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企业都有政治背景 [韩国大企业的政治情结]

　　 　　郑梦宪：韩国大企业 政治情结的冤魂 8月4日凌晨，韩国现代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自公司总部12楼办公室跳下自杀身亡。郑梦宪生前是韩国经济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韩国和朝鲜的大型经济合作项目如金刚山观光、开城工业园区建设等都是由郑梦宪的现代峨山公司主导的。同时郑梦宪还曾为促成2000年6月举世瞩目的韩朝南北峰会做出过重要贡献。他的跳楼自尽，对韩国朝野及朝鲜半岛南北经济交流进程造成强烈震撼。
　　近日，韩国媒体对郑梦宪自杀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丑闻。2002年9月，韩国在野的大国家党议员指责金大中政府为确保2000年朝韩历史性峰会如期举行，通过现代峨山公司送给朝鲜5亿美元，另外现代还向政界提供了150亿韩币的“秘密资金”。受到这一事件的牵连，在过去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郑梦宪先后被特检、法院、检察机关传唤了10多次，这使郑梦宪陷入了极度的郁闷之中。执政的民主党认为是在野党在国会强行通过的《特检法》夺去了郑梦宪的生命。大国家党则说是金大中政府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利用了现代峨山公司，最终导致郑梦宪走上自杀之路。
　　第二，巨额亏损，对北事业陷入困境。郑梦宪继承父业，继续推进金刚山旅游及开城工业园区的建设等南北经济合作项目。但是由于受到朝鲜半岛局势，特别是最近半岛核危机等因素的影响，对北合作时断时续。尽管郑梦宪数次亲自出国招商引资，但收效甚微。另外现代峨山的对北合作项目还常常成为韩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晶。当初政府曾答应对金刚山观光项目进行补贴，即韩国国内的学生或原籍北方的“失乡民”去金刚山旅游时政府将给予一部分补助，总补助金的额度为200亿韩币。但是2002年10月，大国家党借口朝鲜核危机操纵国会改变了补助金的性质，致使199亿韩币的补助金未能执行。至今现代峨山公司的对北项目中，大多数项目都处于亏损状态。
　　第三，发现新的“秘密资金”线索。据韩国KBS电视台8月5日的报道，检方在对郑梦宪的调查过程中，除已经曝光的150亿韩币的“秘密资金”之外，又发现2000年国会选举时现代公司向执政党的五六名现职议员提供了100亿韩币的资金。这一结果导致前总统金大中身边的几名高级官员受到调查。郑梦宪因此感到沉重的压力和负担，最终选择了自杀。
　　除以上三个主要的原因外，有关郑梦宪自杀的动机还有诸如豪门恩怨兄弟相煎、作为精英自尊受到伤害等推测，但这些推测似乎经不起推敲。
　　可以说郑梦宪自杀的这几个主要原因都与政治有关。笔者认为，真正使郑梦宪走上不归之路的根本原因应该是韩国大企业的政治情结。在韩国，大企业与政府的政治权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密切程度超过任何国家或地区。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份研究报告曾指出，“在韩国大企业中，政府是实际上的董事会主席，而企业家只有一些董事席位。”许多外国人称韩国经济为“韩国株式会社”，韩国经济这艘大船的掌舵人不是企业家而是政府官吏。韩国大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大企业的政治情结。尽管历届政府都试图解决大企业与政府间的这种不正常关系，消除企业的政治情结，但时至今日，收效甚微。郑梦宪的自杀再一次暴露出这一问题。
　　应该说现代峨山公司的对北经济合作不仅仅是单纯的企业行为，同时也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政府行为。对朝鲜的“阳光政策”是金大中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其中就包括南北经济合作，所以现代峨山的对北经济合作必然和金大中政府密切相关。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涉及现代峨山的所谓“秘密资金”、“政治资金”等等事件就不足为奇了。郑梦宪不堪重负选择自杀，成为大企业政治情结的又一牺牲者，实在令人惋惜。大企业的政治情结由来已久
　　韩国大企业财团的政治情结有其历史的原因。早在20世纪60年代，韩国就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韩国大企业的成长是在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和政府强有力的扶持下形成的，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大企业确实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堪称功不可没。然而，在政府主导的背景下，大企业也衍生了不少弊端。其中最大的弊端之一就是大企业和政府间不正常的密切关系。
　　在政府和大企业的合作关系中，政府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具有足够的能力引导企业活动。其方式主要有间接调控和直接命令两大类。政府对企业进行调控的最重要手段就是银行信贷和外国贷款的分配。在任何一个国家，银行信贷都是企业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堪称企业的生命线。在韩国，这一点较之其他国家更为明显。韩国各商业银行和专业银行都是由政府控制的，政府通过任命银行董事会和总经理的权力控制银行的决策，同时，企业要接受外国贷款都必须事先得到政府的批准或得到政府担保。因此，政府掌握了强有力的杠杆影响和引导企业行为。
