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民主的细节_比喻追究细节

　　现年65岁的冯有为，堪称中国最著名的人大代表之一。今年，他已连续当代表19年，作为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三级人大代表的他，在名片上印着自己的承诺：“时刻牢记人民重托，忠实履行代表职责，依法监督多干实事，反映民意不遗余力。”
　　在2005年全国“两会”即将开幕之际，笔者采访了冯有为代表，共同探讨中国社会“民主的细节”，并询问冯有为当代表的“19年心得”。
　　
　　“直选更具有民意”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您从 1986年被群众联名推荐为区人大代表，又从区、市到省人大代表，每一次大会主席团的候选人名单上都没有您，都是选民联名把您推荐到上一级人大代表的位置，这在中国人大代表史上是一个异数。
　　冯有为(以下简称冯)：我确实是 1986年那次换届选举被选上的。我们单位是个研究单位，知识分子多，比较民主。当时选举时30个支部，推荐了四五十个候选人，直到第五次选举，我才高票当选。其实，这是代表产生的一种最正常不过的方式。我国《选举法》第29条专门规定了人大代表候选人的两种产生方式：一种是各政党、各人民团体联合或者单独推荐候选人，再一种是选民或者代表10人以上联名推荐候选人。这两种方式本来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但《选举法》实施26年来，我国五级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几乎都是第一种方式产生的。选民联名直选在理论上、法律上行得通，在实践中几乎很少成功的例子。这个问题要引起重视。
　　《南》：法律规定了两种产生代表的方式，从您的履职实践看，哪一种方式产生的代表更能让老百姓满意，更受群众欢迎。
　　冯：很明显，由选民直接推举更具有民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核心是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不是哪个人或者机关为民作主。现在要修改《选举法》，规定候选人要和选民见面，这样我觉得非常好。否则，老百姓连这个候选人是男是女，是胖是瘦，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他事后怎么可能去监督你。
　　《南》：由选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和由组织部门提名选出的代表，会有很大不同吗?
　　冯：大不一样。我亲身体会，像我这样由选民联名选出的代表，对选民尽义务的责任意识也更强。而由组织确定名单这种做法，就不利于增强代表意识，很难履行好代表的职责，特别是监督的职责。我接触过很多代表，他们总觉得这是领导给的职位。他说话之前要先看看领导的脸色，对领导有意见的话，他要掂量掂量。人大是权力机关，代表的职责就是监督“一府两院”，假如你这个代表是被监督对象给予的，你怎么可能敢于监督呢?人代会上，对“一府两院”的报告一片赞扬声，甚至表示要“认真学习”、“细心领会”，这样的笑话还少吗?
　　《南》：虽然法律规定两条渠道可以选举人大代表，但为什么在实际工作中，直选的代表凤毛麟角?
　　冯：这也是我常常感到遗憾的事情。十六大以后，我们国家提出政治文明建设，其核心就是民主制度。随着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加速，这些问题应该得到解决。现在看，关键是改善选举制度。我建议，选举上一级代表时，不要由新代表选举，要由最后一届代表去选下一届代表。因为新代表对候选人根本不认识，这样去选，难免带有盲目性和随意性。比如选举中，姓氏笔画少的代表人容易当选，有的代表刚选上就出事，这都很难保证选举质量。还有我觉得两种渠道推荐的候选人，在提名酝酿期间，人数上都要对称，再就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和预选机制，这样会好些。
　　
　　差额才能“差出”民主
　　
　　《南》：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选举人大主任、秘书长和“一府两院”的领导。据说都是等额选举，特别是正职领导人的选举，几乎没有差额过，是这种情况吗?
　　冯：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改革候选人的提名方式，适当扩大差额选举的范围和比例，这是指党内。但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的组成人员也要借鉴。《组织法》规定得很明确，人大常委会主任、秘书长、人民政府的正职领导人员、人民法院的院长、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的候选人一般应多一人，进行差额选举。如果提名的候选人只有一人，也可以进行等额选举。正常选举应该是差额，等额只是特例。
　　但遗憾的是《组织法》已经颁布实施26年了，在差额选举正职领导人问题上一直没有突破，甚至可以说从下到上五级人大选举，还没有出现“零的突破”。这个问题不应该出现，我觉得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说，到了该突破的时候了。
　　《南》：您认为现在副职的差额选举是不是已较完善了?
