详细回顾了４０年前中国面临的外部压力。他说，当时中国南北边境同时面临着紧张局面。
　　牛军说，那时，在中国南部边境之外，越南战争正在不断升级。１９６４年８月突然爆发“北部湾事件”，美舰侵入越南北方领海被击退，美军随即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的目标。中国领导人开始做出反应。这年５月～６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毛泽东就提出要下决心搞三线建设，各省都要建立军事工业。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进一步要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要做好应付战争的军事准备。８月５日，就在美空军开始轰炸越南北方境内目标的当天，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即命令有关部队和军兵种进入战备状态。在８月中旬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抓紧时间准备应付侵略战争。
　　１９６５年３月２日，美军发动“雷鸣行动”，开始对北越进行持续轰炸。美地面部队开始直接在南越与越南人民武装力量作战。为打击美海空军的侵扰，１９６５年４月上旬，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对入侵美机“只起飞监视”等规定，命令“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４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认为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要准备对付美帝把战火引到中国”，“要切实做好对付敌人空袭的准备”，“对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
　　中国领导人利用外交途径，向美国转达中国对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的严重关切，阐明中国政策的底线。４月２日，周恩来利用访问巴基斯坦的机会，向即将前往美国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系统地说明了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他还对何谓美国对中国开战做了明确的定义，即美国即使只是对中国进行空中战争，也将被视为对中国开战。由于阿尤布?汗推迟访美，周恩来又利用访问坦桑尼亚的机会，于６月８日委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向美国方面转达中国政府的三点方针。８月２０日，周恩来又向赞比亚政府代表团阐述了上述方针。
　　美方了解中国的立场后，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表明，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不会逾越中国政府宣布的“底线”。
　　在中国政府控制与美国之间的危机升级的同时，中苏关系因为边界纠纷而急剧紧张，并于１９６９年３月在珍宝岛地区爆发了流血的军事冲突。牛军说，从１９６０年８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无安宁之日。１９６３年７月间，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防务》的协定，苏军开始进驻蒙古，目的显然是要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１９６４年２月～８月，中苏两国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或谅解。中苏边界谈判结束后，苏联决定向中苏边境地区增兵，致使双方存在争议的边界地段逐步发展为引起军事冲突的热点。苏联的军事部署引起中国领导人的严重关注。毛泽东在１０月７日和９日分别会见朝鲜和阿尔巴尼亚客人时，均提到要对赫鲁晓夫对中国使用武力有所准备。１９６５年５月２１日，周恩来在中央军委作战会议上发表讲话，明确提出要准备战争早打、大打，“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打核战争”，“准备两面打”。
　　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蒙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条约，并向中蒙边界地区大量增兵，导致中国领导人做出强烈反应。３月２８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时，激烈地指责苏联企图入侵中国东北和新疆，与美国一起分裂中国。
　　牛军认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上述认识和反应，同迅速增加的中苏边界纠纷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他们决定在中苏边界采取强硬行动的主要原因。根据中国方面公布的数字，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９６９年３月，双方的边界纠纷达４１８９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决策层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做出了在中苏边界东段进行军事反击的决定。
　　１９６８年８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成为推动中国领导人开始从国家安全战略的全局考虑苏联威胁问题的关键因素。８月２３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紧急会议，除林彪外的主要军政领导人均出席。会议讨论了苏军侵捷后的形势，决定对苏联进行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将苏联定性为“社会帝国主义”，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美苏勾结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结果”。１０月３１日通过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确认了美苏“妄图重新瓜分世界”的判断。
　　牛军指出，从１９６４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这一时期，中国的安全战略出现了重大的调整。这次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面临美苏从南北两个方向威胁中国的安全时，中国国防的战略重点从“重南（美国）”逐步转向“南北并重（美苏）”。此后不久发生的美越和谈与珍宝岛事件则促成了中国安全战略从“南面”防御美国为主向“北面”防御苏联为主的转变。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当时的世界局势和中国领导人的判断
　　
　　中国南北两条边境同时面临紧张局面，不是偶然和孤立的。它与当时国际整体形势和中国领导人对局势的判断直接相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指出，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末的十几年里，国际形势的发展逐渐显露出三种趋势：一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冷战仍在继续，但主导世界格局的美苏关系出现了某种变化，冷战双方开始探索新的斗争形式，即从二战结束至朝鲜战争时期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转为紧张与缓和轮流交替。二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两大阵营都遇到了如何调整内部关系的问题。这一矛盾的内在动因是，各国都在不同程度地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三是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印度支那和中东地区相继成为各种矛盾斗争的焦点。这三种趋势的出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僵硬的冷战格局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但改变这一格局的主、客观条件当时都还不成熟，未来国际关系发展的方向也还不明确。
