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贬值:中超

　　足球应该是门好生意，如果这生意做得不好，首先要从cE0身上找原因。 　　中国的足球联赛这门大生意中，最大的“公司”就是昔日的甲A和现在的中超，而IMG、福特宝和中超公司，就是这家公司的前后三任CEO。三任CEO的接力，使得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品牌价值从最高点的千万美元，一度跌到“零价值”。
　　考虑到这家“公司”的永匣的董事长是中国足协，一切就容易理解多了。甲A前五年：金色的联赛
　　“前五年赚了多少，后五年就赔了多少。”IMG中国区前总裁王应权如此定义和中国足协的十年合作。
　　IMG公司中文名为“国际管理集团”，这家1960年代在美国俄亥俄州成立的公司，是世界最大的专门从事体育和娱乐领域的营销和管理工作的公司，参与过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的营销。1979年，IMG促成了拳王阿里的中国之行。
　　作为一家1970年代末就进入中国的美国体育公司，IMG拿下首届甲A联赛商业运营代理公司几乎不费吹灰之力。1990年代初期，在中国足球圈内尚不知道何为“职业足球”时，IMG就以“一年120万美元承包费，以后每年20％递增”的合同款项拿下头五年甲A开发权。
　　“1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一个让很多足协官员都瞠目结舌的数字。此前，足协每年从国家体委得到的运作经费只有区区50万元人民币。
　　当年和IMG交涉的足协官员是联赛开发部的许放和张吉龙。“(他们)对职业化联赛的运作懂得不多，态度谦虚，多是求教。”IMG中国区前总裁王应权回忆。
　　在与足协沟通前，IMG已经和美国万宝路打好招呼，问：“如果中国有一个最好的足球职业联赛，你们愿意掏多少钱。”万宝路总裁摩尔答复：“180万美元。”得到这个底价，IMG开始放心大胆谈这笔买卖。
　　“good deal!”这是IMG美国总部对合作的评价，因为王应权的团队“不仅拿下了中国最好的足球职业联赛，还让公司收获了一笔不小的盈利”。
　　实际上，这也是一份双赢合同，对足协而言，IMG的丰厚协议堪称中国体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引进外资项目，这笔收入和央视转播甲A一并被誉为“撬动职业联赛”的两大杠杆。《体坛周报》评论员周文渊认为：“职业联赛能够如期推出并取得出人意料的火爆开局，与IMG的启动资金及时注入有关，也与IMG娴熟的包装推广有关。”
　　王应权回忆：在最初说服万宝路拿钱时，IMG提出一个理念，如果你愿意拿出两分钱，那IMG应允一分钱投入联赛，一分钱帮你做品牌推广。“IMG的概念很新颖，不但希望留住赞助商。还要告诉赞助商，你并不是简单的出钱，我们会和你们一起共同开发品牌。”
　　足球职业联赛开展前五年，火爆异常。赛场上，大连、上海、广州、北京南北四地争霸。数据统计，1996年甲A联赛上座率达到场均2，43万，是迄今职业联赛的峰值。“大家都笑呵呵。”王应回忆，“和中国足球的一个五年合作像蜜月，甜蜜。”
　　作为总冠名商，万宝路也志得意满，在那个群雄逐鹿的外烟时代，通过足球，万宝路迅速打通全国销售渠道。万宝路给IMG的反馈：这180万美元花得物有所值。
　　于是，不断有赞助商挤到IMG门口要求赞助足球。IMG只能婉言谢绝，并告知需排队等候。
　　那几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飞速成长，钱景诱人，被评为亚洲最令人瞩目的赛事之一，光是1997年，IMG就挣了几千万人民币，这也是IMG进入中国20来，从体育产业中赚到的第一桶金。
　　王应权有些夸张地形容：“当时钱赚翻了。我们看到足协办公条件太差，主动联合万宝路掏钱装修了足协二楼的会议室。”
　　1998年，IMG和中国足协的五年合同期满，IMG迫不及待提出续约，并主动把承包金额提高10倍，一年达到一亿人民币。也就说，职业联赛的品牌价值在十年间增加十几倍。
　　王应权解释：“在和足协合作的前五年，IMG账目是完全透明的，外界知道我们赚了多少，所以谈判时，提高十倍承包金额几乎没有回旋空间。”