　　冯：也还不够。副职候选人数一般要多1～3人，而我们从来只多1人，连2人都不敢搞。再就是差额这个人故意选的条件较差，还一再声明他是差额的，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陪衬。这都有违立法的初衷。
　　《南》：您认为落实《组织法》差额选举的规定，当前要做些什么工作?
　　冯：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主要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参政这四项民主。选举是基础，是关键。《组织法》为什么要规定差额选举，就是要从制度上、程序上保证民主选举落到实处。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差额就等于民主，差额才能差出民主。
　　在经济领域，我们这20多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竞争机制对推动经济发展何等重要。差额选举其实就是把竞争机制引入政治领域。
　　差额选举20多年没有搞起来，一大问题是有些领导有顾虑，怕组织上推荐的人通不过。实际上，党管干部与人大选举能够有效统一起来，党组织所确定的人是老百姓信得过的人，老百姓肯定会投他的票。要相信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前几天，报纸上介绍一个年轻人，通过多轮差额竞争当选村长，压力非常大，因为几百张反对票是真实存在的，他心里也得寻思，干不好被撵下去，多丢人啊!
　　
　　民主应该从“细节”做起。
　　
　　《南》：我见过您一张标题为《神圣的职责》的照片，上千人的人大会场上，黑压压一片坐在椅子上的人们，都沉默木然时，唯有您一个人高高举起右手，与众不同。像这样，只有您一个人投反对票，能起多大的作用。
　　冯：确实，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我这个真实意愿一定要表达出来。我赞成谁，就投票给谁；不赞成谁，就投反对票；看不明白，就弃权。不管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因为我是受老百姓的委托来投这一票，不能随心所欲，也不能随波逐流，我认为这是我的政治权利，是几千选民、几万选民授予我的，因此我把手中的选票看得特别神圣。
　　《南》：有许多次大会表决时，你一个人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都不是一些重大的人事任免事项。往往是出于一些诸如主席团组成人员、选举方法等程序方面的问题，为什么这么看重?
　　冯：我觉得没有程序公正，就淡不到实体公正，加强民主制度建设就应该从细节做起。我记得孙中山在起草《治国纲要》的时候，曾经对选举的方式、方法和程序列得很细致，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现在我们明白了，民主政治就要从每一个细节做起。
　　在连续三届市人代会上，每次通过主席团名单时，我都投了弃权票。许多人都表示不理解，我认为，我们的市长在主席团里，这不合适。市长是受人大监督的，可他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怎么行?从周总理开始，历届总理都不是全国人大主席团成员，历届省长也不是省人大主席团成员，就慕绥新到沈阳任市长后留下这个毛病，这显然和人大主席团成员的构成原则相抵触。 　　从法律角度上说，现今人大的表决制度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同样一件事情，举手表决和电子表决器表决，结果截然不同。电子表决的时候就难以出现百分之百通过的现象。再有，就是划选票应设秘密写票处。我们现在的代表开会一个挨一个坐，我划谁的票，前后左右都知道，这就失去了选举的秘密性。还有，我从电视上观察了许多地区人大的选举箱都是用有机玻璃做的，是透明的，选举时，所有摄像机对着投票箱，投票时，哪个划义，哪个划圈都看得清清楚楚。而选举箱必须是密封的，不透明的。
　　《南》：听说您前不久参加区人代会时，对大会各项表决，从头到尾没举手，这是真的吗?
