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联成长录】宝贝成长录

　　历史是从珠海开始的。 　　1985年,这座城市出现了一种简单的卡片:卡面上红下灰,左上角是一枚战国时布币的图形,上方是“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的字样。 　　这就是我国第一张信用卡――“中银卡”。
　　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一张以“红棉”命名的信用卡,由中国工商银行广州分行发行。之后,相继出现了第三张、第四张信用卡……
　　1989年,工商银行的“牡丹卡”;1990年,建设银行的“龙卡”;1991年,农业银行的“金穗卡”;1992年,深圳发展银行的“发展卡”;1993年,交通银行的“太平洋卡”……
　　信用卡以“扫楼扫大街”的方式发行,当时,经常有人说“卖信用卡的就像卖保险一样具有蛊惑性”。
　　到19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时候,北京大商场的收银台里,打眼望去,满柜台的POS机。走近看,柜台下还有一排。各家银行都有自己的信用卡,一家银行一台POS机,难怪柜台摆不开。
　　为消费方便而产生的信用卡,此时遭到了尴尬的境遇。
　　怎么办?
　　
　　18个机构
　　如果,各个银行的信用卡可以在同一个POS机上刷卡,问题就解决了。
　　1993年以后,各地陆续推出了“银行卡服务中心”,全国共达18家。这种服务中心是区域性的,用来对接一个城市或者一个省份的信用卡信息。这样就解决了同地区刷卡联网的问题。
　　这也是中国银联的前身。
　　这18个机构形态各异,有公司法人,也有行政事业单位。北京成立的总服务中心,既不是公司法人,也不是独立的行政事业单位,它的身份是“非法人”。
　　18个机构的成立有一个相同的政治背景:1993年,国家提出“金卡”工程,要求实现POS机与ATM机网络资源共享,改善用卡环境。
　　异地联网怎么办呢?
　　2001年2月,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提出,银行卡要走联网联合的道路,要成立一个中国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
　　银行卡业务的春天来了。
　　不久,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万建华被安排筹备此事。同年5月,一个名为“银行卡联合发展组织筹备组”的组织成立了。组长便是万建华。当时,筹备组里还包括两名副组长:曾任华夏银行行长助理的段小兴和时任人民银行科技司副司长的刘永春。
　　
　　筹备争议
　　筹备组成立后,李峰(化名)也从招商银行来到筹备组,他记得,对于要建一个怎样的机构,各家吵得很激烈。
　　大银行认为,我们已经投入巨资建设自家网络,如果联网通用,就等于让小银行搭了便车。而且,银联公司化运营后会不会在收单业务上抢夺银行的市场?我们不干。
　　小银行则一派欢欣鼓舞,联网通用后,只要有POS机就能刷卡,省去了自己铺设网络的工夫。
　　但是,总体看联网通用对大家还是共赢,做还是要做,问题是,怎么做?做个什么样的银联?
　　筹备组请来了VISA、万事达、日本的JCB和美国FDC(美国的银行卡外包服务公司)。几家机构的人同处一个办公室,商讨未来中国市场的信用卡清算体系。
　　四家国外机构都很乐于接受筹备组的邀请。因为,中国市场的潜力是国际货币卡组织觊觎已久的。
　　他们的想法是:一旦参与到银联建设中,在国内设置代理机构,或者合资分成,都将是很好的切入中国市场的方式。
　　但是,他们“幼稚”的设想,很快被中国政府“枪毙”了。作为金卡工程的主要项目实施者,银联不能中外合资,前期最好采用内资的股权结构,而且主要应由国内银行出资。
　　接下来讨论的是,银联要做成行政事业单位还是股份制公司。
　　大银行提出来:应该做行政事业单位。VISA是国际组织,当时不以营利为目的,那么银联也不能以营利为目的。
　　筹备组仔细研究了VISA和万事达的体制。回来得出的结论是:VISA和万事达也是公司化运作,而且,之前18家机构的经验证明,公司制的服务中心普遍做得比较好,譬如上海、深圳、广州和厦门。
　　最后,银行和筹备组达成一致:做公司。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大银行提出来“章程中要写明不以营利为目的”。
　　在此还要提到筹备组组长万建华,此人号称“中国VISA之父”。
　　业内,他被评价为一个“智慧”和“实干”的人。筹备银联之前,他任招商银行常务副行长。当时,招行的分配体制是工资和利润挂钩,利润占到收入的一半以上,收益见效慢的个人业务并不吃香。但是,万建华看好信用卡业务。
　　在银联是否应当营利的问题上,万建华说,对我们经营者来说,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很好的,股东要求我们光花不赚岂不是容易么?
