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官是什么意思 “裸官”难题

　　社会公众对“裸官”的疑虑，源于近年来频发的“贪官”变“裸官”、“裸官”变“逃官”事件。目前，裸官盛行、贪官外逃都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群体现象，但是政府却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
　　
　　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于2010年3月25日晚突然飞离成都，四川移动随即召开高层会议，内部通报了李向东“失踪”一事，并迅速任命了新的接任者。数日后，有消息称李向东潜逃未遂被警方抓获，但是相关细节一直被封锁。
　　事发当日下午，进驻四川移动的国家审计署工作小组曾经约请李向东谈话，后者随后连夜出走，显然早有准备。此前的2004年，李向东的妻子姚红也是突然从四川电信集团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位置上退下并离职，在许多人不解的关注中移居加拿大。直到6年后李向东突然出走，人们才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按照目前各方披露的情况，李向东已经涉嫌非法将4亿～6亿元人民币转移出境。
　　无论李向东是否已归案，其经历、故事或者说行为特征，与目前社会大众所熟悉的一种称呼比较接近：“裸官”，其还有“全裸――配偶子女都定居国外”、“半裸――有配偶或子女定居国外”之别。
　　“裸官”一词发端于中国网民，现在已得到了国际媒体的广泛通晓与关注。德国订阅量最大的日报《南德意志报》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是把赃款、老婆、孩子、甚至情人送到海外的干部，自己则独身一人、也就是‘裸体’继续从事大把捞钱的危险业务。”按照中组部的披露，目前高级干部的家属和子女移民海外和港澳地区已经达到108万人。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的知名教授毛寿龙提醒，“裸官”不一定就是贪官，贪官也不一定都是“裸官”，在目前反腐工作的巨大压力下，各方都应该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外逃裸官知多少
　　
　　近年来，至少有两种“中国人外流”的消息不断刺激着民众的神经：一是大量名人、明星纷纷移民海外，或者申请到其他国家的绿卡；二是各种高级党政官员、商界名流纷纷外迁、外逃。仔细观察下来，后一类外流人员的子女、亲属很多其实早已身居国外，拿到他国绿卡，甚至加入他国国籍了。
　　在反贪声势越来越浩大，贪官却越反越多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民众渐渐学会了“委曲求全”，即大家更关心的其实还不是什么人又出去了，而是他们又带出去了多少不合法的财产――有多少中国财富又流进了外国田。许多被公开报道的事例已经证明：一直没有停歇准备外逃或者已经外逃的贪官们，即使后来涉及的案件暴露了，人员也被抓获或者通缉了，但是已经被他们千方百计提前弄到国外的非法钱财却很难去清算与追缴，因为那些财富很可能已经被融入了他国的经济领域。
　　目前，究竟有多少贪官外逃了，以及究竟有多少非法财产被他们带出去了，一直没有被官方正式确认过。不过，经常被学者和媒体引用的一个数据是：截至2003年，已经有4000名腐败官员裹带了500多亿美元逃亡外国。而且这个数字每年还在增加。
　　《南德意志报》的报道认为，最受“裸官”喜爱的国家是加拿大，主要原因之一是该国与中国还没有引渡协议，“阳光充沛的法国南部和美国南方几个州也很受欢迎。在那里的别墅区，互相勾结发财致富的腐败官员与骗子商人相依为邻的情况并不少见。前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亚太部首席经济师谢国忠说，‘破产的日本商人在浴室上吊自杀，而破产的中国人很快就会现身佛罗里达。’”
　　目前，中国只与全球31个国家签订了引渡罪犯的条约，而其中并不包括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中国外逃官员的“热土”。不过，一些涉案金额相对较少、级别低一些的贪官，往往首先选择逃往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等周边国家，如此他们的逃亡和生活成本都不会太高。
　　一种严重的情况是，一些贪官为了达到目的，甚至采取假离婚、分割财产，让原妻子或者子女通过与外国人假结婚再申请移民等方式来保证在海外家人、不法财产的安全，随后也便于自己的出逃，他们已经被形象地称为“向壁虎学习逃命术”，更有人把“裸体做官”者比喻为中国官场上的“野鸽子”。
