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同盟如何走下去:日美同盟

　　2010年1月19日,是《日美安保条约》修订50周年,虽然去年日本政权更替后提出要与美国建立“紧密而对等”的关系,甚至有说法称,日本要重新修订这一条约,以求更加平等。但日本真的会兼顾安全上的第一伙伴美国和经贸上的第一伙伴中国吗?日美同盟在新时期下将会怎样发展?它对东亚地区的格局会起怎样的作用?对中日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刊特约请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冯昭奎和日本在华学者加藤嘉一就此问题进行对谈。 ――编者手记
　　
　　日美同盟是双向的、双赢的还是一种权宜之计
　　
　　加藤嘉一(以下简称加藤):今年1月19日是《日美安保条约》修订50周年。“日美安保”既是日本战败后回归国际社会的象征,也是美国战胜后加强对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石。修订版《日美安保条约》不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而是日本主动选择的结果。条约的核心是:美国有义务维护日本国的安全,为此,日本向美军提供应有的设施和基地。它原则上是双向的、双赢的。另外,“美日同盟”对东亚格局的稳定与发展起着核心作用。
　　冯昭奎(以下简称冯):旧版《日美安保条约》是1951年9月日本与美国在旧金山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当时日本尚处在美军占领之下,到1952年才“独立”,因此,旧版《日美安保条约》不是一个独立国家与美国签订的条约。1960年双方对旧条约进行了修改,产生了您所说的修订版《日美安保条约》。此条约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与美国签订的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日本主动选择的结果”,然而,从内容上讲,它仍然是旧条约的延续,是日本从属美国的法律依据,它使美国可以在日本到处设立军事基地;从国际形势上讲,《日美安保条约》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发挥了美国要日本成为“防止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的作用。
　　当然,日本也为能借此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而感到安心,实质上是日美两国的相互利用。至于对东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安保条约”起到了应对苏联霸权主义对该地区的威胁的作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也曾与美日站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其二是“美日同盟”也具有抑制日本的“军事大国化”冲动的“瓶塞”作用。
　　加藤:日本经过二战的惨败,国土变成一片废墟。50年前修订的《日美安保条约》恰恰反映了它的重要性、战略性和历史性。美国对日占领的目的主要体现在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两个方面。当年的首相、外交官出身的吉田茂无疑是具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他接受了美国的对日“改造”,选择把安保委托给美国,日本则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确保了“政体变,国体不变”的“民主主义―象征天皇制”的体制。
　　冯:吉田茂选择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道路,在战后初期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其回忆录《十年回忆》中说:“目前,充实国家的经济力量以安定民生乃是先决问题。日本由于战败,国力消耗殆尽,如同一匹瘦马,如果让这匹晃晃悠悠的瘦马承担过度的重载,它就会累垮。”这意味着吉田的“韬光养晦”策略也许是一种权宜之计,他最终还是希望日本再度强大起来。
　　加藤:《日美安保条约》和日本经济腾飞是相辅相成的,前者为后者铺平了基本道路。战后20年时,被美国保护的日本经济发展到了令美国感到“威胁”的水平,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但经过1985年的“广场协议”、日元升值等,日本经济出现了大量的泡沫,几近崩溃。而几乎同一时间内,冷战终结。后冷战时代的今天,“日美同盟”依然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基石,而对《日美安保条约》来说,其更新和修改的最大动力之一则是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安全格局的不确定,包括朝核问题。
　　冯:不同国家的结盟、特别是军事结盟的前提是要有共同的威胁或敌国。冷战后,日美同盟因为苏联解体而失去了存在的前提,当时很多日本人议论“日美同盟还有没有必要继续下去”,而美国人则议论“日本的威胁超过了苏联的威胁”。恰好在这个时候中国迅速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以中国“置换”苏联作为日美同盟对象的动向,这个动向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而变得越来越明显。今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与日本外相冈田克也在夏威夷信誓旦旦地表示,面对中国的崛起,不会让日美之间的矛盾干扰日美同盟。
