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加快市场化进程|加快市场化进程

　　中国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说到目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我认为核心就是一条：加速市场化的进程。 　　 　　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扩张政策帮助经济迅速走向复苏，无论在宏观领域、微观领域还是对外开放领域，处处可见政府行政干预的力量。而今，危机逐渐退去。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已经出现，反通胀已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是继续依赖短期有效的行政干预，还是逐步减弱行政干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动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日前就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反危机降低了中国市场化水平
　　
　　《南风窗》：您对行政干预市场始终持批评态度，您如何评价200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水平?
　　刘伟：2008年前，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评价，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的一些研究机构，评价是在不断提高的。就我的了解，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博士的课题组对中国市场化指数的评价达到了73％，当然这是最乐观的了。但不管是最乐观的，还是评价低一些的，总体上认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进展是比较快的，在这点上，国内外的机构已经达成了共识。
　　经过2008年治理国际金融危机和反危机措施实施之后，大家也有一个共识，中国的市场化水平降低了。这个降低是有客观原因的，全世界发动了二次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干预程度最全面、系统干预最强的政府干预。这是大的背景，也是可以理解的。
　　《南风窗》：2008年以来政府在微观领域进行了哪些行政干预?
　　刘伟：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一是价格的控制。当然价格干预有些是必要的，比如价格秩序的维护、反垄断行为以及一些不应有的价格歧视，以及在这些方面的市场克服。但显然，我们对微观领域的干预明显强化了。
　　二是政府通过国企进行行政干预。我们前一段讨论的国进民退，虽然统计数据称没有国进民退，但统计数据是从总量、资产额、国有资产的比重、产值占GDP的比重等进行统计的，倘若从结构指标上看就未必。在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的很多措施是通过国有企业的微观基础来发挥宏观作用的。这就使政府干预通过国企行为注入。
　　三是政府直接干预要素配置。这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实际上主要体现在商品市场化基本完成，现在95％左右的商品的定价是由市场定的。留给政府定价的商品种类已经不到10％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商品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场化非常滞后，比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问题，中国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已经不低了"但其中的制度性歧视很严重；再如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土地真正的产权制度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交易和交易秩序问题还会存在更久；相对于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更加滞后的是金融要素，我们的利率是政府管制的，汇率也是政府有管制的浮动，也就是说在中国，货币资本的价格还是行政决定的。
　　在这三个方面，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干预相比危机前有了较明显的提升。
　　《南风窗》：除微观领域外，政府还在哪些领域进行了行政干预?
　　刘伟：在宏观层面，政府的干预也是比较强的。在危机前的2003年到2007年，我们的宏观政策采取的是松紧搭配的组合方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组合，采用了反方向的组合。危机来临之后，政府干预在宏观上的力度加大了，那时称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行政色彩还是加深了。
　　行政色彩的加深主要有这么几方面：一是财政直接干预经济的力度加大了，中国的财政干预具有强烈的行政性。由于我国的财政体制朝公共财政体制方向的改革刚刚开始，远未完成，而公共财政体制核心有两个要素：第一，财政要提供公共产品，而非私人产品，第二，财政是公共选择、公共决策，其程序是民主的法制的。这两点中国的财政体制都不具备，因此在加大财政干预力度时，就必然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
　　二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具有强烈的行政性。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欠发达，货币政策很难通过有效的资本市场去传递，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的是既盯紧供应量，又盯紧利率的双锁定方式，行政色彩极浓。
　　三是货币和财政之间是配合的，即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财政化的。财政的扩张计划要求银行信贷的配套支持，比如财政担保的贴息贷款，就是财政和货币联手通过政府的行政指导完成的。比如两年4万亿的财政扩张计划，很多是通过银行信贷来支持的。因此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共同服从行政中枢的协调。
　　另外，除了以上讲到的微观和宏观干预两个方面(对内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预还体现在对外经济开放方面(对外方面)。开放和改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改革可以造假，开放是造不了假的。改革是内部制定规则，开放是适应外在的规则，本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性不应当很强烈，但在金融危机面前，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强烈抬头，中国也随之跟进，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
　　《南风窗》：您刚才讲到在微观、宏观、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国家的行政干预都加强了，您如何评价这些行政干预的效果?