　　虽然1998年才投身中国职业联赛。但日本佳能相机也尝到不少甜头。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企业品牌沟通部的许诺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年佳能投资甲A联赛，看重的是央视转播超强的覆盖率，一场甲A联赛基本可以覆盖中国一线城市。”而佳能也正是凭借足球平台，打响知名度，在和另一日本相机品牌尼康的竞争中，领先身位。
　　在第二个五年合同中，几乎所有的赞助商都选择继续合作，唯独在联赛总冠名权上，出现“意外”。由于国家已禁止外烟打广告，万宝路被迫退出，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浮出水面。为了争夺甲A联赛的总冠名，两个“可乐”大打出手，最终，百事以一年1000万美金天价拿下冠名权。
　　但百事可乐万万没有想到，未来五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直线加速度坠落，几乎猝不及防地跌到深渊。甲A后五年：外资纷纷上岸
　　现在回顾甲A联赛，2001年一2002年是一个分水岭，联赛品牌从峰值跌入谷底。
　　2001年年初在深圳的足球会议上，足协专职主席阎世铎提出：2001年甲A联赛只升不降，2002年甲A联赛只降不升，并建议缩短联赛时间，为2001年国家队备战世界杯预让路。
　　王应权是第二天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糟糕了，事情太大了。这个政策破坏了已经运转8年，刚刚走上正路的职业联赛体系，各俱乐部会减少投资，联赛品牌也会下跌……
　　“一个如此重大的决议，足协没有跟我们商量过，哪怕提前通知，也没有。”王应权说，他当时就能隐约觉察，未来的职业联赛前景不妙。
　　但在外人看来，2001-2002年却是中国足球最辉煌的年份，封闭十余年的世界杯大门，终于向中国敞开。沈阳五里河体育场飞扬的五星红旗和球迷欢快的场景似乎在见证着中国足球的腾飞。
　　“但这值得吗?一次出线了，破坏的是整个职业联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圈内人告诉记者。
　　坏消息开始到来。2002年，足协中止了和央视的转播合作。
　　甲A前五年，中央电视台仅以每场比赛插播两分钟广告的代价就获得了全部比赛的转播权，基本算是“免费午餐”。2002年，因为世界杯出线，足协把转播费抬高到800万。这一做法也合乎逻辑，因为近几年，央视通过转播甲A联赛以及开发与足球相关的体育节目，获利至少达到1亿元，但央视拒不接受。在这场备受瞩目的价格拉锯战中，两个行业内大佬都不愿意低下高昂的头。
　　在和央视谈判前后，王应权曾多次以朋友身份提醒足协的一些官员： “足协最大的收入来源于是IMG每年的承包费。和央视的转播费收入是小部分。牺牲大合同的利益去完成小合同的事情，不划算。”
　　
　　 　　―位前IMG足球部员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不能仅仅简单地把央视视为转播商。在中国，央视的强势资源正是各级赞助商最为看重的环节。从商业营销角度看，足协应该视央视为合作伙伴。当年甲A刚创建时，IMG甚至建议足协，哪怕自掏腰包，也要让央视转播，这样联赛才可以覆盖全国。”
　　但商人们的建议石沉大海。
　　2002甲A联赛，直到第7轮央视才恢复转播，但经历反复折腾，再加上世界杯的冲击，场均观众已经降到1.4l万。
　　2002年年底，百事可乐告之IMG公司：因为取消升降级和央视转播权反复更迭导致收视率下降，打算扣款。
　　对于这两个理由，IMG几乎没有还手之力。在和赞助商签署的合同中，央视转播的场次和覆盖人群都有数字的要求；取消升降级视为职业联赛重大变故，在合同中也属于严重的违约。“百事提出的这两点，完全合理，我们完全接受。”王应权说。
　　不得已，IMG也必须如此这般按照扣除和足协签署的合同款项。据说，当年IMG一口气指出足协有一百多处违约。此举让阎世铎大为恼火，多次向IMG暗示：不要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要着眼于足球大环境。
　　“我曾多次在非公开场合提醒过足协，颁布任何政策前要顾及合同。”王应权说，“合同上写得明明白白，IMG对央视转播场次的规定。如果执行不了，按照合同办事。”
　　2002年底，百事以合同有重大违约之由和IMG解约合同。一份五年合同，百事只履行四年，这也是甲A联赛运行以来，首次有品牌主动退出。IMG想努力挽回，但百事美国总部回复：宁愿让市场战略受影响，也绝对不愿意和一个不健全的品牌挂钩。