　　2008年9月，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区委书记杨湘洪利用工作考察机会出逃法国，成为一大热点事件。事后上级部门才“注意”到，他的女儿早已经嫁给了巴黎一华侨领袖之子，而他和妻子也早已经秘密离婚。即“裸官”杨湘洪早就做好了准备，一旦国内情况不妙或者机会良好就闪人了。此前，还有杨秀珠、周金伙、高山、蒋基芳、刘佐卿、许超凡、余振东、许国俊……这些官员或者红顶商人纷纷成功携巨款出逃后，除了少部分人归案，大部分人都只给国内留下了惊叹和愤怒。
　　显然，社会公众对“裸官”的疑虑，源于近年来频发的“贪官”变“裸官”、“裸官”变“逃官”事件。
　　“说每个做官的人都在贪，摊到桌面上有时候很难举证，但说大部分官员都有可能贪则不会被反对，因为中国腐败面广，程度深，而且一直在发展。”四川省的一名检察官透露，“在我们查处的许多案件中发现，很多高官安排子女到国外学习、工作，实际上也是方便接受贿款的一种方式，而其子女、亲属在国外接受各种贿赂，国内机构很难查得出来，或者很难取证、定性。”
　　他表示，中国外逃贪官一直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如果赃款和家人没有出去之前，他们一般都不会选择外逃，原因在于他们如此逃出去后也无法生存。于是有学者也认为，“裸体做官”与“贪官外逃”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和基础，后者是前者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目前，裸官盛行、贪官外逃都已经演变成一个庞大的群体现象，但是政府却没有什么有效的对策。外面的吸引力
　　一种观点认为，“裸官”现象其实反映出一部分官员对于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众已经失去了忠诚，这些情况的普遍存在，将使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安全均处于一种危险的状态，同时也使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严重破坏。犹如有人戏言：“以后一旦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利益冲突，官员们必须作出决策时很可能为难：一方面自己是中国的官员，另一方面自己的妻子、孩子是对手国的公民。”
　　早在1997年中央就把“本人、子女与外国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国(境)定居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应当报告的事项之一。进入2010年，中央又陆续发布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在以往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必须报告本人婚姻变化及配偶和子女移居国(境)外、从业等事项，本人有关收人事项，本人及配偶和共同生活的子女房产、投资等事项，细化了报告程序， 使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更加全面、更具有针对性。同时，新规定还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应当于每年1月31日前集中报告一次上年度规定所列出的财产家庭状况。
　　乐观者认为两项新制度的出台，针对性和现实性清晰可见。显然剑指“裸官”，其传递出的反腐信号更让人充满期待；悲观者却表示，该规定只是高层加强对下级官员的控制而已，而且实施效果肯定不会理想，根本挡不住裸官形成、贪官外逃的步伐。
　　显然，在中国国内经济活跃并且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种人才不但在国内各城市里流动，也肯定会向国外流动，其中就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配偶和子女，这样的情况客观上不可能禁止，或者说在技术上很难判断。“谁是奸臣。谁是忠臣，一般都是后朝评价前朝，肯定不是当朝阶段能够说得清楚的。”毛寿龙教授认为。
　　“也不能一味怀疑离开了亲人独自工作的干部，许多公认的好干部如焦裕禄、孔繁森都是独自在艰苦地区工作的。”他说，“反腐败与裸官是两个并不相干的问题，应该思考的是其产生的根源。与其挖空心思、顾此失彼地堵塞裸官问题，不如让老百姓有更多的机会和权利选举自己信任的官员，那么不管其裸不裸，只要能够做事老百姓都会接受，还会有效降低贪腐的概率。”
　　
　　缺乏国际化眼光
　　
　　尽管中国反腐的任务非常艰巨，贪官大量外逃已经成为常态，但是也有不同的声音：官员的家人是否有到海外学习，甚至移居海外生活的权利?