　　此话似乎很有道理,于是,大银行也不再强调银联的非营利性了。
　　经过三轮讨论,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向最终确立。85家金融机构作为股东,成为当时未上市企业中股东最多的一家。
　　但问题又来了,《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银行不得参与配股。这些金融股东,已经违反了《商业银行法》。于是,筹备组摘出里面的一句话作为法宝,“除国务院批准除外”。
　　2002年3月,银联正式成立,这既是国内唯一一家银行卡跨行交易清算机构,又是国家工程。央行赋予银联“组织银行制定规则”的权力。
　　一个刚刚诞生的婴儿,开始主宰银行信用卡市场结算渠道,“负责监管”的则是人民银行。
　　
　　新冲突
　　这一年,被业界称为中国信用卡元年。
　　就像一个闸门,只要打开,水便迅速流动起来。银联的成立,就像打开了各家银行的联网闸门,大家实现了资源共享,瞬时间,刷卡量猛增,业务迅速聚集。
　　成立当年,银联就实现了在300个城市各大银行的行内联网,在100个城市实现银行卡的跨行通用,在40个城市发行银联标识卡,并且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异地跨行通用。2003年,全国地市级以上城市实现联网通用。
　　这一进展皆大欢喜,银行、政府、消费者,甚至VISA,都感到欢欣鼓舞:银行的信用卡利用起来了,政府的利民工程建设起来了,消费者生活更方便了,VISA理想中的国内代理雏形显现了。
　　然而,在银联内部,却十分困惑,大家开始搞不清这种商业模式的价值。
　　银联前高管李峰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当时银联高层在思考,“银联就像一个枢纽,枢纽的价值具有工具性,仅仅是连接。我们自己在想,还应该做些什么事情?银联做的是跨行信息转换,就像一个代工厂。我们不主导这个产业的话语权。这个产业的主导权,还是VISA和万事达说了算。银联呢?”
　　2003年,银联开始扩展产业链。
　　产业的这一端,银联投向上游信用卡发卡机构,成立银联数据公司。这个机构相当于银行信用卡部的电脑部。银行卡所有的管理都固化在一套软件和硬件设备上。银联数据公司就提供这一套设备。现在,银联数据给90多家银行服务。
　　产业的另一端,银联开始参与收单银行的业务,成立了银联商务公司。银联商务的主要任务是谈特约商户、布放POS机。2003年银联商务成立之初,全国仅有POS机20万台左右,现在已突破240万台。经银联商务开发的特约商户,多达60万个。
　　银联的业务延伸,终于引爆了银行方一直以来的担心。
　　按照银联给出的规定,每一笔交易中,收单机构向商户提取佣金,并与发卡银行、收单银行一起分成。而之前,佣金是由银行独享的。
　　难怪,银行方评价:“银联商务就是个怪胎!”“银行是银联的股东,现在银联拉出个银联商务来抢银行的市场。”
　　矛盾愈积愈深。业内传言,在一次大会上,一位银行的行长曾当众对银联商务的一把手拍了桌子。
　　后来,银联将矛盾激化的银联商务独立出来,但是股东方依旧是中国银联。
　　银联要做产业帝国的野心,后来通过一本书验证出来。
　　2006年,中国银联战略发展部编译了《银行卡时代》。这是一本记录美国市场银行卡业发展轨迹的书。从地区联网到全球联网,从联网到上下游产业的完善,这就是一个成型的全球银行卡商业帝国的版图,也是中国银行卡市场未来版图的描绘。
　　万建华在序言中引用了作者的话,将银联与这个产业的上下游关系引述为“鸡生蛋和蛋生鸡”的问题,难以割裂。
　　
　　走出去
　　几乎与扩展国内产业链同时,银联开始了走出国门的探索。
　　2003年,中国政府进一步制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此战略中,银联是重要组成部分。万建华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银联卡用到哪里。”
　　2004年初,银联拿出了国际化方案。