　　据统计，7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贷款的一牛以上被作为政策性融资用于资助大企业财团发展。1997年金融危机之时，韩国政府把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MF)引进的500亿美元资金提供给三星、现代、LG等企业，协助其改善财务结构，进行瘦身及重整。2001年，当Hynix公司(现代与金星电子合并而成)面临生存危机时，韩国政府又协助该公司将3兆韩元的负债转换为可转债，并要求Hynix的债权银行延缓2．1兆韩元的银行负债至2002年底。尽管政府的干预暂时缓解了企业的危机，但是也产生了两个较严重的后果。首先，企业筹集生产所需资金，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银行等金融机构，而是放到了政府官员的身上，因为青瓦台秘书室或部长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贷款问题。其次，也正是因为如此，企业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制于政府对其活动的调控。所以，多年来企业向政治圈提供“政治资金”、“秘密资金”已成为惯例。
　　除了间接调控外，政府还运用直接或准直接的命令引导企业活动。这是通过政府领导人与企业领导人的密切关系来实现的。韩国造船业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说明。70年代初的一天，韩国总统朴正熙召见现代集团总裁，让他研究在韩国创办一个大的造船企业的可能性。经过一段时间周密的调查研究，这位总裁向朴正熙汇报说，这项工程困难太大，韩国在造船方面经验很少，最好是等到有了较多经验之后再干。朴正熙听了他的汇报后说：“你的结论是难以接受的，如果现代公司拈轻怕重，那么，今后你们就没有必要再寻求政府的帮助丁。”由于现代集团相当一部分企业是靠政府的订货合同赖以生存的，朴正熙要收回政府对其支持的威胁最终迫使现代集团不得不着手创办大型造船企业。一年多之后，韩国的第一艘超级油轮就下水了。然而，当时国际市场上超级油轮的市场正处于饱和状态，韩国的油轮根本卖不出去。这时，政府伸出了救援之手，命令对那些用国产船运输进口石油的企业给予补贴。其结果，韩国造船业首先在国内市场上站稳了脚跟，几年之后便打入了国际市场，使韩国很快崛起为世界上第一流的造船大国。
　　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韩国大企业的命运不仅仅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政府决定的。韩国大企业能不唯政府马首是瞻，向政府官员“上税纳贡”，并极力迎合政府的种种“创意”和“事业”吗?政企暖味关系体制即将破产?
　　韩国的政企暧昧关系体制在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初期，并没有显露出什么问?题。进人90年代以来，为应对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韩国政府不得不对大企业进行结构调整，特别是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政企体制的弊端逐步暴露出来，给韩国企业界和政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财团纷纷破产、倒闭，其中在韩国大企业财团中排名前30位的就有大宇集团、起亚集团、汉拿集团、韩宝集团、真露集团、三美集团等等。当年呼风唤雨、叱咤商海的集团老总们，有的成了阶下囚，有的流亡海外。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韩宝钢铁公司的掌舵人郑泰守，用重金收买政要，获得银行巨额贷款，但由于经营不善，企业倒闭，郑氏父子被双双判刑入狱。另一个案例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大宇集团的创始人金宇中，在大宇集团破产后，于1999年下半年携1．07亿美元巨款远走海外，至今下落不明。
　　在政企暖昧关系的背景下，每一个大企业的破产和倒闭都无一例外地会涉及政界一批高官政要，包括总统、前总统、长官等在内的政界要人纷纷被调查甚至判刑。
　　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在任时涉嫌受贿，1997年4月被判缴纳2204亿韩元的追征金，但至今只交纳了314亿韩元。有人曾给全斗焕算过一笔账，以其总统在任时的年薪计算，全斗焕的财产相当于550年总统年薪的总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全斗焕在汉城地方法院举行的旨在收回追征金的有关明示财产的审判中，向法庭出示了29．1万韩元(相当于250美元)的存款证明，并且说：“这是全部的现金资产”，“其它现金都作为政治资金花掉了，没有钱缴纳追征金。”对此韩国舆论一片哗然。
　　和全斗焕相反，韩国前总统卢泰愚的表现则显得较为“诚实”。1997年4月卢泰愚被大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追交2682亿韩币的罚金，迄今为止已交纳了2073亿韩元(78％)。据汉城地方检察院披露，对前总统卢泰愚委托给双龙公司的200亿韩元双龙水泥等股份10万多股、借给其弟的120亿韩元、借给韩宝集团前董事长郑泰守的800亿韩元等进行了临时扣押。因此，卢泰愚前总统的罚金有望百分之百得到回收。
　　如果说全斗焕、卢泰愚的受贿是因为当时处于政府和大企业关系密切、企业政治情结正浓的特殊时期，那么，金泳三、金大中乃至卢武铉当政之后，韩国大企业的政治情结得到了多大的改善呢?