　　原来早在退出前，百事市场部就曾委托第三方做过调查：冠名甲A四年，百事声誉并没有提高，反而全是负面认知。2001年一2002年甲B五鼠假球案，黑哨案，中国球员打人，嫖娼等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让赞助商很是烦恼。曾有百事集团的管理者私下告诉IMG：是足球让我们变坏了。
　　2003年，IMG拉来西门子临时救急，但赞助金额已从2002年的11017万元人民币下降到4139万元人民币。王应权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当年如果西门子不能冠名，IMG会提出让足协赔偿损失。”
　　百事可乐离席的后遗症迅速蔓延开来，很多本想投身足球的国际品牌，纷纷停下脚步。
　　“百事退出叫‘老大效应’。意思是说你这个行业里面的老大死了，连带的负面效应是摧毁性的，它肯定会给其他大公司一种信号，说明这时赞助足球时机还不成熟，或者这个品牌本身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王应权告诉记者。
　　在签署第二份五年合同前，IMG曾为甲A构筑了一个美好前景，王应权规划，至少让联赛品牌提高一到两个档次。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增加了十倍承包金，和欧洲足球相比还是小数目，盈利空间巨大。
　　但五年后，IMG越发感觉有一股不可抗拒的人为因素在左右市场。在取消升降级后，IMG曾多次把反对意见递交足协，被足协领导告知，联赛就应该为出线让路。
　　“我们无法参与中国足球的决策。没有话语权，似乎只有出钱的权利。”王应权直言。利益、理念、机制一系列的差异让IMG对中国足球越发失望。
　　2003年年底，在甲A已确定升级为中超时，和中国足球“联姻”十年的IMG毅然退出。
　　“说实话，IMG从没有想过终止合同，”时隔六年，王应权仍然对《中国周刊》记者强调，“我们一直希望在中国做下去。但看不到前景，为什么还要做下去?”
　　其实，足协也早对IMG心存不满。原因之一是LMG意见太多，难驾驭；第二是职业联赛利润让足协眼红。足协某领导曾告诉手下：肥水不流外人田。
　　王应权觉得，IMG并非是刁蛮商人，在履行合同的最初几年，足协也有诸多违约之处，比如在某场比赛中，球迷协会举出一个啤酒广告牌，和一些一级赞助商的品牌冲突，但IMG非常理解一在中国，职业联赛是新生儿，出现小问题，要给相关部门足够的耐心。
　　“IMG忍无可忍了。”评论员周文渊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说，“以前，和足协话不投机，没事，有钱可赚；现在，影响了根本利益，这就触及了问题底线。”他形容，1MG和足协的分道扬镳，像一对已拎不清关系的夫妻，早就动了休了彼此的念头。
　　IMG撤出甲A后，再也没有涉足任何中国联赛。一位前IMG足球部的员工猜测，“也许是怕了。”
　　浸染足球圈十年，王应权和很多足协官员有私交，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阎世铎。在一些非正式场合，他曾和这位红极一时的足球掌门人有过多次沟通。阎世铎永远笑容满面，一副耐心听取的姿态，但过后，没有任何改变。
　　王应权说：“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
　　
　　福特宝：裸奔制造者
　　
　　2004年中超元年，在没有举办任何招标和听证会的前提下，福特宝接手中超联赛。福特宝的前身是足协联赛开发部。早在1993年，为了方便市场开发，足协注册了这家公司。这家当年注册资金只有200万元的小公司全称是北京福特宝足球产业发展公司，位于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比邻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圈内人戏称福特宝：足协的儿子。
　　甲A联赛的黄金盛世，福特宝只能从足协那里获得一些特权：比如开发甲A球星卡，组织超霸杯。周文渊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在接手中超前，福特宝没有做出过任何让圈内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可以说，它当了十年忍者。”
　　当甲A升级为中超时，王应权还是给予了乐观的估计，他认为“职业联赛经营了十年，在收视率上，已能和英超媲美了”。