　　章百家指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相对抗的道路。引起中国外交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因素无疑是中苏关系的变化。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下半期开始，中苏两党在国际共运、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出现分歧。后来这种分歧发展成一场公开论战，并最终导致了两国关系的恶化。虽然一些迹象表明，中苏分裂似乎并不符合两国领导人的初衷，但这一分裂还是无可挽回地发生了。这一分裂使得中苏两国都失去了自己最有力量的盟友。但章百家同时也认为，这也使中国最终摆脱了由于中苏两党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而造成的羁绊，成为世界外交舞台上一支更加独立的力量。
　　章百家说，从５０年代后期至６０年代前期，中国外交取得了很大成就。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苏关系的全面倒退、中印关系的恶化以及印尼与中国断交等情况的出现，不能不说是中国外交遭受的重大挫折。
　　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对中国外交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干扰和破坏。章百家认为，“文革”期间泛滥的极左思潮在外交方面主要有三点表现：第一，把中国一贯奉行的和平共处政策斥之为“三和一少”（对帝、修、反和，对世界革命支持得少）乃至“三降一灭”（向帝、修、反投降，扑灭世界革命）；一度提出所谓“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否定中国需要与其他国家保持和谐的关系，愚昧地试图把推进世界革命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第二，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做了错误判断，片面强调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提出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甚至设想以亚非拉“广大农村”包围资本主义“世界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所谓战略。最后，在对外宣传和外交工作中还出现了一些强加于人的做法乃至局部失控的情况；出现了“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之类的口号，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那样极端的事件。
　　章百家认为，在这十几年里，面对多变而不确定的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偏差，对亚非拉地区的革命形势和世界战争的危险估计偏高，对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和美苏入侵中国的可能性估计偏高，对中国本身的国际影响和作用也估计偏高。事实上，６０年代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之后，资本主义反而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世界经济正面临着新的高速增长。不幸的是，这些情况在当时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的视野之外。这种偏差一方面是由于外部的压力造成的，但更主要的方面还是由中国内部日趋发展的左倾思潮造成的。１９５６年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提出了国际阶级斗争问题和反对修正主义问题。随后，对国际形势的认识很快影响到对国内许多问题的判断。６０年代，国内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趋势又反过来严重影响了对国际形势的观察和分析。中苏分裂后，一方面中国结束了“一边倒”时期按社会制度划线来处理国家关系的做法；但另一方面，一种更加“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却更广泛地渗入了外交工作，影响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尽管有少数领导人意识到在外交方面存在着问题，提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配合国内经济建设，但这些意见并没有被采纳，反而受到严厉批评。
　　
　　李丹慧（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为什么这时爆发了中苏边界冲突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１９６９年发生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李丹慧，向我们介绍了这场冲突的背景。
　　李丹慧说，本来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４日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双方都有意借此机会改善两党关系，但同时又都希望对方做出让步。１１月初，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４７周年庆典。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庆祝酒会上借着酒劲儿说：“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而在双方举行的会谈中，周恩来则劝告苏共新领导人不要把赫鲁晓夫的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显然，双方的这种做法无疑是在两党分裂的创口上撒盐。此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１９６６年１月，苏蒙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与中国有长约４５００公里共同边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这一情况与苏联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的现实相结合，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感受到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压力，开始明确做出主要针对苏联的备战部署。１９６６年３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上提出：一旦有事，“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备战、备荒，具体到华北来说，就是要建立战备体制”。毛泽东则在是月末接见日共领导人时着重谈了苏联进攻中国的问题，说我们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与牛军一样，李丹慧也认为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李丹慧认为，可以说它直接促成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开始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