　　金泳三前总统在任期间，其子金贤哲就因收受企业的贿赂被判刑。金大中前总统在任期间，次子金弘业涉嫌收受企业数十亿韩元的贿赂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现仍在服刑。此次现代峨山公司的150亿韩元“秘密资金”又牵扯到金大中前总统的秘书室长朴智元。就连刚刚就任总统几个月的现任总统卢武铉也未能置身大企业政治情结的影响之外。卢武铉总统的总统府第一附属室室长梁吉承最近因受到去年总统选举期间的贿选事件的牵连而提出辞呈。由此看来，韩国企业的政治情结仍在影响着韩国的政治，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模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韩国政企暖昧关系由于其历史的原因，不可能在一朝一夕间就销声匿迹。随着企业的结构调整、财务透明度的提高以及外国资本的流人，韩国政企关系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卢武铉政府也提出了新的企业改革方案，但要实现预定的目标还要走很远的路。
　　“大企业体制”改革
　　任重而道远
　　中国有国有企业体制，韩国有大企业体制。
　　客观地讲，韩国政府的扶持对于韩国的大企业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企业又为韩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和企业的这种特殊关系，包括企业的政治情结都有其存在的理由。问题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韩国政府和企业没有及时有效地调整这种关系，最终导致了官商勾结和社会腐败等种种弊端长期得不到改善。
　　政府和企业超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使政府和企业都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在政府的扶持下，企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规模越大影响就越大，每当企业面临危机，政府为了不让其破产，总是施以紧急援助和保护，这就使企业更加有恃无恐，在经营模式上不计成本、盲目扩张，甚至不惜以债养债，最后导致企业负债率普遍偏高，经营风险增加。
　　其实韩国的历届政府都认识到了韩国大企业财团的弊端，并且致力于大企业的改革和结构调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能够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早在朴正熙政权时期，为避免大企业财团的恶性竞争，就曾制定一些规范来约束财阀。然而，后来随着财阀势力的壮大，财阀为了争取巨额利益，不惜利用各种手段违反这些规范，使得竞争失序。比如最初为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规定各大企业只能选定一种或少数几项工业作为核心企业，由政府提供其垄断市场的权益。但是大企业为了自身利益，争相发展高利润的工业，结果导致重复投资、资源浪费的局面。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三星涉足汽车工业。从1984年起三星即有意涉足利润丰厚的汽车工业，因遭到汽车业界的强烈反对未果。1989年三星终于获政府同意与日产合作生产上用卡车，三星以此为跳板试图进入轿车市场，结果遭到起亚、大宇反对。后来，三星策略性地决定将车厂设在金泳三总统的故乡釜山，因而得到当时执政的PK(釜山、庆尚道的简称)派的支持，终于如愿以偿地于1994年获准生产轿车。可惜好景不长，由于1997年的金融危机，三星汽车于2000年8月以2．75亿美元被法国雷诺汽车公司收购。
　　卢泰愚政府在90年代初曾采取严格措施试图减少经济过于集中大企业财团的问题，但因大企业的抗争而效果不彰，致使大批中小企业因拿不到贷款纷纷倒闭。金泳三执政初期也曾对大企业财团采取强制管制措施，同时向中小企业提供1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并对中小企业发售公司债券予以特殊优惠。同样也遭到大企业财团的联合抵制，后来不得不妥协。
　　1997年的金融危机迫使韩国企业不得不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在金大中政府的主导下，大企业财团向政府承诺将加强公司管理的透明度，减少子公司间相互担保贷款以及专注核心产业。这些改革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第一，大企业的资本结构得到改善；第二，通过财产互换和限制投资，大企业被迫专注于关键产业，同时子公司的数目减少了三成；第三，经营的透明度得到加强，大企业必须聘请外来主管，定期公布财务支出。这些改革措施为今后韩国大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同时新的管理模式也给大企业带来了挑战。
　　韩国大企业财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于调整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减少大企业的政治情结对企业和政府的影响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要彻底杜绝政治情结带来的弊端，在继续进行企业改革的同时，韩国还需要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从政府和企业两个方面清除政企暖昧关系赖以生存的温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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