　　一些足球专业人士预测： “如若利用品牌升级的机会，搞好中超联赛，那么职业足球的产业链条就可以初建雏形。”但质疑声同样不绝于耳：“福特宝能做好这一切L57”
　　在2004中超联赛的招商大会上，福特宝计划的八个一级赞助商只找到了四个。中超开幕前50天，西门子才勉强同意以800万欧元的款项继续担任冠名商，但开出的合同极其苛刻。在电视转播权的谈判中，央视开价700万，但足协转而以三年1.5亿元的价格卖给了上海文广。
　　王应权痛心疾首：“从营销角度看。不能说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
　　中超元年的开局不利，也隐约预示着日后一系列丑闻的发生。先是俱乐部不满足协年底分红，紧接着又传出球员买球吸毒的丑闻；2004年10月2日，国安球员在俱乐部的指示下，制造了中国足坛第一起罢赛事件。11天后，大连实德的总经理徐明突然站出来声援国安，并联合七家中超俱乐部，发起G7革命。他们向足协抛出十几万字的文件，并喊话：要夺取联赛的管理、监督、分配和经营权。
　　熟知国际足球的人都 清楚，这场革命和1990年代初期英国足球的改革何其相似。当年，同样因不满英足总的官僚做派，英国十几家顶级俱乐部脱离足协管制，自立门户，英超联赛得以成型。
　　但在中国，徐明掀起的革命性质并不能简单的归结为资本革命，在某种层面上，他是在公然与体制叫板。
　　很快，投资者的革命之火被足协压制，但在俱乐部的逼宫下，福特宝被迫公布了中超的当年收入：1.3亿元。此前，在中超联赛招商大会上，福特宝曾夸下海口：中超联赛经营收入可以达到2，5亿元。
　　“骗局。”一位足球圈内人说，“给出的金额前后缩水一半，福特宝毫无诚信可言。与1MG的相比，它差的不是一两个档次。”
　　2004年，继中国男足彻底丧失了进军南非世界杯的希望后，女足又在外战赛场上0：8惨败德国。再加上中国足协出台的“只升不降”、“升二降一”的联赛规则，中国足坛混乱不堪。
　　2004年足协公布的年终报告中：首届中超联赛的上座率是平均每场1.1万人，比末代甲A下降了38％；由于央视不再转播，观看中超的平均数只有1.3亿，比2003年下降了42％。
　　很多足球专业人士都认为，中超收视率的下降对市场的打击是致命的。
　　“一般赞助商并不是很看重上座率，他们最看重的收视率。因为收视人群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对足球品牌的认可，联赛收视率下降，意味着品牌覆盖率的下降，进而很多与联赛相关的数据都会下降。”王应权解读。
　　2004年年底。各个俱乐部从足协那里只拿到100多万分红，在甲A时期，俱乐部每年的分红在400万上下，最高时拿过600刀。
　　联赛的各级赞助商也对中超怨声载道。因为联赛品牌的下降影响了赞助商的利益。佳能公司年终统计，中超元年负面新闻占一半以上，于是佳能做出扣款20％的决定。
　　“我们是对比上座率、电视收视率和正负面新闻而得出的联赛品牌下降的结论。”佳能(中国)企业品牌沟通部高级项目专员许诺告诉记者。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赞助商负责人回忆：2004年，赞助商参加过由足协组织的赞助商联席会，但从2005年开始，这种机制就没有了。在处理一些问题上，联赛管理者和赞助商之间始终没有形成有效的沟通渠道。“比如，到年终扣款，怎么扣?没有沟通。赞助商间不得不横向联系，自发沟通。”
　　另外一位不愿具名的赞助商抱怨：“福特宝姿态很高，好像是我们求着他们办事。每次问他们一些政策的决议，他们答复是：这是政府规定。”
　　2005年，西门子没有履行完两年的合同，退出中超。2004年的赞助款项也因国安退赛等一系列负面新闻，被西门子扣去一半。据说，足协只拿到约500万欧元。
　　一位体育圈内人士分析：“凭借合同文本中的违约条款退出，西门子让福特宝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市场经济，遵照合同办事，没有信守承诺，这就是风险、惩罚和代价。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可以毁掉你辛苦赚取的财富和市场，最终让你一无所有，负债累累。”
　　但作为联赛的开发商，福特宝并没有负债累累。在足球评论员周文渊《审判足球大佬》一书中，曾揭示了这样一个现象：
　　“2004年，中超元年公布的财政预算中，赫然注明8％的收入将作为福特宝的代理费。按照这个比例，福特宝年终会有千万进账。也就说，福特宝没有投入，就会有千万纯收入。当初，IMG为了获得甲A代理权每年要向足协缴纳高额承包费，而后又涨到一个亿。显然，在联赛的开发模式上，足协在实行双轨管理。”
