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南翔毁掉清华_蒋南翔:开创新清华

　　1952年的最后一天，阔别母校15年的蒋南翔，以校长的身份回到了清华大学。自梅贻琦1948年12月离开之后，清华总算有了新校长。 　　蒋南翔是清华大学校史上第一个共产党校长，任期近14年，人们习惯称他治下的清华大学为“新清华”，以区别他与前任梅贻琦及之前历任领导下的“旧清华”。
　　
　　从学生到校长
　　39岁的蒋南翔从团中央调出，来到清华大学，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委派，也是他的主动选择。当时，除了清华大学，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也希望他去工作。
　　1932年9月蒋南翔考入清华文学系之初，对自己的规划是当一个学者，因此，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他埋头学习，给人印象也是诚朴寡言、沉静深思，显得有些腼腆。
　　不过，国难当头，蒋南翔的书桌没法平静。他开始加入清华校园里的三三读书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社联小组等各种类型社团组织，也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
　　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当局以维持治安的名义，派5000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但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包括校长梅贻琦都提前通风报信，蒋南翔等人得以逃离。蒋南翔后来回忆， “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
　　在这样的环境里，蒋南翔迅速成长。1933年10月，大二的蒋南翔在清华加入中国共产党，更加积极地参与并组织各种爱国救亡活动：集会、结社、出刊……到1935年他参与领导“一二•九”运动的时候，他已经是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了。
　　就是在组织和领导 “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中，蒋南翔撰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全中国学子为之热血沸腾的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离开清华后，蒋南翔一直很关注母校。1941年5月3日，在延安的他就和其他38名清华同学成立了延安清华同学会分会，并被选为总干事。1943年，蒋南翔和会长曹葆华还曾代表分会致函问候梅贻琦。解放初学校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候，他也很关注清华的情况。
　　在华北乃至全中国终于可以放下平静书桌的时候――这恰好是蒋南翔当初投身革命的原因，已经位列中共开国功臣、前途大好的他，选择回来当校长。
　　
　　按照党的要求办学
　　1952年秋，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在党中央的要求下，全国高等院校按照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
　　这次院系大调整，在当时被认为是开创了我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但三十多年后，它又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重点。
　　蒋南翔上任时，院系调整已近尾声，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已被调走，只剩下的工学院，也被要求按照苏联的模式划分专业，以适应高速培养工业和科技人才的需要。一向被称颂为清华支柱的“文、理、工并举”的局面连同她的“通才教育”至此终结。
　　对于母校被“肢解”，蒋南翔很心痛，他曾对清华大学的工作人员表示：清华怎么会同意把理学院分出去呢？这对清华来说，无异于“大泻肚子”，“伤筋动骨”办工学院，理学院是绝对不少的。如果自己早到半年，就决不同意这个方案。
　　刚到清华，就有人提出，作为一个工科学校，清华图书馆已没有必要再保存文法图书和古籍，应该把这部分收藏分给北大。蒋南翔制止了这件事，说大学是文化中心，它的图书馆藏书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各界服务并对外开放，拆散馆藏，会损伤文化。
　　正是蒋南翔这番话，保住了清华大学的文脉，多年后，当清华试图恢复成为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时候，这批藏书成为宝贵财富。
　　不过，尽管对母校心存惋惜之情，蒋南翔贯彻起中央的既定方针，丝毫不打折扣。1951年6月，担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就职演说中说：“我认为建校方式是中央所定，一个大学校长只有工作任务，没有建校方针。一个大学校长应以执行中央的政策，推动中央的方针为己任。”蒋南翔更加不例外。
　　他在就职演说中说自己的首要任务就是按照党中央的决定，“深入教育改革，破除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逐步把她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工业大学”，而胜利完成教育改革的关键是“加强党的领导”。
　　蒋南翔做的，就是坚决贯彻中央改造旧教育的政策，把清华大学建立成为一个多科性的工业院校，使之成为新中国“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这一过程，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一样，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充溢了痛苦的记忆。
　　
　　“政治辅导员制度”
　　职业革命家出身的蒋南翔，深知要完成为“旧清华”的改革，最可靠的保证就在于自己培养忠诚的新生代。挑选政治觉悟高、学习成绩好的高年级学生党员担任政治辅导员，这是清华大学从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都保持的一项工作制度。创立者就是蒋南翔。
　　1953年1、2月间，蒋南翔从三年级学生中亲自选拔25名学习成绩好、政治觉悟高的党员担任政治辅导员，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样既可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又可培养一批又红又专的干部。
