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中，变化缓缓而来:雨是由什么变化而来

　　在美国,每个礼拜,百万富翁托马斯•J.赫茨菲尔德和他的妻子都要到美丽的佛罗里达州费希尔岛欢度周末｡小岛位于迈阿密湾入口,豪华的私人游艇你来我往,身着百慕大短裤的阔佬随处可见｡即使是轻松的休假,“生意经”仍是酒会上最受欢迎的话题｡
　　
　　“大概是十年前吧,有一天大家聊起了古巴｡”赫茨菲尔德回忆道,“我们讨论假如某一天古巴发生了变化,假如美国取消了对它的禁运,古巴无疑将变成新的投资热点｡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肯定不会袖手旁观,可是哪些项目最有前途呢?”那天晚上,许多人都参加了讨论｡“突然,我灵机一动――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古巴投资基金呢?”赫茨菲尔德的提议赢得一片掌声｡第二天,许多人把这个点子忘在了脑后,赫茨菲尔德却把它变成现实｡不久以后,他创立“赫茨菲尔德加勒比湾基金”并在纳斯达克上市｡今天,股票市值已经翻了一番｡2006年夏天传出卡斯特罗生病住院的消息,股票价格陡然上涨了54%｡“大家都以为卡斯特罗患了绝症,可不久他的主治大夫站出来辟谣,股票价格立刻又跌了23%｡”见惯大世面的赫茨菲尔德耸耸肩:“政坛变化和经济起落互有关联是很自然的,但是表现得如此强烈,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
　　从费希尔岛扬帆,只要航行190公里,就可以抵达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古巴｡今年2月,抱病多日的古巴最高领导人卡斯特罗终于把手中的权力完全交到弟弟――已经76岁高龄的劳尔•卡斯特罗手中｡从那一天起,一场关于“改变”的猜测,把海峡对岸的美国搅得心神不宁｡“后卡斯特罗时代”真的已经到来?美国实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制裁,是不是到了应该“松绑”的时候?
　　
　　不是我不明白,
　　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4月14日,哈瓦那阳光明媚｡古巴电信公司的柜台前,挤满了好奇的人群｡大家指着陈列的“高科技”产品,仿佛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柜台里展示的是许多国家司空见惯的手机｡让移动通讯“走进千家万户”,是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以后正式宣布的第一项改革措施｡这番话才说了半个月,崭新的手机已经摆放到电信公司和手机营业部的柜台上,平均售价100可兑换比索(约合108美元)｡对一个人均月收入只有408比索(约合17美元)的国家来说,这个价格让许多人望而却步(可兑换比索类似于上世纪我国一度实施的“外汇券”｡1993年,美元可以自由兑换古巴比索,汇率在1∶26左右;2005年前后,古巴禁止美元流通而必须兑成可兑换比索,比价基本为1∶1)｡但不管怎样,承诺已经变成现实｡
　　接踵而来的新变化让古巴人目不暇接｡3月13日,政府宣布允许私人拥有电器产品,诱人的DVD机､电视机､电脑,甚至电动自行车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3月18日,政府解除禁止个人购买农用物资的规定,允许农民自主购买砍刀､铁锨､铁耙､胶靴等“可以提高粮食产量的农用物资”｡3月25日,政府放宽药品销售与购买政策,古巴人可以在国内任何一家药店购买自己需要的药品｡3月31日,本国公民被允许入住涉外宾馆和酒店｡在哈瓦那革命广场,一个女孩子怯生生走进国际饭店,疑惑地询问前台服务员:“如果有钱,我真的就能住进来吗?”答案是:“当然｡”
　　新的变化,让彼岸的美国人兴奋而充满期待｡
　　流亡美国的古巴前外交官胡安•贝尼莫里斯最近几年接连出版了好几本以“投资古巴”为主题的畅销书,自诩为“古巴通”的他,对新领导人怀有强烈的信心｡“为了站稳脚跟,赢得群众并迅速树立起自己的光辉形象,劳尔注定要采取一套和哥哥不一样的治国手段｡改善人民生活,将是他最实惠的选择｡”胡安•贝尼莫里斯这样判断｡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古巴问题专家布赖恩•拉戴尔想的更多:“自从正式接过权杖,劳尔才真正获得了解放｡我相信,我们将看到古巴有更多､更明显的改变｡改变不仅仅发生在经济层面,还将发生在政治领域｡”