　　刘伟：效果要从两方面看：一是增长效应，二是体制效应。从增长效应来说是肯定的。在反危机的时候，政府能起到比较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这可能还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从增长效应看，这种干预目前来看确实有比较好的效果。比如，2009年全世界经济出现自二次大战之后的首次负增长，而同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0％。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不到3％，同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则有10.3％。这种增长和政府的干预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增长的效应是短期的，由此引发的制度效应可能更值得深思。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是在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市场干预，中国则只是一个经济转轨国家，正朝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如果中国的行政干预过猛或时间过长，可能阻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由此会牺牲长期效应。众所周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尽管偶有失灵，但从长期来说，比政府配置资源是更有效率的。因此从体制效应来说，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可能对经济的转轨造成历史性的阻碍，为此将付出更高的代价，这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低效率和行政上的高腐败。因此中国的行政干预应该在经济较好的时刻择机退出。或者说，我国在择机退出问题上可以也应当更积极些。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
　　
　　《南风窗》：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稳定复苏的轨道上，可我们看到，2011年，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国家对微观领域的干预还在进一步持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伟：此次政府干预，需要引发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一轮思考。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都需要这样的思考。关于这种“政府一市场”关系，在经济思想 史上，主要有几个大的、划时代的争论。产业革命之后，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占主导，强调市场，不强调政府，其间没有宏观经济的概念。到19世纪末，对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有初步的怀疑，其经济史背景是美国和德国经济的崛起，美、德相比英、法是后起发展国家，当时他们不鼓励自由竞争，提倡保护主义、政府保护和干预，否则无法与英法竞争。但这种思想在当时不占主流。直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人们对市场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经济理论上产生了凯恩斯主义，实践上产生了罗斯福新政，主旨就是系统的政府干预，干预在彼时成为主流。直到20世纪70年代，出现经济大滞涨。又重新回到经济自由主义，因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得到重振。
　　而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自由主义经济累积的结果就是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此次危机的源头是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由于各种成本的提高，以成本(包括人工、土地、能源、原材料的成本)推进为主的通货膨胀导致一个结果，即物价上涨的同时就业率没有增加。为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是降低企业成本，降低成本用财政办法很难，不能给企业直接补贴，用货币的办法就比较容易，所以货币政策就取代财政政策成为主要的经济政策。
　　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就是降息，通过降息降低企业运用货币的成本。格林斯潘在主政美联储的将近20年，基本上没有加息，而是不断降息，这种手法确实刺激了需求。但等到需求越来越大，有一天，供给不足的矛盾会形成并加剧，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利率就要回调，回调之后，前一时期相对低利率来说是好的投资项目的资产，全都变成有问题的资产。故此次经济危机，正是对以往二三十年不断刺激需求导致效率低下、资产不合格的还账。因此这次经济危机再次引发人们对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思考，我认为此次思考或许将带来经济学大的变革。
　　相比之下，中国更需要这样的思考。因为中国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正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因此我们对该问题的思考理应比西方更迫切。说到目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我认为核心就是一条：加速市场化的进程。
　　
　　要素市场化的滞后将阻碍市场化进程
　　
　　《南风窗》：在微观领域的行政干预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好转有减少的迹象。比如我们看到最近食用油也加强干预了，政府要食用油企业延缓涨价。
　　刘伟：在通胀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对个别商品进行价格干预的问题不大。我觉得政府干预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没有使要素市场化，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市场经济的根本不在于其商品是否市场化，而是形成商品的各种要素是否市场化。
　　《南风窗》：所以也就是说目前对食用油及其他日消品价格的干预不会阻碍市场化进程?
　　刘伟：这个问题不大。要知道中国食用油主要的生产厂商是三资，中国的压榨业基本上是三资垄断的，因此它的参与主体是市场化的。政府对价格的管制各个国家都有，因为在市场上，有些商品已经不是作为商品，而是金融符号了，这里边存在市场投机问题。因此就该界定，一个商品是作为商品在管理还是作为金融符号管理。如果作为商品，价格又离谱，那政府就该管。如果作为金融产品，那就可以纳入商品期货市场，或虚拟资本市场。决不能在商品市场上，把一些商品变成虚拟化的金融产品进行炒作。因此，政府对部分商品价格的管制完全必要。反倒是政府在价格管制方面还不到位，包括公平交易的价格秩序，各种反垄断价格、产品质量的监管等。
　　真正市场化的倒退是要素市场化的倒退。土地、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权都不够清楚，土地产权改革尚未开始，至于资本的产权，90％的金融资源属于国有垄断，资本的定价也就相对受行政性干预的扭曲。因此政府要加深市场化进程，关键是推动要素的市场化。
