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单向全球化 单向的全球化

　　日前举行的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共识，其中包括“两国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系”，投资问题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在新一轮的谈判中，中美已经不仅仅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同时已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进行全方位对话。对话双方新的定位给谈判气氛带来微妙的改变。中美双方现在讨论“更加开放”的贸易与投资体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既有的开放格局下，商品和资本的循环体系难以持续，同时利益分配格局需要适时调整，以有利于建立“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中国作为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重要的牵动方，借此释放出信号，要疏浚航道，为中国资本“下西洋”扫清障碍。
　　较长时期世界贸易体系和格局稳定发展的结果，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会使得体系参与者――主要贸易盈余国积累大量国际货币，进而一般会推动国际投资格局发生必要调整。不过，适用于以往英国、美国、德国等贸易盈余国顺利转向资本输出大国的历史路径，对于今天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而言，显然不同。
　　通过实行主动的对外开放，尤其是克服重重阻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为重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从国内看，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大的清理法律法规的工作，涉及3000多个法律法规”。从国际层面看，当时中国所面对的是美欧已经构建的渐趋完整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特别是在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后，美欧认为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已经十分完善，历史将停留在这一页，其他国家只存在“适应”它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所面临的调整的内外压力可想而知。
　　经过30余年的发展，中国在一个远非友善的外部经济环境中走到了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居第一位。当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进口贸易短期内难以显著提高、富余资本开始自然地通过“走出去”对外投资寻求更合理的收益时，却看到美欧设置的层层有形和无形的投资壁垒。比如，对于主权财富基金的明显偏见和歧视；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模糊的危及国家安全的延伸；对国有企业的简单化理解；等等，都能轻易成为排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资金的理由。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付出了环境、资源等代价，辛苦积累了外汇资本后，却发现对外投资渠道相当有限。中国企业试图并购美国企业实现股权投资时屡屡遭遇刁难。所以，美国国债市场也许是中国外汇储备有限的选择之一。有更偏激的评论还调侃：以后外贸可以直接以美国国债结算。当中国把一半以上的外汇储备购买以国债为主的美国债券时，美国人没有丝毫的感激，反而认为那是中国“别无选择”的选择。美国议会近期甚至开始讨论中国作为美国海外最大的债主是否会影响其国家安全。我们在积极地讨论中美之间建立互信时，种种事实不禁令人怀疑：相互间信任到底是多和少的问题，还是有和无的问题。
　　中国不断积累的巨量美元储备，不仅给中国经济、也给世界经济出了一个难题。但无论是地区还是国际层面，中国的美元储备问题更多的还是被看做是一个中国自己的问题。不可否认，中国经济本身确实存在渠道和机制上的问题，但是同样作为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国的德国，却因为较少遇到内外投资障碍，而顺利地解决了富余资本的投资渠道问题。国际经济机制本身缺陷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二战以后，以美欧利益为核心设计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种单向的全球化，遵循的是强者通吃的丛林法则，无论是商品和资本的收益都将回流美欧国家。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累积财富，必须以美欧所认可的形式或渠道，才可以再次参与国际循环，否则形式多样的关卡会不断出现。美国专家目前的观点是：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等成本上升，在那里购置设备原本没有任何价格优势，劳动生产率方面目前“中国工厂工人的平均生产率已提高十倍，但仍不及美国同项指标的三分之一”，再加上海运等运输成本的大幅上升以及美国国内的鼓励政策，很难再说服美国企业继续扩大海外业务了。发展中国家在贡献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承受了环境和资源损害后，当美欧面临国内的就业压力时，现在到了该让出就业机会的时候了。
　　经济全球化仍将继续，但如果不改变这种单向输送、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局面，全球化的蛋糕不仅不会做大，反而会变质。此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中美间形成真正互利的投资关系开了好头，关键要看具体举措的落实。不仅在双边层面，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愈加发挥重要作用的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等国际组织，有责任在多边层面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升级，营造更加多样、合理的世界经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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