　　性急的美国人甚至已经开始替劳尔设计未来之路｡美国《时代》周刊的分析文章说,摆在劳尔面前有两条路:要么,利用自己长期执掌安全机构和武装力量的优势,打击异己确立威信,变成“卡斯特罗第二”;要么,逐渐放松政治和经济管制,在国内部分恢复市场经济,“就像中国和越南已经做的那样”｡政治分析家说,假如美国决定解除禁运,那么劳尔选择后一条道路将几乎是百分之百的事;况且,将近半个世纪的禁运政策非但没有搞垮古巴,反而让美国人进退维谷,他们自己也乐得借这个机会给自己“松绑”｡“假如我们继续坚持禁运政策,”美国政府高级智囊杰克•科尔文忧心忡忡地说:“美国将在古巴新一代青年中播下仇恨的种子,从而失去他们,把他们推向反美的阵营｡”抓住古巴领导人权力交接的时机改变做法,可能是打破美古僵局,化解矛盾的最好机会｡毕竟,这个一衣带水的热带邻国,拥有令人咋舌的自然资源和投资热点:石油､镍矿石(储量世界第三)､旅游市场､朗姆酒､雪茄和蔗糖｡
　　
　　美国:打出去?迎进来?
　　
　　走在哈瓦那的大街上,刺鼻的柴油味扑面而来,轰鸣的马达声让人不禁捂起耳朵,四处张望:伴随着一股股黑烟,一个庞然大物慢吞吞出现在眼前｡它是什么?长长的车厢分成三段,中间凹陷,头尾隆起,好像一匹巨大的机械骆驼跑上了大街｡没错,这就是哈瓦那街头最著名的“骆驼巴士”､老百姓出行的公交汽车｡它的车头由苏联重型卡车改造而来;它的车厢,是至少三截车厢焊接合成｡车窗小,座位少,大部分乘客只有“站票”｡“骆驼巴士”里闷热难耐,跑起来颠簸不停,速度慢得让人难以忍受｡可1000多辆老态龙钟的“骆驼巴士”多年来擎起了全国的公共交通,立下汗马功劳｡
　　不过,劳苦功高的“骆驼巴士”已经在4月20日成为哈瓦那的历史｡从那个周末开始,漂亮的来自中国的宇通客车,欢快地奔跑在哈瓦那以及古巴各地的道路上｡20亿美元的投入,让古巴的公路和公交系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高兴地说:“古巴的改变,从车轮开始｡”
　　古巴的“改变”,正在通过各种细节缓缓透出｡去年夏天,代行领导职权的劳尔•卡斯特罗利用出席七•二六纪念日的机会,发表了一篇意味深长的演讲｡他没有过多歌颂成绩,反而把演讲的重点放到了经济政策的不足和失误上面,还对各级机关“懒散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批评｡敏感的西方观察家把这个演讲视为劳尔释放的某种信号:“他向古巴人民传递了非常清晰的信息:在保持现有政治体制的前提下,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改变’,是完全可能的｡”不久以前,古巴官方电视台播放了这样的画面,劳尔亲自在母亲的坟前献上一束鲜花｡“这样的画面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就连流亡美国的古巴生意人托伊•巴恩也注意到了这个新变化:“菲德尔从来不会在群众面前表现出柔情的一面,他只有强健和雄浑的一面｡”新的形象,也是一种“改变”!毫无疑问,一个形象更加温和的(劳尔)卡斯特罗,正成为所有人的期待――尽管从美国人的眼睛里望过去,他们对劳尔的期待,和古巴人截然不同｡
　　古巴人对劳尔的期待,是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美国人对劳尔的期待,却是希望他改弦更张,“从此向西方靠拢”｡带着这样的心理,古巴最近发生的一切微小变化,自然都会在大洋彼岸引起骚动,甚至影响到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
　　在这个问题上,反倒是局外人看得更清楚｡古巴社会发生“改变”是必然的;但是方向却仍然是“卡斯特罗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拉美问题专家让-雅克•库里安德斯基一针见血地指出,古巴的改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和哥哥相比,劳尔更注意倾听民意,但是他目前所做的,只是如何让“改变”变得更实际有效｡“实际上,他(劳尔)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发生(政治体制)‘改变’的前提下,完成古巴社会的‘改变’”｡
　　
　　一动不如一静
　　
　　美国佛罗里达州大沼泽地国家公园边缘,一个星期天下午,71岁的古巴“流亡战士”奥西尔•冈萨雷斯刚刚完成射击训练｡天气潮湿闷热,冈萨雷斯满脸汗水,迷彩服的后背上,结满了一圈圈汗碱｡在“阿尔法66号”训练营里,冈萨雷斯的枪法数一数二｡
