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溃,分享还是移交 击溃的近义词

　　为了让守成霸权选择分享权力或移交权力的道路,必须确保守成霸权没有可能击溃我们。 　　 　　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权力格局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危机也意味着权力格局的加速变迁,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通常也是在危机之中和之后完成的。
　　权力格局变化的方向,可能是强化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也有可能是扭转、改变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譬如,发源于新兴国家的危机将巩固当前格局的基本特征,即巩固守成霸权国家的主导地位,而发源于霸权国家的危机则反之。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几乎全部发源于新兴国家,这些危机巩固和强化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的现行国际权力格局。然而,2008年爆发的这场金融危机源于守成霸权国家,特别是居于核心霸权的美国,令其软硬实力均遭受重创,在实力上与中国等新兴国家相比有所下降,其全球权力格局向削弱当前霸权的方向变动。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日前表示,全球经济危机正在改变世界权力关系,其影响将波及货币市场、货币政策、贸易关系和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场变动中,与处于中心地位的核心霸权美国相比,欧洲、日本等相对边缘的霸权所受的冲击和损失更大。因为美国可以借助自己的地位向包括边缘霸权在内的其他国家转嫁危机及其损失,还可以与新兴国家在权力再分配的讨价还价中牺牲边缘霸权,以满足新兴国家的部分要求。在当前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实践中,面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提高话语权力的要求,美国也正是这样做的:压迫欧洲降低份额和投票权,以部分满足新兴国家的要求。
　　虽然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使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霸权会心甘情愿束手退出舞台,而是必定会竭尽全力遏制新兴国家危及其核心利益和地位。对新兴国家若能击溃,就首选将其击溃,两次世界大战归根结底就是这么爆发的;若不能击溃,就退而求其次,拿出部分权力与之分享,但前提是新兴国家必须就此安心,不去进一步侵蚀它的核心地位。只有在守成霸权国家已经陷入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之际,如已经在一个新兴国家发起的挑战下濒临崩溃(如二战前期之英国),或本土爆发重大危机,守成霸权国家才会选择将权力大体平和地交给没有向他发起生死存亡挑战的第三方。
　　即便如此,这种权力转移也注定是充满摩擦的。守成大国会尽力维持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这一点自不待言;新兴霸权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也要近乎不择手段地压迫、排挤守成霸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二战时期丘吉尔与罗斯福谈判换取美援条件时被逼得高呼:“总统先生,我一个大英帝国首相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埋葬大英帝国!”才看到新中国建国初期美国借“封锁红色中国”名义逼迫英国关闭中国银行伦敦分行,亲手毁坏对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至关重要的安全感和信心,并在香港关闭、封锁、监控一大批贸易公司和金融机构。霸权从英国转入美国,不过是在两个拥有共同血缘、文化、政治体制传统的同源国家之间的转移尚且如此,我们就更不必指望守成霸权会心甘情愿地将权力交给种族、文化传统、政治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了。
　　从我们的利益出发,为了让守成霸权选择上述第二条(分享权力)或第三条(移交权力)道路,就必须确保守成霸权没有可能对我们成功实施第一项选择,即击溃我们。击溃一个国家可以用军事手段,如两次世界大战;可以用内乱手段,如诱导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也可以用诱发大规模经济危机来实现。从当前来看,守成霸权最有可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选择诱发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手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目前世界经济复苏的特征是资产市场(股市、房地产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率先复苏,实体经济部门复苏相对滞后。目前,中国、香港特区、印度、巴西、俄罗斯、韩国等热门新兴市场资产市场泡沫尤为突出,某些地区已经超过危机爆发前的水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这些新兴市场内部以“反危机”为导向的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推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国际游资的涌入。而国际游资之所以大规模涌入,又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 “零利率”货币政策所致。美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几个方面吹大了资产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泡沫,这就给守成霸权美国创造了一个不战而胜,削弱乃至摧毁新兴国家的机会:通过货币政策调整,先吹大新兴市场资产泡沫,然后急剧刺破。对美国而言,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而我们必须做的,是不给它这样的机会。
　　孙子云:“毋恃敌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对手不攻击我上面,而是要把希望寄托在我无懈可击上。我们必须明白守成霸权的“帝国思维”,切不可把别国当做白求恩大夫,那种天真的思维无异于对本国的渎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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