　　还有一件事情让旁人匪夷所思。当年，IMG曾有意接手“中国之队”，也就是中国国家队的商业开发。但足协官员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理解一下，我们不可能把两个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2004年，足协将中国之队和中超两大项目都交给福特宝。
　　2005年，福特宝没有找到冠名商，中超联赛裸奔，随之带来是减薪、白条、下岗、转让，贱卖等一系列行业内的不景气现象。这一系列的信号显示，资本正在远离足球，联赛的品牌价值在大幅度倒退。
　　在IMG退出足球后，王应权也离开了IMG。一些赞助商曾私下告诉他： “我们不是没钱，是不敢碰足球。中国足球让人不放心，今天出丑闻，明天取消升级，担惊受怕的。投了那么多钱，不是怕不出效果，是怕反效果。”
　　2004年-2005年，在人们跳出来纷纷指责福特宝经营不善时，福特宝总经理邵文忠也有一肚子的苦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福特宝员工告诉《中国周刊》记者：“福特宝是足协的全资子公司，风格很像国企。理论上，他赚的每一笔钱都要上交足协。每一项决意都要跟足协某个主任汇报，每一个想法方案都要得到足协的认可。它虽然是一家公司，但很多东西控制不了。比如IMG-年能花费50万美元，组织专业团队帮赞助商推广品牌，但福特宝没钱，没钱找不到人。总经理邵文忠肯定知道怎么做才能更好，做不到，是体制原因。”
　　2005年，王应权加入瑞士盈方公司，这家体育公司代理中超赛场广告牌的翻滚式技术开发。一块中超赛场的广告牌子，王应权能明显感觉到不如甲A。甲A鼎盛时，一块广告牌打包售价100万美元，十多年过去，中超还是这个价格，没有任何涨幅，“这就不正常了。”
　　
　　中超公司：换汤不换药的国企
　　
　　2006年，在俱乐部施压下，足协决定改换联赛开发模式，成立中超联赛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中超公司)。
　　这家总部在上海的公司，是家股份制公司，注册资金只有200万元。其中，36％的股份属于足协，剩下的16家俱乐部平分到手只占4％，足协是绝对的大股东；如若再仔细看，中超公司法人一栏写着：南勇。
　　“足协存心把中超公司做小，这样可以掌握绝对话语权，如果注册资金是上千万，足协拿不出那么多钱。”足球评论员周文渊指出，“从福特宝变成中超公司。表面看代表管理者开始尊重各俱乐部的利益，但实则只是换个马甲。”
　　按照中超章程规定，仿照英超的中超最高权力机构应该是中超委员会，中超的经营权在中超公司。早前，福特宝的代管严格意义上是不合法的，但中超运转两年后，足协才慢吞吞把成立中超公司摆在案头，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奇怪。
　　在周文渊《审判足球大佬》一书中曾提到：2006年，足协对中超的经营有三种选择，第一继续福特宝代理，第二社会招标，第三中超公司自己做。第一种足协自己忍受不了，2005年中超裸奔充分暴露出福特宝公司不善经营；第二种足协担心会重走IMG的老路，对联赛失去控制；第三种成立中超公司是最好的方向。
　　2005年年底，中超各俱乐部老总在足协的主持下，召开了筹备中超公司的会议，时任谢亚龙领衔的足协主动将年终分 红比例由20％降至10％。没有争执不休、没有讨价还价，会议很快确定了俱乐部经理人选：福特宝的前任副总经理瞿郁明。在会上，他承诺，2006年的中超，绝对不会裸奔。
　　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张路曾抱怨：在中超股东会上，很多决议的事情，无法保证执行。
　　一位知情人参加过类似中超股东会：“说白了，还是足协一言堂。会议在务虚，走过场，足协宣布最近要推出什么新政，不是跟你股东商量，是告知、通告，马上去执行。”
　　2006年，中超公司拉来了英国网络公司爱福克斯，避免了联赛裸奔，但年底，爱福克斯破产，至今还拖欠600万欧元；2007-2008年，冠名商换成深圳金威啤酒，按照足球数据公司求之易给《中国周刊》提供的参考数据，赞助金额分别是3600万元人民币和4000万元人民币，但两年金威分别支付了2000万元。为何没有付清款项，没有被公布。圈内一个流传的说法是，金威啤酒明确告知，钱我没有，啤酒有的是。
　　一位足球产业圈内人直言：“和福特宝一样，中超公司同样没有人才。经营一个联赛，不是安排主客场比赛那么简单，里面有非常复杂的商业需求。比如怎么帮各俱乐部推广，体现他们的权利?至少到现在，没有看到中超公司有这样的作为。”