　　最近十年,冈萨雷斯和他的战友不止一次渡过海峡,悄悄登陆古巴从事“军事行动”｡任务多种多样:在旅游区破坏酒店,暗杀古巴外交官,刺杀菲德尔•卡斯特罗,最不济也要放一把野火,烧他几公顷甘蔗地｡不过,参加过“吉隆滩事件”的冈萨雷斯,永远不满足这样的小打小闹,他梦想有朝一日重返古巴,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把卡斯特罗的“暴政”踩在脚下｡
　　位于美国领土之上的“阿尔法66号”训练营,庇护了这样一批人:他们以推翻古巴合法政府为己任,明目张胆进行军事训练,公开囤积枪支弹药｡这些人游离于美国的反恐法案之外,即使发生了9.11事件也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他们的生活｡古巴政府一次又一次指证历历,要求引渡躲避在“阿尔法66号”里的反政府分子,美国政府从来没有痛快地答应｡曾在卡特和里根政府中负责古巴事务的韦恩•史密斯愤愤不平:“我们要求别的国家打击恐怖分子,可是看看自己做了什么?”
　　
　　美国政府和古巴流亡分子沆瀣一气,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1960年代,支持流亡分子推翻古巴革命政府“一直是美国政府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从1961年到1975年,美国连续策划针对卡斯特罗的暗杀,情报部门大量吸纳古巴移民,从事多种多样的恐怖袭击｡1976年10月6日,古巴航空公司载有73名乘客的455次航班空中爆炸,流亡分子的恐怖袭击达到高潮,在美国的暗中帮助下,策划者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与古巴流亡分子的合作由明转暗,从赤裸裸的财政支持变成给他们中的头面人物提供方便,借他们之手训练战士､布置行动,打击卡斯特罗政府｡
　　目前,大约有150万古巴流亡人士生活在美国,他们中大多数聚集在以迈阿密为中心的佛州,而在美国大选中,佛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2000年,小布什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定鼎江山,赢得那个“美国大选史上最漫长难熬的一夜”,大量支持他的古巴裔选民功不可没;而在两年前的州长选举中,布什总统的兄弟杰布,也是赢在同样的地方｡明白了这个渊源,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布什总统长达八年的任期里,美国对古巴的禁运封锁非但没有缓和的迹象,反而日益严厉｡为什么9.11之后,耳听“阿尔法66号”训练营里响起的阵阵枪声,美国政府还能安之若素｡
　　经历过“猪湾事件”的惨败,冈萨雷斯和他的战友再也没有勇气组织像样的“反攻”,直到今天还得在“阿尔法66号”的沼泽地里消耗自己旺盛的精力｡美国政府所能做的,也就到此为止了｡
　　现在美国认为,古巴能从内部慢慢“改变”,当然最好;否则倒不如维持现状实惠｡假如“改变”一不小心成了“剧变”,仅仅和古巴相隔不足200公里宽一道窄窄海峡的美国,将是迎接“难民潮”的最前线｡劳尔•卡斯特罗接任以后,美国国务院拉丁美洲事务负责人汤姆•香农发表了一份声明,明确指出只有古巴内部发生了“(民主化)改变”,美国的古巴政策才能随之“改变”｡可是,古巴内部发生美国期待的那种“改变”,机率到底有多大呢?的确,古巴国内确实有一批不满政府､渴望“改变”的持不同政见者,可是无论数量还是影响力,都是极其有限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拉美问题专家让-雅克•库里安德斯基气馁地承认说,“他们在古巴国内无声无臭”｡古巴老百姓的生活算不上优越,摆在柜台里的手机､允许自由入住的高级酒店,更像是一种“形象工程”,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距离,确实有点遥远｡然而,比起过去的生活,古巴人赢回了近半个世纪的独立和自主,其他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更何况,自己的生活已经一点点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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