　　2009年11月，深圳市出台了《关于加强党政正职监督的暂行规定》，其中最富争议的一条，也是在深圳的这个暂行规定中首次提到，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在国(境)外定居或者加入外国国籍、取得永久居留权的“裸体官员”，不得担任党政“一把手”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支持者认为，被任用的干部应该对国家和人民忠诚。这不仅是官员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更是起码的政治伦理。在特定的环境里，官员不算作普通公民，即普通公民和官员的身份只能够选择其一，而那些让老婆孩子已定居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随时准备定居海外的“裸官”，显然已经有了明显的政治伦理瑕疵。
　　反对者表示，出于思维定势进而推导出官员当了主要领导就一定会贪，尤其是裸官更容易贪这样一个变异逻辑。这是一种典型的“有罪推定”，而且不符合中国国情，甚至会造成国家混乱。“试想，现在还有多少高级官员的配偶和子女愿意在中国生活呢?而且很多高官的子女基本上都不是中国国籍了”。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简单的辩证关系，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能说所有想出去的官员都是贪官，更不能说没有出去的就不是贪官，许多事例已经说明任何官员与腐败的关系都是具有客观性的。”毛寿龙说，“政府需要做的工作是反腐败，而不是反对、限制官员及其家人出国、移民。裸官并不是反腐重点，重要的是如何遏制腐败产生，如果不分清楚工作的原因和范畴，不但会闹笑话，还会出现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
　　他表示，在一个人的行为发生之前，就对他未来可能发生的行为进行猜测，并采取相应的处置，这种做法非常落后，反映出管理者对自己的管理能力极度不信任；仅仅以此来判断一个官员适不适合当官，是人事管理能力水平不够高的标志，也说明管理者自身努力不够。
　　“加强平时的监管，修补事前预防的纰漏更为重要。而且反腐败也不能随意扩大化，把一些原本正常的社会交流活动人为地限制起来。”他说，需要客观思考的问题有许多，比如为什么贪官都容易牟取到非法财富并且能够人、财一起成功外逃，再比如为什么中国的人才总是容易外流，而出国学习后愿意归来，或者从国外来中国工作的人才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乐观?
　　“大的这些问题不思考，不努力，相反因为没有能力制止国内的腐败问题，还借口反腐行动干扰了许多原本正常的东西。”他说，“对于有贪腐行为的官员，国家应该排除困难进行惩治，而对于公民的迁徙自由，人才的正常流动，国家不但不应该阻挠，还应该鼓励和积极配合。”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还在于，中国民众一般都只会看见自己的人不断走出去，除了很少看见他们走回来，也很少看见外面的人走进来，这自然会在心理上产生许多不愉快。毛寿龙认为这样的因素客观存在，原因却是在于中国政府的国际化眼光还不够，不但不能留住外流的人才，也很难让外面的人才进入中国。
　　“比如目前中国国内的户籍制度和国际国籍制度都非常保守、落后，与国家极度渴望发展的念头明显相悖，而这些问题还仅仅是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断裂的表象之一。”他说，“应该承认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已经有了许多好的进步，但是其他方面仍然很糟糕，甚至还停滞于闭关锁国、掩耳盗铃的状态。”
　　毛寿龙强调，如果国家高层能够更加广泛地放开政策，让中国彻底融入国际社会，现在的许多社会怪象将会大大减少。民众心态也会逐步平稳。
　　自1978年以来，已经有106万中国留学生奔赴海外，但仅有27，5万回国。中国社科院新近发布的《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输出国，“第三波移民高潮”在本世纪第一个10年中呈愈演愈烈之势，而移民者的首选地是美国。
　　“新一波移民潮以中国的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为主，他们获得了外国政府许多优惠的移民新政策，与以往中国移民走的艰苦之路不同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学者李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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