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里兰卡参与大救援:斯里兰卡大选

　　 　　11月的周末,我坐在北京家里的阳台上,懒洋洋地打开过期的《参考消息》｡突然,我的眼睛死死地盯在了第二版的一个标题上――“斯里兰卡难民营遭炮击65人丧生”,再一看时间和地点,这正是我四天前亲身经历的那场大救援行动｡
　　仅仅四天,我已经在两个世界之间打了一个来回｡11月9日那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斯里兰卡东部城市拜蒂克洛代表处派一辆大卡车和三辆吉普车组成大车队,驱车前往曼凯尔尼村庄,给那里流离失所的平民送去帐篷和提供医疗救护｡我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中国雇员,将亲眼目睹现场工作｡
　　经过三年相对的平稳期,最近几个月,斯里兰卡的东部和东北部持续爆发了武装冲突,从而实际上结束了2002年斯里兰卡政府军与泰米尔猛虎组织达成的停火协定｡北部贾夫纳半岛的通道已经完全中断,东北部的亭可马里和东部的拜蒂克洛冲突造成数万平民流离失所｡位于拜蒂克洛北部的瓦加赖就有8000名左右的国内流离失所者,但这里属于军控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援救物资进不去,里面的平民也出不来｡每天我们都在试图进入,以便提供援救物资,但每次的请求都遭拒绝｡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去获得许可进入的地区｡
　　即使这样,在车队出发之前,我们必须同时与斯里兰卡政府军以及泰米尔猛虎组织联系,告知他们我们车队所有人员的详细名单和车队路线,希望交战双方在一段时间里提供安全通道｡这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不断与双方沟通确认｡就这样,一路上,我们还得不停地与大大小小的军事关卡交涉,因为这一带很大范围都是军控区｡
　　经过两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来到了曼凯尔尼｡在我们车队里,年纪最长的是来自丹麦的安娜丽兹｡尽管她已经当上了外婆,但只要世界上还有战争,这位头发花白的医生外婆就坐立不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发生冲突地区的工作中,医生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今天她的工作就是带着意大利红十字会医生到现场给这些流离失所的家庭进行医疗检查并发放药物,同时还要了解村子里的卫生状况,确保无疫情发生｡很快,安娜丽兹的“移动门诊”前面排起了一条长龙｡
　　而被我称为“司令”的玛丽翁,是我们中年纪最小的,但也是经验最丰富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老成员｡每次出行,这位拥有伊朗､比利时双重国籍的姑娘总是神情悠然地坐在车队的领头车里｡玛丽翁责任重大,她负责与代表处团长直接联系并下发指令,另外她还承担与所有军事关卡的军人交涉的任务,寻求安全通道｡交战双方的上校可能都是她的朋友,但她最清楚自己的使命――保护交战中的平民｡今天“司令”的任务依旧是率领整个车队出行､汇报任务执行情况及对下一步任务的调查｡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大多经历过不同冲突地区的工作,所以对可能出现的各种苦难也都有心理准备｡而对像我这样刚刚来自和平地区的人来说,最大体会则是那种强烈的心理震荡――从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地区突然站在战火纷飞的前线,面对着的是一无所有､只求生存的妇女和老人｡生活中一切理所当然的需求在这里完全变成了奢望｡这些平民最大的心愿只是与家人团聚,他们的家人也许仅在十几公里之外,然而他们就是无法见面｡这种亲人离散､无尽等待､日夜担忧再加上缺粮缺水交织在一起,使他们萌生了生不如死的想法｡这种场景是每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必须经历的一堂心理课｡
　　就在大家紧张忙碌着的时候,远处不断传来沉闷的炮击声｡“听!这是多管火箭炮!”鲍勃提醒我｡因为常年在冲突地区工作,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表们对各式武器的了解超过常人｡出于安全因素,他们对各类武器发出的轰鸣声也格外敏锐,因为他们随时需要判断轰炸的方向和距离｡
　　下午1∶20左右,我注意到“司令”一直不断与代表处团长联系｡她表情极其严肃｡大家开始慢慢聚到她周围了｡“胡!过来!”原来,她刚刚接到团长的指示,离我们17公里远的军控区瓦加赖发生炮轰,轰炸造成大批平民伤亡｡“我们必须立刻赶到瓦加赖医院,把所有的伤员送到设备更好的瓦利艾奇切奈医院,同时我们还应该从城里紧急征调救护车｡”玛丽翁说｡