　　与此同时，中苏边界冲突也逐渐升级，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在“文革”极左思潮渲染起的全国上下强烈的反修氛围和反苏激情中，中国在解决边界冲突的决策上选择的方案是：于有利时机和地点，用武力打击阻挠中国边防军上岛的苏军，不惜发生严重武装冲突乃至热战。此时中共正准备召开“九大”。毛泽东认为，选择在“九大”召开前对苏实施打击，对于进一步突出反修防修方针，通过边境事件强调团结、消除严重的派性、稳定国内局势最为有利。而珍宝岛在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最初达成的协议中已被划归中国，估计苏方不会为此岛屿做出过分强烈的反应；加之该岛又是苏军自１９４７年以来控制了２０多年的岛屿，在这里进行反击比其他岛屿造成的影响要大。总之，既要引起反响，造成某种紧张局势，又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以此，选择在珍宝岛作战最为有利。珍宝岛反击战方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这样，经毛泽东、中共中央批准，至１９６９年２月末，中国方面已对在珍宝岛地区进行反击战问题做了周密的安排。３月，珍宝岛事件爆发。
　　
　　徐焰（国防大学教授）
　　１９６９年的中苏边界珍宝岛武装冲突
　　
　　国防大学徐焰教授对１９６９年中苏边界冲突有深入的研究。他说，这次冲突规模并不大，苏方统计其军人死亡５８人，伤９４人，中方死伤数也大致相当。不过其后中苏军事对峙却持续多年，中国由此进行的全国性战备规模之大和耗费之多不但解放后前所未有，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世界战略格局。
　　早在１９６０年８月，苏方便在新疆边界博孜艾格尔山口挑起第一次边境事件。１９６４年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苏军又大力加强了边境军事力量，并干涉中国边民进入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方一侧某些岛屿进行生产。中国进入“文革”时期后，边疆军民也把“反修”作为头等任务，在争议地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苏方使用武力后又演进为“国际大武斗”。
　　１９６７年冬，苏军以武力拦阻中国边民和巡逻人员进入珍宝岛、七里沁岛时，采取了一系列升级措施，由口头争辩发展为棍棒武斗，进而出动装甲车驱赶并撞死中国边民。对中国方面更具威胁的是，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于１９６７年１月公开发表讲话，声称相信中共“健康力量”能取代“毛泽东集团”。驻在中苏、中蒙边界的苏军部队日常训练的内容，又是准备一旦中国的“健康力量”起事，便像在匈牙利事件中那样开进北京帮助其掌权。徐焰说，苏联领导人这种总想干预他国内政的传统思维，成为中苏冲突最重要的诱因。
　　徐焰详细描述了冲突的始末。他说，１９６８年８月苏联出动大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领导人更感到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警戒防御行动。同年末乌苏里江封冻后，苏联一经发现中国边防人员登上珍宝岛、七里沁岛等处，就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军人前来驱赶，中国巡逻人员不断有人被殴伤。１９６９年初春，中共正筹备召开“九大”，进一步强调“反修防修”，在这种背景下珍宝岛上的斗争成为两国矛盾长期摩擦引发的一个冲撞点。２月中旬，经中央军委决定，沈阳军区成立了“虎饶前指”，对珍宝岛斗争做了细致安排。３月２日，“虎饶前指”派出３０余人登上珍宝岛巡逻，并在岸上派出两个步兵连秘密掩护。此时，苏军接到驱赶中方人员必要时可以开枪的通知，派出７０余人上岛。战斗于９时１７分打响。经一小时战斗，苏军死伤大半，所余人员撤回对岸，中国巡逻队也返回。据苏方宣布，当天军人死亡３１人。此次战斗中方阵亡２４人，并失踪１人。
　　３月２日战斗结束后，苏军又多次越过封冻的乌苏里江登上珍宝岛。３月１５日，经请示中央军委，“虎饶前指”派出百余人的步兵分队在炮兵掩护下登岛。当天苏军共出动坦克、装甲车５０辆以上，向中国领土发炮１００００多发，中方以步炮兵协同打退了苏军三次攻击，击毁坦克２辆、装甲车７辆。当天下午，毛泽东听取了汇报，肯定作战成绩后又表示：不要再打了。傍晚前，双方军人均撤出珍宝岛。３月１７日，中苏军队在珍宝岛又发生火力接触，随后苏军因江面解冻和岛上大量布雷而不再上岛。
　　徐焰介绍说，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生前的回忆，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第二次战斗即３月１５日战斗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设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４月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提出了“团结起来，准备打仗”的口号，以消除国内严重的派性对立。不过毛泽东在内部讲话中表示对这次边界冲突感到乐观，并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事态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后，苏联军方《红星报》居然威胁要用核武器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打击，西伯利亚铁路也于１９６９年夏天停止客运两个月，集中运力向远东调动军队。针对苏联的严重威胁，毛泽东也提出“要准备打仗”。７月２６日，苏联领导人秘密建议中苏两国总理会晤，同时又认为“中国人只有实际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才会坐到谈判桌前”。苏方在提出会晤要求遭中方拒绝后，为施加压力，于８月１３日在我新疆边境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流血事件。当日中国一支３０多人的边防巡逻队徒步巡逻时遭苏军３００余人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突袭而全部牺牲。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做出了大规模战争可能爆发的判断，全国转入临战状态。
　　珍宝岛事件后的多年间，苏联仍在边境集结重兵保持压力，希望动乱中的中国能出现对其有利的变化。此时中国受到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全局性错误的影响，加上其他原因，对战争危险性也做出了过高估计。中国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但长期过度的战备也对国民经济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７０年代前期，中国的国家财政支出１／４以上用于军费和与军队直接有关的项目，如再加上民间备战费用，这一比例高达近１／３。
　　
　　李丹慧
