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名人 [高梁：名人之子的另类人生]

　　高梁，1948年生，顾准之子，中国社科院经济学硕士。现任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毕业后曾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体改所工作。曾担任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中国产经新闻报》副总编。
　　“大家都知道‘运10’飞机，那就是高梁‘炒’起来的!他一天到晚到处奔走，讲我们怎样自力更生地造出‘运10’飞机，后来又怎样银鹰折翅。他到处奔走，就是为了提醒国家要重视战略产业。”今年4月，记者在采访中国大飞机项目上马的过程中，不止一次地听人提起一个名字――高梁。
　　高梁绝对是一个特别的人。身材清瘦，衣着朴素到显得邋遢，爬满皱纹的脸上缺乏表情，话不多，即便在讲使他感到痛心的事时，也能保持平和的语气。为人低调，参加会议时从来都是坐在边上。交谈时，尽量把话题控制在感兴趣的问题上，不愿多谈自己，“我不想扬名立万”。
　　作为一名国家干部，按习以为常的标准来看，他无论如何都不像。第一次采访高梁，记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他光着脚穿了一双解放鞋，“我当过10年工人农民，从年轻时候一就这样。”看到记者诧异的表情，高梁笑了笑：“我再怎么样也比大多数工人农民好过多了，在国家机关工作，除了工资还有讲课费、课题费，至少衣食无愁，没有后顾之忧啊。”
　　
　　做没人相信的事
　　
　　59岁的高梁年轻时下乡到内蒙古，当了10年农民和工人；1978年回到北京，1982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成为最早参与改革的经济学者之一；1990年代初南下海南，当过洋浦经济开发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还炒过一段期货；再次回到北京后，他有过一段没有稳定工作的时期，绐朋友帮忙办产业论坛和编辑《参阅文稿》。
　　发现“运10”飞机并把这个话题带入公众视野，就发生在高梁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更没有课题经费的时间段内。用朋友的话说，骑着辆破自行车的高梁，做了一件没人相信的事情。
　　中国自主研制“运10”飞机的历史是高梁在办产业论坛期间，通过跟原航空工业部飞机局局长胡溪涛的联系而得知的，他当时对自己竟然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感到惊讶。通过到上海飞机制造厂调研和查阅历史资料，1999年，高梁写下了《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从“运10”的夭折谈起》一文，将这个话题带入公共视野。
　　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感到惊讶，甚至军方许多人都不知道也不相信“运10”飞机的事情。高梁就介绍抱怀疑态度的朋友去上海飞机制造厂，与当年参与设计制造“运10”的技术人员见面。
　　于是，便有了“新世纪抉择丛书”中的《挺起中国的脊梁》――塞是高梁出过的唯――本书。在书中，他阐述了战略产业的概念，对若干行业的发展进行了细致的回顾，航空工业是重点之一。
　　后来，路风、赵英等学者、科技部相关工作人员、参与过“运10”工作的老科学家们都加入进来，终于形成一股风潮，促使自主制造大飞机进入国家决策层面。
　　高梁集中精力于产业领域的实证研究，自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见，也不说没有把握的话。
　　在大飞机之外，他还实地调查了外资对我国企业兼并控制的情况。2005年，高梁亲赴大连电机厂、宁夏西北轴承厂合肥变压器厂等企业，通过调研呈现出外资企业运用商业规则，先取得国有企业的部分股权，后把企业做亏，最后在三四年的时间里购入全部股权的过程。
　　
　　现在需要新的价值观
　　
　　对个人生活，高梁看得很淡然：“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爱好，有的人拼命赚钱，把赚钱当作一种事业，我呢干活的时候好好干，到了星期天坐下来，捧本书、拿根笔，就觉得特别自在。我天生不喜欢讲阔气，并不是说这个人就多么了不得，也不是要装穷。”
　　这些话听起来让人觉得高梁可能是个有点“文人情趣”的人，事实并非如此，他关注经济全局的问题要比关注个人多得多，满脑子的家国天下。他说，经济学搞得很专的话，必然要从全局、长远，从国家和世界的关系进行考虑，这个职业要求你跳出小圈子。
　　高梁经历过苦难，失去过机会，但他一直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思考问题从为国家好为人民好的立场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不幸出发。
　　1989年，体改所有两个去牛津大学深造的名额，高梁得到了其中之一。恰逢政治风波之后，当时是处级干部的高梁因为级别在出国问题上受到限制，没能成行。而比他级别低的张维迎则顺利出去了。这是关系到人生转折的机会，高梁感到遗憾，但没有抱怨。过去快20年了，高梁的行政级别还是处级。
　　在高梁的思想里，道德是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认为，一个社会到任何时候，人都可以分为两大类。有些人喜欢关心别人，为大家着想，有些为自己着想多点。要求每个人当雷锋不可能，“左”过了头就是虚伪，但必然有一些人是为全社会考虑的，没有了这些人，社会也不能维持。
