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哥组建工会记_分析组建工会的原因

　　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内幕已是众人皆知，在今年的出租车换车过程中，等待那些积极维权的出租车司机们的将是什么? 　　开了11年半出租车、做子6年“刁民”、在出租车司机维权事业中一直站在最前排的司机董昕，在的哥中颇有名气。和许多维权者不同的是，他很少流露出“苦大仇深”的表情，不担心未来，还时不时地用几句法律术语描一描灿烂的未来。他组建工会维权的经历听起来竟像是一出现代传奇，令人颇感唏嘘。
　　
　　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白头
　　
　　一切都要从创办工会说起。时至今日，北京市有工会的出租车公司也不多，而早在1998年，董昕便开始尝试建立工会。
　　当时，董昕所在的天运公司原本隶属通州区检察院，份钱不高，政策平稳，的哥们都按部就班地开着车。董昕却因为一个谣言，开始学起《工会法》来。
　　根据当时中央“政法机关与企业脱钩”的精神，天运公司将被移交给通州区旅游局。有传闻说，公司要被卖掉，车要被收回。传闻涉及每个司机的根本利益，董昕等人开始积极四处奔波寻求帮助。通州区工会一名姓王的同志赠给他们一本《工会法》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这给了他们最大的鼓舞。
　　“原来集体企业的最高决策权力掌握在职工大会手中，经理也是由职工选举产生的，我们才是企业真正的主人厂拿着这两份文件非常当真的董昕，读了之后激动万分。
　　这个消息激活了小小的天运公司，几乎每个司机都热心参与组织职工大会的事情。虽然职工代表们多次递交关于成立工会的申请没被批准，但他们依然找到了一个机会召开职工大会。
　　1998年12月25日，在检察院批准召开职工大会后，司机们在自己攒钱租好的场地中举行了他们的第一次职工大会，全公司75人，到会62人，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了11名职工代表，几名积极分子都当选，董昕得票最多，61票。会上还通过于一项提案“关于不同意与其他企业合并、转卖”，并提交给管理部门。
　　不久，公司被正式移交给旅游局，公司并没有被卖掉，收车的规定也暂未出台，但的哥成立工会的积极性丝毫不减。职工们组建的工会筹备小组为了成立工会的事，奔波于各个部门之间，递申请、咨询、投诉、上访，得到了五花八门令他们无法满意的答复。
　　最后，他们想到了行政诉讼。区法院的院长仔细研究后答复：“法律上规定了企业必须建立工会。但是不建怎么办，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没法判!”此后企业收车的规定渐渐浮出水面，更激化了司机们的不满情绪。情绪最高涨时，有人提议扣押管理人员，强行要求他们答应司机的请求。对此董昕坚持不同意，虽然事后被有的司机骂为受招安的宋江，但是他认为这样做不合法，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因为急于求成而毁了大家的努力。今天，大多数司机都认为老董当时的冷静是对的。
　　为建立工会奔波近一年后，《工人日报》的大力介入极大地鼓舞了一直没看到希望的的哥们，人大代表、全国总工会领导、专家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支持董昕等人的合法要求。与此同时，有关部门来到天运公司宣讲《工会法》，然而在会上却大力批判起波兰的团结工会云云。
　　之后的事情更让董昕感觉好笑，的哥被要求人人过关，签保证书声明不参与职工大会，同时单独找董昕谈话，宣读一份文件：你们职工代表组织的工会筹备小组立即解散，工会组织是群众组织，但是不能由群众来组织，要由党来组织。要求他立即停止筹备工会活动，否则后果自负。公司随即迅速组建子―个工会，派发了会员证，指派了未经选举的主席和委员，工会“宣告成立”。
　　除了少数坚定相信法律、相信中央政策的司机还公开支持他外，绝大多数同事至少表面上都刻意与他保持距离。最让他痛心的是，一天晚上，他爱人接到一个张姓工友打来的电话，张某破口大骂，骂他搞非法组织害得他们也要被抓。
　　由于很多次都是由他挑头反对上面侵犯职工权利的做法，气氛最紧张的时候风传有关部门组织了小公共司机，要偷偷“收拾”董昕。一些的哥兄弟也自发准备起来保护董昕。万幸的是，据说小公共司机没有听从安排，董听也算躲过了一劫。
　　“当时非常盼望外界的支持，我觉得自己就像伍子胥过韶关，一夜间白了头，真是刻骨铭心的经历啊。”董听回忆说，“工会的故事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结束了，现在再来组织，就不好办了。大家虽然盼着现状改变，可是都不愿意出头行动。法律怎么形成的，老百姓意见比较集中、比较大了之后才能形成。权利不争取，怎么能得到?”
