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加城隍庙】 毕加索的画

　　中国当代美术史上有一道奇异的风景，史称“毕加索加城隍庙”。构建这道风景的，是今年1月刚去世，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设计国徽、主持开国大典美术设计的艺术大师张仃先生。 　　就像“印象派”、“野兽派”那样，“毕加索加城隍庙”最初也是一个贬义的讥称，是颓废虚无与封建迷信同流合污的同义语，足以折射那个庸俗社会学猖獗、泛政治化的时代。时过境迁，如今它成为一个响亮的艺术品牌，一种艺术精神的象征，一扇艺术创新的重要法门。
　　值得一提的是，张仃没有留洋背景，不像林风眠、庞薰?等中国学子，是到了世界艺术之都法国巴黎之后，受到西方现代艺术的感化；张仃是凭自己的艺术天性，与西方现代绘画发生强烈共鸣的。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北平美专读书时，年纪小小的张仃在一个家境较好的同学家里首次看到毕加索的画册，一下子就被震撼了，从此与毕加索结下不解之缘。即使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鲁艺某些思想较“左”的领导、同行的冷嘲热讽之下，张仃仍坚持自己的艺术立场，在窑洞里照挂毕加索作品的复制品，甚至连加入中国共产党，都是在毕加索加入法共之后不久(1945年)。
　　张仃的艺术道路并不孤独，先行者有艺术大师张光宇及上海自由漫画家群体，他们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率先创造出具有中国气派的漫画插图；后继者有袁运生、丁绍光等的“云南画派”，上世纪末在国际画坛上大放异彩，直至被商业资本吞噬。这条艺术脉络，在西风东渐、狂飙突进的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可惜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毕加索与城隍庙，中国民间艺术与西方现代绘画，有着内在的相通，且有共同的人类文化学底蕴。事实上，西方现代绘画正是东方绘画刺激的产物，如印象派、后印象派都是在日本浮世绘的影响下产生的，而浮世绘则是对中国民间木版年画的模仿与改造。同样，毕加索也是受非洲民间艺术――雕刻的启发，才引发了一场划时代的视觉艺术革命。人类原始的灵性，最具艺术性，不受理性和文明的束缚，而毕加索的伟大，正在于作为一个现代人能够穿透现代文明的屏障，返回自然的家园，像儿童一样无拘无束地观察生活，创造艺术。对此，张仃心领神会。
　　1956年春，在法国巴黎任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馆总设计师的张仃终于有机会拜见毕加索。为此，他精心准备了两件礼物――对珍藏多年的民间门神版画，一套水印的齐白石画集。他相信，毕加索见了门神，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遗憾的是，由于随团政工干部的阻止(理由是门神代表封建迷信，影响新中国形象)，张仃未能如愿。所幸的是，那套齐白石的画集带给毕加索很大的震撼。就在张仃拜会毕加索一个月之后，张大千也拜访了毕加索，毕加索劈头第一句话就是：“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然后就展示了自己临摹的齐白石的画。
　　然而，毕加索与城隍庙，中国民间艺术与西方现代绘画，又有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时代的、地域的，更是民族的，误读于是必然产生。具体到张仃，就是将毕加索理想化、纯净化。在毕加索的艺术世界里，善与恶，神与魔，文明与野蛮，人生探索与人生游戏，总是彼此不分地交织在一起，正如罗兰特?潘罗斯在《毕加索》一书中写道的那样――
　　毕加索不满足只看到别人已经看到的地方，他对生活的热爱促使他追问和探究表面现象。在他的凝视下，美才被剥去了一种传统看法所制造的伪装，那种看法曾经假定了美和丑之间的一种对照，并把两者像白昼和黑夜那样区分开来。他从来不做美的敌人和丑的战士，像某些人要使我们认为的那样。他使我们看到了美的多种多样和存在形式。……在自然界，美与丑是一对难分难解的伴侣，毕加索的艺术在任何时候都表达出他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界的爱。他像米开朗基罗一样，承认自然界的规律。
　　对于张仃来说，这种善与恶、美与丑浑然一体的观念，至少在理智层面是难以接受的。张仃的审美理想，是刚健、清新、欣欣向荣，极而言之，就是真、善、美，这充分体现在张仃对毕加索的解读中。他目光所及，并且大加阐发的，是毕加索作品中健康、严肃，符合真、善、美的一面，而对游戏人生、颓废、色情、变态的一面则视而不见。也就是说，张仃总是强化毕加索人格中的“大我”，尽量回避或者忽略毕加索人格中的“小我”。如果说毕加索是一个天真的顽童，天才的精灵兼有恶魔的成分，那么张仃更像一名无私的战士，天赋的艺魂更具中国圣贤的品质；如果说毕加素的艺术是以“真”为最高目的，那么张仃的艺术，就是以“善”为最高目的。这种差异，归根结底，是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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