　　“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李丹慧进一步指出，中共“九大”号召打倒苏修、要准备打仗，不仅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而且令苏联领导人怀疑毛泽东已抱有向西方寻求援助的意图。中美联手抗苏的前景使苏联忧心忡忡，为迫使中国接受谈判，苏联一方面通过舆论宣传加强对中国实施核威胁；一方面进行军事报复，于１９６９年８月武装袭击了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巡逻的中国边防分队。９月１１日，中苏两国总理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举行了著名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点临时措施的协议。其后，双方又商定从１０月２０日起在北京举行边界谈判。
　　面对苏方继续发出的对华实施核打击和扶植反毛政权的信息，毛泽东对中苏之间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出了过火反应，认为苏联有可能以和谈为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前，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１０月１８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名义正式下达了林彪的《紧急指示》，全军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临战状态，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军民更是剑拔弩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已是名存实亡，两国的同盟关系走到了尽头。
　　李丹慧指出，在美国着手升级越南战争之时，中苏边境局势的渐趋紧张，使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进一步恶化。
　　
　　章百家
　　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转变外交政策
　　
　　正是这种局面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转变外交政策。中国领导人通过启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功地改变了中国的外交格局，使中国外交跨入了一个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突破性大发展时期。
　　当时，中国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整个６０年代，“反两霸”是中国外交的主旋律和对外关系格局的特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打倒帝、修、反”口号的提出，使这种外交格局看起来似乎更加不可动摇。但就在６０年代末至７０年代初，中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巨大转变。
　　章百家认为，促成这次转变的直接原因主要来自中国之外。本来在１９６８年毛泽东和周恩来就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不过，最初目的主要是为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外交方面造成的极不正常的状况。１９６９年发生的中苏边境冲突和随后苏联的核威胁使中国深感国家安全问题的严重性。中国领导人当时认为，苏联业已变质，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帝国主义，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也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中国外交政策需要进行战略转变意义上的调整。
　　当这一转变具有必要性的时候，实行这一转变的可能性也出现了。美国试图调整对华政策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提供了契机。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试图通过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来使美国摆脱越南战争的困境，并以此加强美国遏制苏联扩张的力量。中美双方出于对各自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结束彼此长期对峙的局面。１９７１年春，“乒乓外交”拉开了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序幕。７月，通过基辛格博士访华，中美双方达成并宣布了尼克松总统访华公告。次年２ 月，尼克松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随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打下基础。中美和解的进程启动了。
　　中美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引起了连锁反应。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决议，接着又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仅迅速同４０多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亚洲的一些近邻和西欧的主要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受到中美和解震动的日本也很快改变了对华政策。１９７２年９月，田中角荣首相受周恩来总理邀请访华，中日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牛军
　　中国转变外交政策的三个背景
　　
　　牛军更具体地谈到中国转变外交政策的背景。他认为，首先是因为中国安全战略的重点如前所述从防美入侵转向防苏入侵。
　　其次，就在中国的安全战略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对外政策与决策机制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发生变化。
　　牛军指出，５０年代后期，受到“大跃进”运动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左的错误。在关于时代、世界形势、战争与和平、世界革命、和平共处、核战争、裁军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与和平运动等等当时对中国外交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问题上，表现出越来越片面和绝对化。受“文革”的影响，极左的错误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有关对外政策的宣传越来越激进、调门越唱越高。一方面宣称当今是“世界革命的新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进行大决战的伟大时代”；另一方面则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在“文革”使国内政局越来越混乱的情况下，被上述宣传煽动起来的情绪狂热地宣泄出来，从而使中国外交脱离了正常的轨道。最初遭到冲击的是中国的驻外机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陆续召回除驻埃及大使以外的所有驻外大使，这一行动必然会使中国与建交国家的关系出现困难。