　　一年多的工会之梦，虽然没有完全破灭，但也不得不束之高阁。很多司机变得心灰意冷，可以算作成果的唯一亮点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了《工会法》的修订，比如增加了追究不建立工会的处理办法等。对此，董昕既觉欣慰，又备感无奈。
　　
　　全北京独一份的合同
　　
　　董昕这个让管理者严重头疼的“刺头”，后来非但没有被穿“小鞋”，反而得到了同行所没有的各种“优待”，其中的故事颇为有意味。
　　他没有被收过车。
　　公司移交旅游局后第二年，公司开始收车，并拿出交通运输管理局的文件凡是变相买车，必须清理。董昕不急不慢地回应道：“收车可以，先拿出有效文件证明原来公司把车卖给我们了，有发票吗，有合同吗?卖车卖的是产权，还是使用权?把公有制生产资料卖给个人的依据是什么?宪法上写着‘生产资料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经济基础卖了，社会主义怎么搞?集体企业是公有制，出租车就是公有制生产资料，把出租车卖给司机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我来天运公司时，说的就是融资。把公有制生产资料卖给个人是违法的，违法的事情我不干。我没买，谁买了，收谁的车。”
　　原来早在传言要收车时，他就找检察院的有关同志开了一个他是融资形式参与公司的证明。由于他对相关法律了如指掌，又有证据，旅游局一个副局长主动找到他，说：“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就不收车了。”
　　董昕在2003年末和公司签署了无固定期合同。
　　一般来说续聘都是一年一签或者三年一签，无固定期合同一直到退休，永远生效，除非企业倒闭或给企业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才可以被解聘。董昕介绍说，劳动法规定，在一个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职工要求签无固定期合同的，经过双方协商后，企业必须签署。这里面的空子就在于，企业将“经过双方协商”解释为企业同意继续雇用。
　　于是董昕先把企业打电话找他续签合同的电话录音，作为企业同意雇用的证据，然后将10年中交份钱的收据全部整理齐全，用于证明在这个公司连续工作了10年。随后，他带着一个学法律的朋友找到领导：“我要签无固定期合同。”领导大吃―惊：“出租行业哪有签这个的，你董昕怎么老出新鲜主意。”董昕也不多争辩，拿着各种证据扭头就去劳动仲裁。过了3天，单位领导打电话给他说，来签吧，签了得了。
　　董昕依然心细，给学法律的朋友写了一份委托代理书，然后两人―起来到公司，和领导一起写了个关于企业继续签约的证词，于是铁板钉钉，无固定期合同不签都不行了。签完后，经理也忍不住感慨，全北京市的的哥，可能就这么一份无固定期合同。
　　在他成功签下之后，其他同事也找到管理部门，要求签无固定期合同，结果刚提出要求，就被经理轰了出去，从此便再无尝试者。事后董昕分析，其他司机对相关法律不熟悉，也没有坚定地相信法律，被领导一诈唬一威吓，就没了主意，退缩了，不敢继续坚持合法合理的要求。客观地说，法律本身的空子，的确让这种合同很难签成，尤其在领导吸取了董昕的“教训”之后。
　　对这份合同的经济利益，董昕并不特别看重，因为他年近50，干不了多少年丁。他认为他争取到的是社会效应上的胜利，让其他的哥看到：老董可以做到，我们也能行。以前由于筹建工会、积极参与维权，不时有传言说公安局要抓他了，董昕挺自豪地说：“现在不仅没有被抓，还签了无固定期合同，只要我不违章、无投诉、按点到、不缺份钱，只要公司不倒闭，即使企业裁员也得给我安排工作。如果强制违约，我就上劳动仲裁，要求恢复工作。”
　　而在北京积极维权的其他司机，很多人在合同到期后便再也找不到可以签约的出租车公司。曾经组织90多辆出租车一起宣传减车份的车光殿就是一个，今年老车等人开始通过行政诉讼，推动打破行政垄断，允许个体户进入出租运营市场。
　　董昕虽然有了无固定期合同，但从一开始就加入了他们的行动。按他的话说，“我清楚，维权的路不好走。现在只要是维权的事情，大家就一起合理合法地做。”
　　
　　组工会就是“虎口拔牙”?