　　“任何企业都是一把手的”。高梁对私有化改革的疑问是，为什么随着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企业却越来越差，到了非贱卖不可的地步?他认为，不是产权和管理的问题，而是人事问题，是选人的机制出了毛病，把一群腐败分子放到了国企的领导岗位上，这样一来，企业不出问题才怪。
　　对比改革之初与现在，高梁记得当年看过一份关于地方腐败情况的报告，受贿5000元就很不得了，那时的5000元大概相当于3年的工资，现在的腐败动辄上千万。
　　他认为，很多问题的出现是因为人们的观念变了，失去了道德底线，这不是市场化的改革能解决的。现在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团结社会，至少要同情受难者，不能恃强凌弱，“这是个应该强调社会利益的时候，是个应该弘扬正气的时代”。
　　在正式发表的文章里，看不到高梁谈论这方面的内容，他说不是不想写，是来不及写，“单枪匹马，―支秃笔”，没有人帮助他，实证研究占去了他全部的精力。
　　
　　济技术问题还是战略问题
　　
　　高梁是参加过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青年改革派”干将之一，近年来一直呼吁偏向民生的公共政策，鼓励自主创新的产业政策。有人说高梁从一个“右派”变成了“左派”，他本人并不认同这种描述。
　　他把自己的出发点概括为两句话，“一是实事求是，二是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时代变了，从相同的出发点看问题，得出的判断会不同。他强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让大多数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只有在坚持这个目的的前提下才能有真正的改革。
　　中国是不是“仇富”，学者到底应不应该为企业家说话，这是近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高梁对企业家有更严格的定义，“企业家是能把社会的需求和先进技术结合起来，真正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人，我们现在的富人很多是炒房地产炒股票的。我们 应该支持一心一意把生产力水平提高的企业，那些制造泡沫的算什么企业家?”
　　他坚持，企业是企业主和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各自应拿到应得的份额，“这个社会不是保护富人太少，而是对富人太纵容，童工、奴工、拖欠工资，什么事情都出现了，还没地方讲理去，这是对广大人民利益的漠视。”
　　在对外开放上，高梁一向主张自主发展民族产业，特别是战略产业。“国家要想在世界上有地位，不能简单理解为依靠廉价劳动力，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国防和战略产业。”
　　其实对这一观点，学界并非没有争议。有经济学家就认为，“大飞机项目完全是个技术经济问题”，不应该动辄上升到战略问题的高度。
　　
　　顾准之子
　　
　　高梁是顾准的儿子。高梁本人很少谈他的父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但许多人提起高梁，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一点。
　　一个人的立场选择到底和个人际遇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全国只有一个声音的时代，顾准坚持独立思考，探索从理想主义转向经验主义的道理，思考民主制度的建设，为此受到迫害，于1974年去世。
　　1994年《顾准文集》出版后，顾准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被称为共产党内的自由主义先驱。2002年，高梁整理出版了四卷本的《顾准文存》。思想界对顾准的种种评价，高梁习惯保持沉默。他说，顾准的很多设想现在看来也是很超前的，后人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并进行讨论。
　　“你同意把顾准先生定位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吗?”高梁乐了：“那个年代，还谈不上什么主义。”他说，顾准从实际出发、从现实的经济关系出发研究商品货币关系，在方法上有其独到之处。
　　高梁认为，改革开放有个前提，就是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是要让大多数人过好日子，有起码的社会公正和公平，要捍卫国家的主权，自立自强。
　　高梁并不注重他本人与父亲思想倾向的异同，他更看重的是父亲身上体现出来的知识分子品质。他认为，知识分子要有敢于说出不同意见的勇气，现今的知识界太欠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不随波逐流的风骨。
　　“要做到这点，就得像毛主席说的，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离婚。他自己是从井冈山出来的，是做到了。但一般人做不到。”高梁停顿了一下，轻叹一声，“我爹做到了，可也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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