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霸：３０年前的中日激辩_中日联合快反部队

　　这个条约从1974年提出到1978年缔结,日本经历了三届内阁,我们也换了三位外长｡ 　　 　　今年8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30周年｡1978年,经过长时间谈判,中日两国缔结了这个条约｡它是里程碑,在巩固发展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和打击威胁国际和平安全的霸权主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中日两国自1972年9月复交后,各方面的关系都有突飞猛进的进展｡根据中日两国联合声明的规定,进行缔约谈判时机已经成熟｡当时就国际形势而言,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日趋松动,而苏联霸权主义的扩张野心和势头都有增无减,因此反对霸权主义,消除对和平安全的威胁,就成为我们对外战略的核心与国策｡中日谈判缔约既能增进两国和平友好关系,也可牵制苏军事威胁与扩张势头｡日本方面虽然对缔约也表示出一定兴趣,作出了积极反应,但内心比较复杂,担心日中两国缔约会得罪苏联,所谓“日中是日中,日苏是日苏”就是他们的口头禅和挡箭牌｡因此,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1974年开始提出到最后谈成想不到竟花了四年多时间,日本经历了田中､三木､福田三届内阁,我们也换了三位外长,而其间的主要争议就在反霸问题上｡
　　
　　预备性谈判暴露症结
　　
　　1975年新年伊始,中日缔约预备性谈判在东京开始举行｡我参加了这个谈判｡起初,谈判还是顺利的｡由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和日本外务次官东乡分别代表本国政府陈述原则立场和想法愿望,这一时期被称为“总论”阶段,没什么问题｡到了个论阶段分歧便暴露出来了,特别是对照双方提出的文本,在是否将反霸权条款写进条约问题上出现了最大的分歧和障碍｡我们原以为,将中日联合声明已写明的“双方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写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应当不成问题｡可是,日方只承认泛泛而论的霸权,担心提及反霸,会涉及敌视别国而得罪和触怒苏联,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回避,所以双方在缔约案文的内容上出现了分歧｡当时,外交部电示我们“一定要坚持原则立场,但谈判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后来,国内又来电告,“陈永贵副总理访问墨西哥要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访问墨西哥,在东京转机停留两小时｡以陈楚大使为首的驻日使馆主要官员和我们参加谈判的人员都到机场迎接并聆听重要指示｡在机场贵宾室,鸦雀无声,陈永贵和陈大使稍事寒喧后就进入谈判缔约的话题｡陈永贵提高声音说道:“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大使要求作些解释,但陈永贵又重复了一遍:“三个字,不能让｡”全场一片寂静｡一切都明白了,没有人再讲什么话｡
　　陈永贵离开东京后,缔约谈判继续展开｡我方坚决贯彻国内指示,坚持原则立场,就霸权条款写进条约向日方进行了有理有力的多方论述,而日方则力图说服中方放弃这一主张｡双方立场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在谈判桌外苏联也向日本施压,不是备忘录､声明､总书记亲笔信,就是软的诱饵,并以日苏签订睦邻合作条约来作牵制｡在内外反对缔约势力的重重压力下,日方立场进一步后退,三木不是发表首相见解,就是派高官游说｡继而,宫泽外相在联大抛出反霸四原则,即“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不与联合国宪章相抵触,不采取联合行动,范围适合全世界”等,他们就是企图主导反霸的实质,使之空洞化,失去针对性｡针对这一情况,中方表态说:“日方有困难也不必勉强,没有条约,我们也处得很好,天也塌不下来｡”至此,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
　　
　　“只要下决心一秒钟
　　就可以解决问题”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国际局势和中日两国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搁浅的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出现
　　了转机｡在我国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我国对外政策也在酝酿逐步进行重大调整,我们的战略目标要求外交既服务于消除现实威胁､反对霸权主义战略,又要营造有利于实现现代化的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无疑符合我国的全局利益｡在日本,福田赳夫继三木下台后组阁,资深议员园田直出任外相,他也是甘冒政治生命危险缔约的促进派,他们都对恢复谈判和缔约表示出积极的姿态和信心｡
　　当时美国卡特政府推行“联华制苏”战略,正为美中建交采取行动,这对日本接受反霸条款起到了推动作用｡卡特在福田访美时规劝日本积极行动,这对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日本是个极大支持,使日本减轻了对苏联威胁的担心｡于是福田在进一步调整内部意见后逐步下了决心｡
　　1978年7月,中断了两年多的谈判重新在北京开始｡当时邓小平副总理对来华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滨野清吾表示,就中日缔约而言,“只要下决心,一秒钟就可以解决问题”｡
　　缔约谈判重开后,中方的代表团由韩念龙副外长率领,驻华大使佐藤正二为日方代表团团长｡双方在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先后举行了14次事务性会谈,所涉及的最大焦点仍然是反霸原则及与此相关的第三国条款问题｡这时日方已同意把反霸条款全文写入条约正文,只是提出把这一原则的范围扩大到世界任何地区,淡化其针对性｡此外,日方希望将我方提出的“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表述改为“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的立场”｡邓小平同志看了后,认为这一表达“很简洁,符合我们的原意”,并当即拍板同意｡
　　随后园田外相来华同黄华外长举行了多轮重要会谈,确认了事务性谈判的共识｡当黄华外长转告,中方已同意日方关于与反霸相关的第三国条款的修改案,以及《中苏同盟互助条约》到期将废除这两大消息时,园田简直欣喜若狂｡他站起来,与大家又握手又拥抱,高兴得有些失态｡
　　至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就所有条款达成圆满一致｡随后,两国外长代表本国政府正式签署,两国议会也分别予以批准认可｡1978年10月,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日,中日双方互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研讨会
　　７月２９日，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研讨会在中信出版集团举行。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非政府组织（ＮＧ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形形色色的ＮＧＯ早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除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大力量，了解它们的价值观、治理模式，无论对企业、一国政府或国民冷静客观地看待它们采取的行动，与它们形成良性互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出版部主任、《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一书的作者纳扬?昌达来京之际，中信出版集团邀请他和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丁学良就ＮＧＯ做专题报告，同时与国内相关专家共同讨论相关主题。研讨会由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金融系主任、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主持。
　　李稻葵指出，这本书的出版和此次研讨会的举行非常及时。这本书所讨论的话题是，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全球化过程的推动者和重要的角色，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非政府组织。
　　纳扬?昌达在发言中讲述了他的一次奇特经历，上门服务的一名电工得知他在全球化研究中心供职便说：“愿上帝拯救你。”因为这名电工觉得他在全球化方面肯定做过什么坏事。这不得不让人们思考全球化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影响。
　　丁学良认为，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成员，中国政府学会了怎样跟自己的近邻打交道，怎样跟远邻打交道。但是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盲点，就是在与各国政府密切交往的同时，严重忽视了与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的关系。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自然之友”会长杨东平，中央编译局研究员赖海榕，国家改革开放委员会发展战略研究室副主任张安等做了精彩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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