　　继驻外机构陷入混乱后不久，中国国内的外交领导机构也受到严重的冲击。迅速蔓延全国的夺权狂潮波及外交部门，上至外交部长陈毅，下到几乎所有的大使、参赞，都遭到批判和揪斗，外交部门几乎无法正常展开外交工作。由于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办公机构，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布指令，造成了国家的外交大权旁落、外交活动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与国家外交系统陷入混乱的同时，被政治狂潮鼓动起来的群众运动也开始波及外国驻华机构。相继发生了造反群众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从１９６７年５月到８月，中国先后同已经建交的十几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国家发生纠纷。最严重的是８月２２日晚，在北京发生了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恶性事件。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文革”期间中国外交混乱的顶点，不过它实际上也成为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契机。在外交战线极左错误极其严重的时刻，周恩来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利用火烧英国代办处提供的机会扭转局势。这成为中国外交调整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外交系统的动乱受到遏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在中国外交系统确立了“毛泽东―周恩来”决策机制，排除了极左分子夺取外交大权的可能性，确立了周恩来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中的关键地位。后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实践证明，１９６７年８月开始形成的“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中国转变外交政策的第三点原因是中国与越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本来中国几乎是全力以赴地贯彻援越抗美政策，中越关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巩固和发展。不过中越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密切发展也掩盖了双方的矛盾。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政策从消极反对转变为积极插手。苏联积极介入并向越南提供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使越南和苏联的关系迅速密切起来，苏联对越南的影响力明显增强，成为影响中国有关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致从１９６５年春季起，中国开始坚决反对越南与美国举行和谈。到１９６８年秋为止，中越曾就和谈问题进行多次谈判，双方的讨论和争论主要围绕是否坚决贯彻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越南南北两方声明的目标。中国当时不赞成越南立即与美国开始谈判，主要是担心越南在苏联影响下放弃既定目标，致使抗美救国战争半途而废。
　　１９６８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发动了新春攻势。这场军事攻势在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在空前高涨的反战舆论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的战争意志趋于瓦解。但是从军事角度看，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战斗中遭受惨重的损失，作战能力明显下降。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约翰逊于３月３１日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停止轰炸北纬２０度以北地区。４月３日越南即同意派代表与美国谈判。
　　中国领导人在事后获知越南的决定，即表示坚决反对立即开始和谈。中国领导人表示，当前时机对越南并不有利，立即接受和谈建议将使自己丧失主动。中越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还引发了如何评价苏联政策的争论。在和谈问题上的分歧和越南在宣布与美国和谈前未与中国协商的做法，显然严重损害了双方的关系。
　　牛军认为，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角度看，中国因种种原因而决定与越南拉开距离，的确是历史提供的机缘。可以设想，如果不是越南战争因为美越开始和谈而相对降温，中国国防重点完成向北转移几乎是不可能的。进一步说，在“文革”的背景下，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同越南的密切关系并因此承担相应的政治和军事义务，而越南自己不首先迈出调整与美国关系的步伐，后来中国领导人要做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至少也会困难得多。
　　总而言之，１９６９年３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前，中国的安全战略、对外政策及外交决策机制、中越关系等，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牛军认为，这些变化虽然是在涉及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次上分别发生的，而且有些变化并非是中国领导人有意为打开中美关系而为之，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是这些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变化，构成了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大背景，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得以在“文革”极度混乱的局面中，实现了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变，从而带动中国外交完成了一次战略调整。
　　
　　李丹慧
　　中美苏构成了一种战略三角关系
　　
　　由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中苏双边关系这时已转入中美苏三角外交的轨道，其中注入了更多的战略利益因素，三国之间的利益走向和政策制订日益卷入一种互动状态，构成了一种战略三角关系。
　　李丹慧认为，不过在这种三角关系中，中美两国通过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构筑起了“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其实，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去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来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是，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顾虑，削弱了中国向美国打苏联牌的分量，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刺激苏越联盟的巩固。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刘江永（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
　　中日关系也在这时得到改善