　　冯：真的。我不是对那些干部不满意，也不是对表决的内容不满意，我是从根本上不赞成这种选举方式，特别是用举手的方式表达愿望。去年，沈河区人大在我的倡议下，把举手表决改成票决，今年又退回去了，变成举手。我始终认为，举手甚至鼓掌通过的表决方式必须取消。
　　　代表会不是干部会、英模会
　　
　　《南》：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已经告别了、“橡皮图章”的年代，随着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步，人大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社会各界甚至许多领导干部都挤进人大代表的行列，人大的魅力可见一斑。
　　冯：我参加人大工作19年了，人大的地位和作用确实在不断提高。这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民主和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现在人大代表队伍的组成上，也有需要改革和完善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人大代表中，“干部代表”――用时髦的话说，叫“职务代表”特别多。工人代表几乎都是董事长，农民代表几乎都是乡长，其他的就是局长、市长。这个问题应该研究。不能把人代会开成干部会、劳模会、党员会。
　　《南》：《代表法》里面好像没有职务代表这个概念，但现在“职务代表”比较普遍，这个提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冯：我认为所谓的“职务代表”在法律上找不到依据。但是现在职务代表确实很多，我曾经粗略统计过，在一些地方人大系统里，担任主要领导和行政职务的代表，大概占1／3左右。事业单位的，准行政机关的职务代表，比如院长、所长、校长也差不多占1／3。我认为人大分配代表名额时，要考虑方方面面是对的，有官员代表也是应该的，但太多了就不好。因为，人大的主要职能是监督“一府两院”，而“职务代表”既不利于本人充分行使代表权，又不利于其他代表行使代表权。官员代表比例趋高，势必影响人代会职能作用的发挥。我当市人大代表19年了，体会很深：每一届人代会上的议案、批评、建议，非职务代表提出的能占到80％，而他们的人数一般不到20％。
　　《南》：现在企业老板当代表的开始多起来，对此你怎么看?
　　冯：我不反对企业家当代表，但要严格把好关，国外的企业家必须放下他的企业才能当议员，而我们呢，又是企业家又是议员。弄得不好，就可能把钱和权搅在一起。广州市有个人大代表因为有病无法履行代表职务，主动提出辞职。这个做法很好，我们就是要在代表中引进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也要引进退出机制。“不作为”的代表就应该予以辞退，不一定要等到被羁押或被依法判处徒刑时才罢免代表资格。
　　
　　当青天，不如当普法员
　　
　　《南》：据说您最近的工作注意力有些调整，不再把主要精力放在替人打抱不平、解决个案问题上。为什么?能告诉我们您现在关注与思考些什么吗?
　　冯：我这里既不是法院也不是信访办，可找我的人几乎全是打官司告状的。解决一件件个案确实有违我的初衷。即使我用上全部精力，一个人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现在我正着手做调查研究，希望能从制度上、源头上提些中肯的建议，从而推动制度建设的完善。除此之外，我还想做两件事，一件事是为普法工作尽力，通过深入浅出的宣传，让更多的老百姓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学会用法律这个武器保护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例如，要让老百姓懂得珍惜自己的政治权利，了解选举的重要性。另一件事是希望通过讲述自己当代表19年的经历，让更多代表知道怎样当代表，从不会当到会当，多一些人出采，为推动民主和法治进程发挥作用。
　　《南》：在一些地区，曾经很有知名度，广受选民拥护的代表在选举中败北了，您一直提出那么多尖锐的意见，有没有担心可能会失去人大代表这个平台?
　　冯：我从媒体中看到一些优秀代表比如河南的姚秀荣，湖北潜江的姚立法，他们敢于直言，也广受选民拥戴，中央新闻媒体也多次报道他们的履职事迹。但在上届选举时，都莫名其妙地落选了。所以，我也确实战战兢兢地行事，对每件事情都是三思而后行。曾有个人在我 60岁的时候，指着我的鼻子问我：“我知道你今年已经60岁了，这届你履职马上到站，下一届选上选不上还难说呢。走着瞧吧!”有人不喜欢我，这我心里清楚，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要做老百姓满意的事。我认为，官员也是老百姓的一员，老百姓满意的事情，官员也应该满意，我坚信这一点。
　　《南》：您说您行使代表权利的时候有点像走钢丝，走得好，老百姓称快，走不好就会摔下来。
　　冯：是的，真要替老百姓办事，肯定会遭到个别人这样那样的意见，这就要求你把事办得好，办得对。你要有法律依据，要经得起推敲，走不好就要掉下来，还可能粉身碎骨。当然，不走的人啥事没有。
　　《南》：您做代表19年了，没有“摔”下来，您认为，要点是什么?　 冯：我觉得主要是出于公心，真正把老百姓的事放在心上，无私才能无畏，当然，也庆幸我遇到了一些开明的官员和民主的政治环境。具体说起来，我主要是把握住三条，一是靠法，二是紧紧依靠常委会这个集体，三是依靠各级党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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