　　
　　尽管相信工会的的哥越来越少，曾经并肩奋斗过的同事相信上级的命令更甚过相信法律，但老董还是相信终有一天能够建立起一个对工人负责的工会。
　　“我理解《工会法》，工会是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集体企业中，工会是最重要的，是维权的根本。没有民主管理权利，什么利益也保不住。
　　董昕将几年来的思考整理成一篇两万字的文章，发表在搜狐网上。那以后不仅是北京的维权司机找到他讨论维权问题，全国各地的维权的哥纷纷联系他谈维权。他也不厌其烦地推荐大家学习《工会法》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
　　或许因为第一次进入出租车司机维权时，董昕的角度就与众不同，他对出租车行业的诸多问题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
　　提到第一次读《城镇集体企业条例》的时候，董昕的表情格外激动：“这不是为我们工人阶级打造的天堂吗?”接着，他引用《集体企业条例实施办法》：上级主管机关，不能把所属集体企业当成自己的企业，不能向企业摊派财力物力人力，不能干涉企业经营自主权，不能干涉企业的民主选举。“好多人说公司是我注册的，就是个人的。公司是按照集体企业条例注册的，我们才是公司的主体。”
　　他还曾提交申请，要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司机在公司的投资，进行股份合作制。要求当然没有被批准，但他却常以股东自居。在与管理人员争论涉及司机权益的问题时，他的股东身份非常好用，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揭掉他自封的这顶帽子。
　　董听非常反感公司管理人员用“管理”一词来和司机对话。他会毫不客气地反驳：“公司都是司机的钱和积累，你管得着吗?管理人员是聘请的管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作为职工代表，应该监督你的工作。”他解释说，国营企业是厂长经理负责制，职工大会和厂长意见相左时，以厂长意见为准。而集体企业中职工大会是企业权力机构，决定生产经营重大事务，谁出资，谁作主，准受益。
　　他不承认上级任命的管理人员的地位，他经常直接对管理人员说：“国家法规没让你负责，我们也没选举你负责，如果你要负责的话，就先把1000多万的集体积累向检察院说清楚。”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天运公司最近要划拨给国有资产管理局。旅游局的领导找董昕谈话，希望他加盟公司管理层，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对于以前的一切问题不再追究。公司的两个副经理也找到他，邀请他做副经理。多年宣传民主选举，多年坚持经理由职工大会选举产生，除此以外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权力任命经理的董昕婉拒道：“我做人做到这份上，不能这样当经理。当然，如果职工大会选举，我当仁不让。”对于“特赦”的问题，他也一笑而过，“二战劳工时隔 50年还可以要求赔偿，何况这还10年都没有到，集体积累―定要算清楚。
　　董昕对出租车改革没有太多建议，公司模式也可以，个体模式也行。减份钱、免押金被他形容为“虎口脱险”，只是暂时缓解一些具体困难，没有从体制上根本改变。他认为更该“虎口拔牙”，根据现行的相关法律，切实落实职工大会才是集体企业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规定，通过职工大会保障职工的权益永不受侵害。
　　6年来一直走在风口浪尖上，多次被人预言要蹲班房的董昕，并没有失去自由，反而成为了北京的哥维权的带头人、法律专家。他自己总结的经验是：认真学习法律知识，不冲击机关，不罢工，开职工代表大会期间份钱照交，一切依法而言，依法而行，只要坚持，总会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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