　　加藤:“安保条约”至今始终致力于维护日本国民的安全。在此过程中,日本人勤奋劳动,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也实现了具有高水平教育和福利体系的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这一切与《日美安保条约》的持续和更新是分不开的。
　　冯:任何事物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内因”,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就归根到底是日本国民、民间企业所创造的。当然,日美同盟起到了为战后日本发展提供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的作用,您说的“战后日本外交的最大成就”的实质,或许在于日本成了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的最大受益者。
　　
　　日美关系平等吗
　　
　　加藤:美日关系就像中苏关系一样,也不是始终保持着“一边倒”。“安保条约”自1960年签订起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左派的政党、评论家、大学生(尤其东京大学的学生)都上街反对签订“安保条约”,当年的首相岸信介用武力“镇压”学生的抗议活动,弄得声名狼藉,也是战后日本史上的“污点”。驻日美军的“丑闻”也成为日本国民“反美”的动机之一。这些事件也不断促使日本政界和舆论界思考如何调整日美军事同盟的实质和内涵。
　　冯:确实,战后日本并非始终保持着对美“一边倒”的态度,所谓日本外交的“基轴”(日美关系)也是摇摇晃晃的,美国帮过日本也整过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发生泡沫经济,其中就有很大的“美国因素”,经济泡沫崩溃导致日本经济在90年代“失去了十年”。
　　另外,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并非都能够做到像美国所要求的那样 “听话”。但不够听话的鸠山一郎、田中角荣、大平正芳虽然引起美国的不满,却开辟了对美外交以外的外交新天地。
　　您提到了驻日美军的“丑闻”和日本国民的“反美”情绪,其实,根本问题在于美日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主要表现在美国在日本设置很多军事基地,这很有损日本的独立国家形象。日本已经“独立”快60年了,却“仍处于美军占领之下”。
　　加藤:您指出的历史背景的确给今天的日美关系和日本对外政策蒙上很深的阴影。毕竟日本的经济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美国了,为什么还要服从美国?为何不能采取独立自主的国防政策?为何不能自己保护自己?这难道是正常的主权国家吗?《日本可以说不》等书籍直观地表现了这样的心态和不满。
　　当前,引起轩然大波的驻日美军迁移问题,就是对《日美安保条约》的巨大挑战。据悉,2010年11月,奥巴马总统出席在横滨举行的APEC会议之际,日美将发表类似“新安保宣言”的东西,目前两国当局正在磋商中。这段时间对日美同盟来说是磨合期、过渡期、转型期。美日关系并不像一些中国百姓仅仅从“遏制中国战略”的角度讨论的那么简单,它是日美两国必须共同承担“喜怒哀乐”的战略性产物。
　　冯:确实,不能简单地从“遏制中国战略”来理解《日美安保条约》。不过,如前所述,任何军事同盟关系必须以“对付共同威胁”为前提,而且这个“共同威胁”越强,同盟的“生命力”也就越强。那么,日美军事同盟所要对付的“共同威胁”是什么呢?记得几年前一位日本学者说过,“日本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是中国的‘对日和解战略’,中国的政策转换可能动摇日美同盟”。按照同盟关系的逻辑来讲,日本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应该是”中国或者其他假想敌,为什么中国的“对日和解战略”反而会被认为是“日本安全保障的最大威胁”呢?显然是担心中国的“对日和解战略”会削弱日美继续维持甚至加强军事同盟。日本同中国的关系变好了,对于日本是好事,但对于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就是不折不扣的“威胁”。
　　加藤:的确,与外交一样,同盟也需要有对象,前提是“威胁”,有共同对付的“威胁”。而在冷战崩溃、苏联解体的今天,日美在远东的威胁是什么?这其中有中国崛起的因素,也有朝鲜因素、台海因素、非传统安全因素以及另外一些看不见的因素。
　　当前鸠山―小泽率领的新政权的对美、对华政策引人注目。民主党夺取政权前的去年8月27日,鸠山由纪夫给美国《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文章《日本的新道路》,表达的就是:对美国模式的批判;立足于亚洲建立东亚共同体;夹在中美两大国之间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虽然鸠山后来说明那篇文章并非他的本意,是《纽约时报》以点盖面、把点放大的产物,但此文仍被翻译成日文和中文,引起了中美日民众的强烈反响,并形成了激烈的讨论。
　　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美国人的担忧,因为它或多或少折射着“日本要与美国拉开距离”。鸠山政权的干事长、幕后操盘手――小泽一郎之前提出“等距离外交”,即日本把美国和中国视为对等的交往对象,并在保持等距离的前提下制订政策。这一主张遭到了美国方面的批评。美国当局认为,美国与日本之间有着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同盟,而此同盟又是美国对东亚政策的战略基石,怎么能与中国的关系等同起来呢?据一些内部消息称,后来小泽因丑闻曝光辞职,实则与美国方面的施压有关。
