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舟覆舟_“载舟覆舟论”的谬误

　　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都取决于其人民在两个层面上的政治认同。其一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即“这是我的国家和民族，我是这个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其二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这不仅仅是对政治体制的拥护，而是从根本上认识到“国家的政治制度保护我的根本权利，因而代表了我的根本利益”。
　　显然，一个国家中人民的两个认同感越强烈，政治稳定性就越高。在这样的国家里，尽管可以有经济低迷、高失业率、高犯罪率、贫富差距悬殊、官员贪腐、效率低下、政治丑闻等种种弊端，也可以有游行示威、怨声载道、打砸抢，甚至政府因财政拮据而暂时关闭等乱象，但整个社会却能始终保持稳定并依法有效运转，不必担心会发生什么人民起义、暴动等大规模的颠覆性政治革命。反之，一个国家中如果两个认同感都很脆弱，则大规模动乱的可能性就很高。一旦发作，非但要颠覆政治体制，甚至会撕裂整个国家民族。比如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尽管在高压下似乎取得了各民族对国家及其政治制度的接受和服从，但是认同却十分脆弱。以致政治制度一旦松动，便立即天下大乱，政权垮台，所谓“国家”也分崩离析。
　　中华民族有着十分强烈的国家民族认同感。千百年尽管屡经战乱、分裂、外族入侵甚至“天下大乱”，但始终聚而不散，并能最终“重整河山成一统”。其根本原因就是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但是，人民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却始终是个难题。其根本原因，大概在于对政治体制的基本定义和认识上的偏差。孔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个载舟覆舟的定义，被历代帝王奉为治政的座右铭。然而，载舟覆舟的周期率却始终没有打破，造就了中华民族几多苦难与动荡。
　　今天看来，这个“载舟覆舟论”是大有问题的。其荒谬之处，在于将所谓江山社稷归之于君王，与庶民百姓无关。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庶民百姓们对“舟”及其政治体制的认同。于是乎，明主当朝，庶民山呼万岁，载之；暴君问政，百姓揭竿而起，覆之。山呼万岁的保皇与群起抗暴的造反，其实都是臣民行为。即便是大肆声讨往日欺压过自己的暴君者，扮演的其实也是臣民角色。毕竟，明主也罢、暴君也罢，如无载舟之水，皆为浮云。
　　毛泽东当年说过，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打破载舟覆舟恶性循环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民主的要义，就是要将舟水合一，建立全体公民共同参与的政治制度，从而使人民充分认同――而不仅仅是拥护――属于自己的国家政治体制。形象地说 ，就是要将“舟”拉平穿孔，变成一个“水”可以自由进出的大木筏。这样一来，任凭风高浪涌，和“水”结为一体的木筏岂有被“覆”之虞？
　　基于全体公民政治参与的民主政体，不仅是政治认同的需要，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两个前所未有的好处。其一，是个体的经济独立性：比如妻子离开丈夫也能独立生活，年迈的父母无需子女供养，也能靠养老金安享晚年――所有这些在一个传统的农耕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其二，是现代化将人们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从脚下不可移动的土地转换成可以随身携带的知识和技能，人们因而有了完全的社会经济能动性。其结果，是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理念的“臣民”价值观，被以“平等、自由、独立”为核心理念的“公民”价值观所取代。而政治参与则是一个公民不可让渡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正是有了广泛的政治参与的要求与行动，才成就了现代的民主政治，塑造了广泛持久的政治认同。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发达国家，尽管政治制度 （institutions） 有所不同，但无一例外地奉行民主政治体制 （system），绝非偶然。
　　当然，政治参与是一个繁杂且牵涉面广的政治行动，决不可无序进行。否则，只能导致民粹甚至是暴民政治 （mob politics）。因此，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关键。（按：关于这一点，笔者曾专文论及。见《政治改革的挑战与选择》，《南风窗》2010年第6期。）必须看到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催生不断高涨的公民意识。而他们积极参与公共政治的要求与行动，恰恰表明他们已然接受了现行的政治体制，并愿意按照这个体制的制度和规则――宪法及相关法律――来规范自己的政治参与。如果以积极的姿态来引导，不断扩大并日益规范公民的政治参与，将不断加强人民对政治体制的认同，从而为长治久安奠定根本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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