　　
　　中美关系的变化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中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中日关系实现正常化。由于中日关系在中国国民心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我们特意请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回顾了中日关系变化的路程。
　　刘江永说，１９７１年中国通过“乒乓外交”促成尼克松总统于次年访华。随即，新中国政府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种形势下，日本感到震惊，谋求同中国邦交正常化的呼声高涨。１９７２年７月，以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为使命的田中角荣内阁成立，并得到大平正芳、三木武夫、中曾根康弘等自民党内主流和日本经济界的支持。中国政府认为，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并提前于７月４日派出由孙平化率领的上海芭蕾舞代表团访日。周总理即把邀请田中首相访华的重任交给了他们。与此同时，中方还通过接待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向田中首相转达意向。田中首相立即做出积极反应，同年９月上旬派遣自民党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正式通报他将访华的信息。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５日，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启程访华，并于当天下午同周总理举行了首脑会谈，阐明了各自关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愿望和主张。刘江永介绍了其中的许多细节。他说，９月２６日大平外相和姬鹏飞外长在人民大会堂就中日邦交正常化举行的第一轮外长会谈，一开始就遇到难题。日方表明的立场同中方主张不一。例如，关于如何表述中日之间结束战争状态的形式和时机，日方不同意“日台条约”一开始就是无效的，强调该条约已宣布日中战争状态结束，所以不同意联合声明公布后战争状态才最终结束的说法。其次，日方不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主张，理由是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放弃对台湾的一切权利，故无权认定台湾的法律地位。第三，本来事先中方已向日方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方却提出蒋介石在缔结“日台条约”时已宣布放弃赔偿要求，现在不必再提赔偿问题。对此，姬鹏飞外长明确表示，日方的方案和说法中方不能接受，但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当天下午，周总理同田中首相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首脑会谈。日方对历史问题的轻描淡写受到周总理的批评。前一天晚上，田中首相在中方欢迎晚宴上致祝酒辞时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周总理在会谈中说，田中首相表示“反省过去的不幸”我们可以接受，但“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的话令中国人反感。因为这种说法没有反映出日方对侵华战争严重性质的认识。周总理还指出：如果把“日台条约”和“旧金山条约”扯进来，问题就得不到解决。所谓因为蒋放弃了赔偿，中国无需再放弃的想法听了令人十分诧异。我们不能接受。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蒋介石逃到台湾后，对日放弃赔偿，而遭受战争损害的是大陆。他不能慷他人之慨。
　　９月２７日下午，中日首脑再度举行会谈，重点就国际问题交换了看法。会谈中，双方还确认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将不涉及钓鱼岛领土争议问题。当晚，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处会见田中首相、大平外相和二阶堂官房长官。会谈气氛融洽，只是毛主席没忘记当面追问：“添了麻烦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田中首相答复，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改。
　　会见后当晚，大平又同姬鹏飞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最后一轮外长级谈判。两国外长字斟句酌地对联合声明的内容进行最后的推敲和修改，对于历史问题、如何表述战争状态结束问题、战争赔偿问题、台湾问题，双方最后都达成一致。双方还宣布，中日两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表示“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９月２８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举行了最后一轮会谈。２９日上午，中日邦交正常化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举行。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长和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分别代表中日两国政府在《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
　　
　　李群英（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朋友遍天下”局面的出现
　　
　　连锁反应还包括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以及接着出现的与中国建交的高潮。中国不仅迅速同４０几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且同亚洲的一些近邻和西欧的主要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国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中日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在实现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的同时，中国对外经济联系也有所加强，对外贸易明显增长。
　　面对新形势，毛泽东于１９７３年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虽然这种战略和划分在此后的实践中不很成功，但它总算结束了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指导思想的极度混乱的局面。
　　亚非拉这三个字在当时的人们心中远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研究所李群英副教授说，当年毛泽东曾自豪地宣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份豪气就源自我们拥有的那些亚非拉朋友们。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正是得力于我们这些“穷朋友”们的鼎力支持。