　　今天,在大部分的日本人眼中,美国仍是不可或缺的同盟。冷战期间,日本是站在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阵营,在其“核保护伞”下实现战后经济奇迹的。虽然冷战已经过去,但那么明确地批评美国模式,甚至疏远与美国的关系可行吗?民主党之前在《政纲》里也提到“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关系”,日本对美国的立场会不会更加“独立”呢?美国驻日军事基地会不会调整?日本向印度洋补油会不会延长?日美之间过去签订的核密约会不会被公开证明属实?除了美国当局,日本国民也密切关注这些问题。
　　
　　如何兼顾安全上的第一伙伴美国和经贸上的第一伙伴中国
　　
　　冯:有日本学者说,“美国对战略之擅长无他人可比”,作为美国“软实力”之一,美国十分善于按照美国的战略利益来掌控日本国民的情绪,使日本国民深深感到只有美国才能保护自己,所以很多民间的声音也倾向于希望日美军事同盟能持续下去,并愿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在此背景下,估计民主党在美国的压力下不得不有所妥协,但不至于对美“全面屈服”,这不仅因为民主党有自己的政策理念,也因为联合执政的左派友党――社民党在纠正“对美一边倒”政策方面态度十分坚决,使冈田外相得以将“与社民党联合执政的需要”作为对美关系的一张外交牌来打。
　　加藤:中国民众的反应似乎是对美的反感和对日的亲近感。或许他们认为,虽然中美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密,而中日之间有过不幸的历史,但美国还是西方国家、中国潜在的对手;日本还是亚洲国家、中国潜在的伙伴。中国媒体及受此直接影响的受众那段时间热烈“欢迎”民主党上台、鸠山内阁成立,以为日本会更加“亲华”,无非就是基于对之前自民党时期对华政策、特别是小泉政权时期的“反叛”,而不是基于对日本国内政治及国家利益的客观认知。
　　实际上,鸠山政权的对外政策不太可能跳出现有框架。日本将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相协调,谋合作。民主党领袖们表明“不参拜靖国神社,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向中国妥协,更不是张扬“亲华”。靖国神社问题不等于中日关系。从长远看,对于“中国崛起”的警惕感才是日美两国共享的“价值观”。美国对东亚地区的战略仍然以日美同盟为主,对华政策则是想方设法“以合作谋遏制”。那么,我认为,今后“日美安保”的重要性不仅会维持下去,还将有所强化。在中日韩三国试图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今天,美国更有理由和可能谋求通过美日同盟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去保持自己在东亚地区的“存在”。
　　对于只有“专守防卫”权的日本自卫队来说,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维护日本的安全是合理的选择,这一基本框架协定,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将继续下去。因此,今天被美国怀疑为“亲华派”的鸠山政权才想方设法说服美国:对日本外交政策来说,日美同盟依然是基石,是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对日本来说,如何“兼顾”安全上的第一伙伴美国和经贸上的第一伙伴中国,即如何把前首相福田康夫提倡的“共鸣外交”落到实处,将是个关键。
　　冯:我认为,鸠山政权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恰恰是基于对日本“国家利益的客观认知”。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等于日本的国家利益,过于依赖、追随并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这种政策并不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鸠山需要进一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让日本老百姓从美国和日本右翼长期灌输的“只有美国才能保护日本免受中国的威胁”的思想束缚中走出来,以便使其相对平衡地处理对美对华关系的外交政策得到更多国民的支持。至于中国,按照我前面所说的“威胁取决于关系”的道理,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有利于化解一部分日本国民在安全上惧怕中国威胁的不安心理,从而削弱日美同盟对付中国的锋芒,甚至可以考虑开展中国与日美的三边战略对话,真正就中日美“互不构成威胁”达成共识,以便促使大家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从应对“相互威胁”调遣到应对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等人类“共同威胁”上来。
　　加藤:就21世纪初日本对外政策而言,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在深化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巩固对华关系,这不是简单的“脱亚入欧”或“脱欧入亚”的二选一,而是迫使日本在准确把握国家利益的前提下积极而耐心地制定政策,寻找战略定位。另外,“中美日”是否是大家所讨论的“大三角”?对此我始终持怀疑态度。中美日关系本身的“大”是毫无疑义的,是21世纪最大的三“国”关系。至于三方或其中的两方,即中日、美日、美中,是否是平等或对等的角色和关系,还有待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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