　　随后，他每年都从高年级学生党员中选拔一些新辅导员，补充学生的政工干部队伍，并制定政策，政治辅导员可以推迟一年毕业，保证在做好工作的同时又能学好知识。后来也有一部分辅导员由青年教师中的党员担任。
　　蒋南翔要求政治辅导员“两个肩膀挑担子，一个肩膀挑政治工作担子，一个肩膀挑业务担子”，以后俗称“两肩挑”。他鼓励大家，“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生有益。”
　　蒋南翔对政治辅导员不仅事必躬亲，而且钟爱有加，他对学校行政部门说：“他们（政治辅导员）毕业的时候，学校可以负责向人事部门介绍，分配给他们最好的工作。”
　　1963年初，他在清华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实施十周年时，他提出，这是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批部长、省委书记、副总理。
　　事实证明了蒋南翔的远见。自19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清华毕业生中成长为国家和省部级领导的，就有不少担任过政治辅导员。
　　据统计，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每届都有九名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的。
　　清华频出政要，根子就在蒋南翔。有一次北京大学吴树青问后来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张孝文，为什么清华的毕业生后来做省部级干部的那么多。张孝文回答，蒋南翔非常重视学生参加社会工作，培养他们为社会服务的意识和能力，鼓励他们到基层去做一名服务于国家的劳动者，并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1980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同时，蒋南翔1953年9月出任北京市高校党委书记，1960年出任教育部副部长，1965年出任高等教育部部长，由他首创的“政治辅导员”制度也成为其他高校学生政治工作制度的滥觞。
　　
　　
　　马克思主义教育家
　　政治辅导员制度其实也是蒋南翔最为知名的“又红又专”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这是蒋南翔把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结合清华大学的实际，摸索出来的一条办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路子。
　　在蒋南翔看来，清华培养的人才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要做到“又红又专”。蒋南翔形象地比喻学校要建立四个“代表队”。政治辅导员是政治代表队；业务学习尖子是攀登科学高峰的登山队；运动员是体育代表队；文艺社团是文艺代表队。但不论哪支代表队，他都要求要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能够全面发展。“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他在清华提出的另一个著名的口号。
　　对教师队伍，蒋南翔的要求也是又红又专。他提出“两种人会师”的主张。即帮助掌握较多业务知识的老教师努力提高思想觉悟，帮助年轻的党团员教师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使两种人都成为又红又专的教师，在清华大学形成了一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学术水平好、思想觉悟高的师资队伍。
　　吸收老教师入党，也是蒋南翔的首创。1955年他亲自介绍副校长刘仙洲入党，他为此专门写了文章《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在全国知识分子中产生很大反响。此后，张光斗、张维、梁思成等教授一批批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清华大学，学术水平越高的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高。
　　“又红又专”的教育思想对清华乃至整个高等教育的影响至今都非常深，尽管蒋南翔从1966年就离开清华大学的领导岗位，而且已经去世23年，不少清华研究者都指出，“今日清华大学，仍然是蒋南翔的清华”。
　　有研究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提倡“又红又专”其实就是在保护“专”，如果没有“又红又专”的教育理念，建国以来清华大学为国家建设所做出的贡献可能也会大打折扣。
　　事实上，在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贯彻落实的前提下，蒋南翔一直都在努力按照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来办学。这也是蒋南翔今天会被当成一个教育家而非单纯的政治家被怀念的重要的原因。
　　在那个一切唯苏联是从的教条时代，蒋南翔到清华第三个月便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强调，学习苏联过程中必须克服形式主义和本本主义的倾向，强调“制订教学大纲要体现国家的需要，是中国化的大纲，不是苏联的大纲”。
　　1958年“大跃进”，中央批判所谓“三脱离”，发动“第二次教育大革命”，把劳动引入教育，让教学以生产为纲，蒋南翔并没有一味跟随，而是审时度势，力保清华正常上课，教育质量不降低。
　　也就是在1958年，在蒋南翔的热情支持下，水利系学生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承担起密云水库的设计任务。时至今日，北京的市民们仍然在享受着密云水库的福祉。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从那时起成为清华传统。
　　“文革”期间，蒋南翔被打倒，他领导的清华也放不下平静的书桌了。直到1979年2月，经邓小平提名，调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才重又回到教育系统。1986年1 月，突发心脏病入北京医院， 1988年确诊为胃癌晚期，5月3日逝世，终年75岁。蒋南翔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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