　　《南风窗》：要素市场化滞后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刘伟：概括讲有两个后果：一是经济上的低效率，二是政治上的高腐败。低效率方面，行政化干预以后，大量的资源是通过政府行政配置的，这种配置缺乏市场竞争性，过去几百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至于政治上的高腐败，意味着市场化滞后以后。行政权力在资源直接配置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市场力量要获得资源的话就要和政府谈判，而和政府谈判的最有效的手段是行贿，那么会导致一个恶果，市场资源不是按照效率配置，而是按照腐败指数配置，由此将产生政治、道德、法律等问题。
　　而产生的经济问题是：当一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不按效率原则配置，而按腐败原则配置，它的结果将是既不公平，又没效率。这对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核心目标“效率与公平”，是一个根本性的瓦解。所谓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出现有很多原因，关键就是这个社会到了这个时候，创新力不足，一个是技术创新力不足，就导致投资需求疲软，内需、外需各方面不足，竞争力不够；另一个就是制度创新力差，核心是市场化滞后，导致钱权交易普遍发生，就会导致低效率高腐败的泡沫经济，产生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不可持续性甚至社会动荡。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很多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韩国、马来西亚等都有类似的情况。而所谓的“拉美陷阱”也是如此。现在的北非和中东很多国家出现危机，根本的经济原因也是这样。
　　《南风窗》：所以，您主张中国在择机退出的时机上要比西方国家更积极、更主动。
　　刘伟：西方政府退出以后，有一个比较完备的市场体制自动启动发挥作用。当我国政府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很多方面面临体制真空，既没市场也没政府。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可能导致一个结果：路径依赖。即进一步依靠政府，使得政府行政调控长久地固定化。这样对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危害就长远了。
　　我们的择机退出应该是以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来配合择机退出，不是单纯的干预措施的减弱。因为干预减弱之后，要有新的机制去替代，若不能推动市场化特别是要素市场化的进程，在政府退出以后，将产生严重的无序。
　　
　　慎用加息手段反通胀
　　
　　《南风窗》：但是这个好像很困难。比如说在应对通胀的时候，我们会运用信贷配给，也会进行窗口指导，但显然在推动利率市场化方面作为不多。
　　刘伟：你说的通胀是个短期问题，要素市场化是一个长期的制度问题。至于谈到中国的反通胀问题，实际上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的第五个阶段。和前四个阶段不一样，这个阶段有滞涨的危险。因为内需疲软问题在中国还没完全克服，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也没有完全消退，经济可能再次面临衰退的威胁。再有一个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已经到了中等收入发展水平的阶段了，会面临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成本提高速度可能超过效率改善的速度。如果竞争优势不能完成主要靠成本 低廉向主要依靠效率提高转变，就可能产生以成本推动为主的通货膨胀，这就是滞涨。
　　短期问题，是需求方面的因素。2008年为反危机采取了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措施，但这种措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刺激经济增长，但它的消极方面在于，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拉动物价的增长，造成通货膨胀。问题在于，在拉动经济增长和造成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时滞，货币出去后大概经过两年，通货膨胀现象会出现。即2008年出去的货币，导致2010年通货膨胀的出现；2009年的新增货币则导致2011年通胀压力的加大；2010年上半年增发的货币到2012年上半年可能会形成通胀压力。因此从去年年底到明年上半年，中国都将面临比较大的通胀压力。
　　现在我们担心的是，这些扩张性措施出台以后，没能及时有效地传导到实体经济。尽管目前不能立刻判断出中国经济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但有一个现象表明，有一部分钱是到了虚拟经济市场，将来这些钱将传导到商品物价上，从而提高物价。这些物价起来之后，可能经济增长依然乏力。那么滞涨就会出现。
　　所以说，大的背景是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短期的原因是如果政府用于刺激经济的大规模举措没能使经济增长有效提高，那么将可能造成中国经济的滞涨。
　　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和财政政策选择既要考虑增长目标，即反萧条，也要考虑到反通胀的目标。在反通胀措施方面，我赞同货币政策基本从紧的方向，因为中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失衡和欧美国家的失衡是不同的。欧美国家的失衡是由于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有问题，所以它收紧货币，而一收紧，实业经济的流动性就有问题。所以欧美国家的经济危机大的背景是金融和非金融的企业都产生流动性紧张，对货币有巨大需求，因此这些国家的对策就是增加货币投放。
　　我们国家的情况是，此次危机首先是从国外传导进来，首先遭殃的是出口型企业，它拿不到订单，拿不到订单就停产，它并不需要货币。而国企、央企等大企业具有垄断性利润，它不缺钱；至于民营企业即便需要钱。由于体制的问题，他们也形不成有效的需求。这样。欧美国家是企业和银行都需要钱，要求政府给钱；中国是大企业小企业都不需要钱，而银行又有钱。因此解决我们问题的关键是培养货币有效需求，就是实体经济对货币的需求弱，而解决这个问题就不是短期的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它实际上要求有一个创新问题。为什么大企业有钱花不出去?它创新力弱，没有新产品开发，所以它不敢投，一投就是重复建设；小企业为什么没有货币需求?制度创新力弱，资本市场化水平低，小企业不能公平地应用融资市场，所以它即使需要资金，也形不成被体制承认的需求。
　　所以现在对货币需求的培育，需要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解决这个问题，不是短期内的增大货币投放能解决的。中国银行本身的流动性较为充裕，我是从这个背景建议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把多余的流动性上收，来防止流动性膨胀。总之中国的经济增长乏力不是由于缺货币，而是缺少对货币的有效需求。
　　我主张货币政策的从紧要多用数量手段而少用价格手段。因为运用价格手段，增加利率会增大企业成本，遏制企业投资需求，运用货币政策反通胀，还要考虑到有一个停滞、衰退威胁的问题，而运用利率手段将抑制企业的投资需求，这就有可能加剧经济衰退。
　　《南风窗》：对于这个问题分歧很大，有经济学家建议加息3个百分点。
　　刘伟：我不认同加息的观点。我认为中国的反通胀政策要长期化，不要企图在短时期里采取过猛的手段，否则会付出更大的经济衰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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