　　李群英说，从上世纪６０年代起，中国在热情支援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的同时，也对一些国家人民的民主运动公开热情赞扬；在宣传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喊出了反对各国反动派的口号。从１９６５年１月起，中国还公开提出世界革命的斗争任务问题。这样的政治思想宣传，导致某些亚非拉国家反对和疏远中国。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４０多个建交国家中的近３０个都发生了外交纠纷，其中不少是亚非拉国家。从１９６８年起，中国外交逐步恢复到正常状态。此时，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一方面联合亚非拉国家，就成为中国外交的突出特点。“文革”期间，中国对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斗争全方位的、慷慨大度的支持，以及与４０多个亚非拉国家新建外交关系的不俗纪录，给新中国外交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１９７１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同中国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迅速增加。在与中国商谈建交时，一些国家要求中国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李群英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国家比以前增加了一倍，中国援助支出总额也随之大大增加，对外援助的范围从亚洲、非洲地区扩大到了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但中国政府对亚非拉国家的经济援助大大超过了我国的国力，严重影响了国内经济建设。在７０年代初，中国援外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连续几年高达６％～７％，尤其是１９７３年，对外援助支出达到５７．９８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７．２％，是建国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多的一年。
　　李群英着重介绍了援越抗美和修建坦赞铁路这两个事例。
　　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时间最长、数量最多。
　　１９６８年底，胡志明主席来华与中国领导人商讨越南战争的战和大计。毛泽东建议越南组成大兵团在南越打歼灭战，争取抗美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此，从１９６９年到１９７２年中国政府与越南签订并执行了３０个向越南提供无偿经济、军事援助的协议。
　　毛泽东主席甚至考虑到越南南方气候炎热潮湿，蚊子虫蚁很多，嘱咐一定要为越南战士配备蚊帐。考虑到当时越南担负运输任务的多为妇女，许多情况下要靠头顶肩扛，周总理关照有关部门，援越物资包装每件重量不得超过３０公斤。
　　除物质援助外，在２０多年间，中国还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两万余人、工程和防空部队３０多万人，最高年份达１７万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战场上伤亡达５０００多人，其中１０００多人的遗骨安葬在越南的国土上。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是用笔墨难以表达的。对于中国给予越南的援助，胡志明主席说是“恩深、义重、情长”。
　　据统计，到１９７８年止，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达２００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２００多万人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４５０个成套设备项目（已完成３３９项）、３．４６亿米棉布、３．５万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５００多万吨粮食、２００多万吨汽油、３０００多公里的油管和６．３５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多数是无偿的，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都是在６０年代初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其经济单一，交通落后，急需修建一条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并通向港口的铁路。起初，坦、赞两国向西方国家求援，世界银行经过一番经济研讨后，对铁路前景持怀疑态度；美国政府也拒绝予以援助。继之，两国又求助于苏联，也被拒绝。在多方求助无效的情况下，坦桑尼亚想到向中国求助。为此，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决定访问中国。
　　在同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说：“……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不同，我们宁可不修铁路也要帮助你们修建这条铁路。”援建坦赞铁路的原则协议就这样达成了。１９６７年９月５日，中国、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政府签署关于修建坦桑尼亚―赞比亚铁路的协定，这在世界上引起极大震动。
　　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为巩固我国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为国家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显而易见，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外援也曾一度对中国的国家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有些外交政策透支了中国的国力，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章百家
　　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启动了
　　
　　７０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阶段，中国外交第一次对世界格局的演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
　　章百家认为，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３０年的实践和探索中，中国外交格局先后经历了“一边倒”、“反两霸”和“一条线”三个阶段，不管我们如何评说其间的功过是非，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美苏对立的两极世界中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公认的独立力量，最终取得了相对主动的战略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冷战的束缚。７０年代初，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被启动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革”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并广泛参与国际事务。
　　（请封面及本文美术作品作者与本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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