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自然主义

　　丁立圆桌 　　 　　陈 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中国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今天,如果我们不想被自己亲手创造的巨大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环境负荷所毁灭,就必须努力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人类本位主义”特色的中国文化和“自然本位主义”特色的日本文化
　　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的经济高度成长期虽然也得到过“公害大国”的恶名,但是1970年召开“公害对策国会”修正了14项相关法案,1993年出台《环境基本法》,2000年又因为出台崭新的《循环型社会推进基本法》成为“循环型社会元年”｡探究个中原因,除了战后日本建立起的“地方自治制度”为环境立法提供了自下而上的推动力外,日本文化中的“自然主义”倾向也是克制经济高速增长欲望的“解毒剂”｡
　　中国自古就有一种“人类本位主义”的思维倾向,极不利于我们对自然保持必要的敬畏之心｡在这一点上日本正好相反｡我们谈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参与的不应该只是经济学者们,它涉及到国民性,因此需要国民层次的大反省――改变生产､生活方式,而且要从“心”做起｡
　　
　　中国园林和日本庭院中的玄机
　　在中国园林中,园林的主体永远是建筑物｡巨大而精制的建筑物象征了居住者――人类的存在地位｡层层叠叠的建筑物勾画出园林的基本框架结构,自然界的花花草草可以通过借景移入眼帘,可以曲径通幽､移步换景,但这一切不过是整个建筑群的点缀而已｡北方的皇家园林就更加张扬人类中心主义的特性了,紫禁城的中轴线非常严谨地宣示“要在中央,四方来效”的宗旨――这“四方”甚至也包括了“自然”｡我们似乎已经不太习惯于和自然平等相处｡
　　中国式的中央集权体制统治的对象不只是四方诸侯和臣民,甚至它的扩张底线中还包括了自然界｡这种“自信”似乎和人口规模的扩张成正比｡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不过2亿,1849年为4.1299亿,1949年达到5.4167亿,而建国后的1949～1990年的41年间,中国人口总数猛增到11.4333亿｡在毛泽东时代,回响在中国大地上最响亮的口号是“人定胜天”｡在这种理念下,人要和天斗､地斗,并战胜之｡
　　日本的庭院则不同｡80年前,东京开始修建明治神宫时,首先建造的是一片森林――人工的森林,这一点无论如何会让中国人觉得匪夷所思｡现在那里树木已经长成参天大树,郁郁葱葱｡置身其中,令人想像不到它竟然位于一个1300万人口的大都市的中心｡而祭奉着明治天皇的大殿不过是矗立在整个明治神宫一角的一座并不太起眼的建筑｡这里的主体是自然――森林虽然是人造的,但是敬畏自然之心却深藏在日本人内心深处｡
　　
　　自然和人: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否定之否定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有知人之智和自知之明的人谓之“明智”｡我们的文明历时太久,这意味着中国人从自然母亲的怀抱中出走的时间太久,我们的心境里不自觉地滋生出越来越张狂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遭遇困境的今天,必须认识到这是对我们负心于自然的惩罚｡
　　日本国土面积的2/3是山地,在日本,“里山”这个日语词汇有着特别的含义,它指的是“故乡”,――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头脑中的“故里”都是和这样一幅有山的风景画联系在一起的:或高或低的山峦,淙淙的清流顺山势而下,夏天水边的蜻蜓和萤火虫､山地里跃动的野兔……因此,“里山”不只是物理的,还是人文的,保护这样的风景,就是保护日本的传统和文化｡
　　我在上海待了很长时间,也去过中国的最东､最西､最南､最北,随后又留学去了日本｡观察各地的发展模式,似乎可以归纳出一个“文明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的法则”｡中国沿海部分(如上海)正在轰轰烈烈上演的“GDP至上”的发展模式是对“西藏模式”的第一次否定,但同时人类也开始严重地侵害自然,平衡被打破,我们不知不觉地走向了矫枉过正;而“日本模式”则是对“上海模式”的第二次否定,在那里,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开始走向和谐共生｡
　　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不但需要制度转型,还需要文化转型｡
　　
　　栏目主持 沈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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