　　《体坛周报》曾做过统计，参与中国足球的公司超过1000家，产生实际赞助行为的约有150家。最辉煌的2002年有13家品牌拥挤在甲A联赛。但如今，翻开联赛赞助名单，从百事、百威、飞利浦到恒源祥……很多公司都已消失。职业联赛发展十余年，只有耐克一家在坚守。
　　2009年，曾赞助联赛11年的日本佳能退出了中超。佳能给出的理由：“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削减了赞助中超的费用。”据佳能公司的一项内部数据表明，从品牌的推广看，2009年和1998年相比，佳能品牌没有得到太多提升。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职业联赛本身的价值没有得到提升。
　　一位不愿具名者说：“日本管理者认为，中国联赛似乎对美誉度并不看重，另外，职业足球也并非是他们所认为的，是―个纯商业的联赛。”
　　据传，在佳能的年终报表中，早就把赞助中超联赛的款项性质列为“社会贡献”，而非先前的“商业赞助”。
　　佳能的退出让很多行业内的人感到悲凉，因为与西方赞助商在合作中“意见不断”相比，佳能算是中国足球最“老实”的伙伴。
　　在退出中国足球后，佳能把对体育的热情伸向美国职业橄榄球，至今合作四年之久，非常愉快。
　　一位负责此项目的佳能员工告诉记者：“美国职业联盟体制很完善，在各个方面，联盟都会给赞助商支持。―个成功的职业联盟首先要建立诚信体系。赞助商相信你，球迷相信你，市场才能相信你。”
　　在刚刚结束的2009年中超赛季，作为主冠名商欧洲轮胎品牌倍耐力拿出了4500万元人民币。一位熟知内幕的人猜测倍耐力之所以愿意投身足球，是因为“他们尚不清楚中国足球的水有多深。也许倍耐力认为，赞助中超总冠名一年450万欧元，很廉价，按这个价格，在皇马都买不到一块广告牌子”。
　　另一个财大气粗者耐克也在2009拿出1500万美元的装备赞助中超。一种说法是，这并非是看重中超品牌――阿迪是足球老大，耐克是篮球老大，在双方都无法突破传统领域后，彼此转而抢占敌人市场。
　　中超公司的现任总经理吕峰在接受《中国周刊》采访时，总结2009年的中超：“多数赞助商已经向中超公司支付完了2009赛季的所有款项，总体上来看，赞助商对今年的联赛是比较满意，至今没有提出扣款的要求。”
　　作为一家非上市公司，中超公司暂不方便向《中国周刊》透露年度财务报告，但吕峰告诉记者：“2009年中超上座率达到了平均每场1.63万人，打破了2007年平均每场1.51万人的最高纪录，收视率达到1.9亿，基本符合赞助商的市场诉求。”
　　耐克公司和中超的赞助协议将持续10年，赞助费每年按10％逐年递增，总价值将超过2亿美元。倍耐力公司也和中超签订了3年赞助合同，有了这两单合同，中超联赛未来至少能达到“温饱”状态。当然，这无法与2002年百事可乐一年11017万天价冠名费相提并论。
　　但很多圈内人都担忧：2009年底的这场赌球假球风暴，是否会让那些刚对中国足球燃起希望的赞助商又萌生退意?
　　恶果――早在1992年那场被比喻为中国足球“遵义会议”上的“红山口会议”就己种下：那年的会议，被外界解读为一届“足球改革派决定开放市场，成立职业联赛”的伟大会议。但据一位知情人透露：实则是因为施拉普那率领的国家队出线无望，体育总局实在不想再向足球投钱，不得已，足协必须以市场换资金，但同时，“出线足球”的最高目标依旧不变。
　　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职业联赛开展十余年，作为足球的管理者，足协不仅没有放权，反而走向集权道路。
　　但谁又能指责中国足协呢?名义上，它只是一家非盈利的社团机构，实则，它也只是挂靠在体育总局下名为“足球管理中心”的政府衙门。两块牌子，一帮人，尴尬的局面早就产生了：在《体育法》中规定的代表会员利益的社会团体，同时又成为整个行业的管理者。至今，足协甚至没有独立的财政预算权，理论上，每年的经费要靠体育总局拨批。
　　问题又回到原点：那些曾在足球职业联赛积累的巨额财富都哪去了?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几代足球掌门人永远不会告诉你：它们都不动声响地流入了其他体育项目，否则我们又如何拿那么多金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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