　　曾经在中国银联战略发展部工作的张亚双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国际化路子的方案换了三套,最后确定为两个方向:中国持卡人在海外刷卡,国内发卡,全球受理;全球发卡,全球受理。
　　具体到市场区域,就是从香港、澳门入手,然后开发东南亚在内的亚洲市场,最终扩展欧美市场。
　　2008年,银联提出了“一年夯基础,三年迈台阶,五年一跨越”。2010年,正是银联国际化跨越的第三年,银联的目标是将国外市场扩大到100个国家和地区。
　　目前,银联在香港澳门,市场占有率已超越VISA;在日本已发行银联标准卡;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占有一席可观的市场;2010年6月30日,台湾ATM机的银联卡的受理业务正式开通。相比之下比较薄弱的是欧美市场。因为欧美有比较成熟和完善的货币卡机构,VISA等组织的地位难以动摇。
　　国际化之路,银联走的是在国外找合作银行,做收单的方式。这件事情,在国内,银联绝对有话语权,找哪个银行收单,可能只是一个电话的事情,但是在国外,银联要付出高额的成本,也因此有了“以内养外”的说法。
　　
　　成长的烦恼
　　去年,银联的国内市场交易金额增幅超过了60%,并且保持了多年50%以上的增速。这让世界货币卡组织都感到惊叹。
　　但是,问题也一路同来。
　　2004年上半年,深圳上海等地的部分商户掀起了一阵“罢刷银行卡”风潮。
　　由于消费者刷卡时,商户要付一笔佣金,他们提出,银行卡本是银行的业务,凭什么要我来买单?银行认为,我的业务促进了商户的消费量,当然要向你要佣金。商户、银行等方为刷卡费率激辩不休。
　　设定这个规则的是中国银联,它自然被卷进其中,并被斥为垄断经营。
　　接着,系统瘫痪事件让银联手忙脚乱。
　　2006年4月20日上午10点56分,银联通信网络和主机出现故障,造成银行卡跨行交易不能正常进行。直到晚上8点,交易网络才得以全面恢复。事后,银联也没有向商户赔偿,仅有一纸声明通知大家系统暂时不能用了。
　　谴责,从四面八方砸来。
　　“如果说系统偶尔或短时间出现一些问题,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此次事故时间如此之长,可以看出银联对这种突发性灾难准备不足,并且在事故发生之时没有做好相应的应急措施。”
　　时任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的一位负责人称,这样的事件是埋藏在我们周围的一颗炸弹,不知道它何时会再次爆炸。
　　现任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市场室主任曹红辉对那次系统瘫痪事件记忆犹新,“作为学者,我们更关心所谓支付清算体系的稳定性、安全、高效、便利,而不是什么卡组织是谁,和谁竞争。但如果这种关系影响到前面四个目标,那就不同了。”
　　之后,从业内传出消息,银联还出现过短暂(一分钟)的系统停滞。
　　“420事件”也让银联开始关注自己的系统安全。李峰向《中国周刊》记者证实,截至2010年,银联的二代系统已经基本上线。
　　系统安全只是在国内成长的烦恼的一个表现。
　　现在,当银联发展到第九个年头的时候,成长的阵痛越来越强烈,这种阵痛更多的来自国际化,它与VISA等国际巨头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冲突成了家常便饭。
　　李峰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这是银联历史上矛盾最激化的一个阶段。激化到,银联和VISA谈判屡屡失败。”
　　2009年,VISA正式提出对银联的海外封锁。2010年5月,VISA的一纸通告,更是让二者的矛盾变成了舆论焦点。
　　银联,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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