　　很快,所有人全都紧张地投入新任务中｡医生给意大利红十字会医生简单布置处理方法后,便与“司令”分乘两辆车紧急赶赴瓦加赖医院,原先运帐篷的大卡车也临时改成伤员运输车紧跟其后｡一人开车提前赶赴瓦利艾奇切奈医院,为即将到来的大量伤员准备食物和水｡我和另一人留在原地等候救护车,因为救护车必须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外籍代表的陪同才可以进入军控区｡30分钟后,三辆救护车和一辆大公共汽车赶到,我的同伴随车进入军控区的瓦加赖医院｡
　　一直在远处观望的人们先是忧心忡忡,后来就传来嘤嘤哭泣声｡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被轰炸的地区,无人知道他们家的其他人是死是活,此时的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悲痛,所以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泪水｡
　　这时从远处传来救护车的凄厉长啸,载满伤员的货车风驰电掣｡大卡车上伤员太多,正好又有三辆救护车赶到,我们立刻将伤员抬到救护车上｡我的身边,失去右腿的小男孩,身受重伤的男子和奄奄一息的妇女,不管他们是清醒还是昏迷,在换车过程中我没有听到任何呻吟,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面对眼前的凄惨景象,我把目光投向远处湛蓝的大海,因为我自己无法承受这种无声的痛苦｡等我再回头时,站在对面的几个斯里兰卡军人一边看着我一边嘀咕着,他们猜测我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新人｡
　　下午4点,天色已经变得非常黯淡了,我们的车护送救护车前往瓦利艾奇切奈医院｡
　　坐在车内的我心情异常沉重｡我想起在科伦坡时,一名当地的司机告诉我,直到上世纪70年代,斯里兰卡的经济还一直很好,当年新加坡就是以它为楷模的｡旅游是它的主要产业,风光旖旎的海滩､多样的文化宗教再加上热带雨林景观｡然而20多年的战争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也让当地人深受灾难｡我问他,战争何时会结束?他对我痛苦地摇摇头,眼睛里充满了无望的神情,那一刻,我搜肠刮肚,尽力想找出一些安慰他的话,我想安慰他战争会很快结束的,但他持续地摇头,眼睛转向了窗外,这一幕刻在我的脑海里｡为什么在这里找一句安慰的话都变成了奢望?
　　天色越来越暗了,我们车队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一方面车里有大量的伤员,另一方面离夜间轰炸时间不远了｡庞大的车队沿途引来不少围观的人,但眨眼他们就满脸惊恐,因为他们看到,除救护车外,大卡车里还有人高举着输液瓶｡
　　等我们的车接近医院时,我意识到似乎全城的人都集中到医院门外｡妇女们哭地抢天要冲进医院寻找亲人,而医院大院内站满了维持秩序的军人警察｡医院四周一片哭声｡我从车上跳下,看着眼前的士兵和远处的平民,再看着从车上被抬下的伤员,恍如自己在另一个世界里｡
　　当我们在6点多钟回到代表团驻地时,全团的其他成员都在外面迎候,显然他们也非常担心我们的安全｡当时的我也只说出了几个字:“我看到了｡”就这我说了三遍｡
　　回到北京,看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商店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再看着媒体上的国际新闻,曾经长期从事国际新闻工作的我知道,对我来说,现在的新闻已经不再是一组组伤亡数字的变化,也不再是交战双方的相互指责,更不是政治家们的豪言壮语｡
　　战争是人类的耻辱和灾难,它对平民的伤害已经远远超过对交战军队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在战争结束之后的数年里仍将以不同方式持续｡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致力于推广国际人道法,以保护交战中的无辜平民和丧失战斗能力的伤员为宗旨｡红十字工作人员总是活跃在冲突地区,他们的任务危险而艰巨｡但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毫无疑问,战争的后果将更加残酷｡
　　
　　注:作者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新闻官员｡11月赴斯里兰卡东部地区观摩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当地的援助工作,目击并参加了这场瓦加赖救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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