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身份的理由 我知道我再也没有理由和身份

发布时间:2020-03-18 来源: 日记大全 点击:

  王建文,理工出身。电话里,他说,“自己说话和办事都比较刻板”,生怕自己的讲述没有色彩,枉费记者跑一趟。   脖子里挂着工牌,大步子,用力的握手,王建文就这样出现了。很学者,很IT。
  农村里出来,考上学,1989年毕业。靠着几万块钱的积蓄和几个朋友,一身技术,在北京办起了公司。从五六个人发展到现在的上市公司,王建文成了村里出来的仅有的“中产阶级”。他说,“自己算不上多富。”
  正如他所形容的“刻板”。他的每一步都按部就班,计划到每一个细节,一步步走过来。现在,按照他的步骤,生活进展到现在,应该要移民了。
  这也是很多和他差不多生活水准的人都在想的问题。
  
  大股东们的尴尬
  这一步,走了2年。王建文说,“我们这一直很低调”。即便如此,状况还是层出不穷。
  坐在位于中关村的办公室,慢悠悠的王建文忽然很认真,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这当然是大事!”
  有一天,王建文去公司财务部门拿资料(移民过程中移民目的地国要对移民个人的财产做清楚的了解,细致到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分管财务的高层对他移民的事情很感兴趣。
  “王总,办理移民都需要哪些程序啊?我也有这个想法。”
  这样的问题,问的人越来越多,王建文就有点心慌了。其实,当王建文意识到,移民是个“大事”时,公司董事会也意识到了。
  “就在一个小办公室,我们几个原始股东紧急开了个会。”王建文说,作为一家上市公司,他们几个原始股东“基本都办了移民,这样对公司造成的影响非常不好”。
  而且,董事会成员们发现,他们在办理移民的过程中也影响了公司里不少管理高层。现在公司三分之二的高管都有了移民的想法。
  这一点,他“没想到”。
  “这不是个人自由么?”记者问。
  “这当然不行了!一方面,都移民了,如果大股东都换了国籍,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而言,意味着公司性质就变了;另外,你想想,一个上市公司,要是高管层大都移民了,业务还是在国内,谁还信任这家公司?”
  他们之所以如此担忧,也在于:单纯就技术层面而言,很多人都有移民的能力。果真都开始办移民了,“对公司影响不好。”
  移民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完全可以承担的经济生活。“我2009年办移民时,可以选择两种方式。一种是选择一个项目投资40万加币,这些资金冻结五年,五年后还给我本钱;另一种方式是只要交上12万加币的投资利息,后面不用管了。”王建文选择了后者,而且他认为,后者的资金能力是很多公司高层都能承担起来的。
  从今年7月1日开始,移民加拿大投资额涨为80万加币,一次性利息涨到22万加币。价格翻了一倍。但对于资产上千万的中产而言,这依旧是可以承担的数额。
  在那间小办公室,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兄弟商量着,“我们不反对移民,你要是移民拿到绿卡就行了,但是国籍就不要拿了。另外,一定要低调,不要再说自己移民的事情了。”几个原始股东定了这样一个“内部协议”。
  “你们有几个原始股东?几个移民了?”记者问。
  面对这个问题,王建文低头笑了笑,不语。过了五六秒钟,他重新组织语言:“这么说吧,这个数字是不能透露的。但是可以这么说,原始股东就那么几个人,只能说,移民所占的比例很大。”
  
  孩子是弦上的箭
  在几个原始股东里,王建文移民算是比较晚的。
  2008年底,原始股东里,有一位朋友给王建文打了电话,“我办成了!”语气很兴奋。接到电话,王建文很平淡,“他就说好,可是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触动。”
  最终让王建文决定移民的是,孩子。
  2009年,王建文的孩子开始上中学。“我不想让孩子在国内上初三。初三意味着课程安排全是应试的,每天模拟考试,全为了中考,孩子压力太大。”
  在王建文的记忆里,他的小学每天只上半天,另外半天是劳动,有时候会去田间,边劳动边玩。“小孩子打打闹闹的,不用背着很沉的书包上学。”
  直到到了中学,王建文关于上学的记忆才开始了“学习”这个词。
  “上学,完全是自己主观可以控制的。我是到了初中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必须好好学习考大学,这样才不会一辈子都种地当农民。”王建文说,这种动力下,学习也是自主的。“心里明白是为自己学的。”
  王建文和太太商量着,“我们能留给孩子什么呢?只能是一个好的教育,以后要靠她自己。”“有能力给她更好的教育环境,为什么不去做呢?”
  和王建文一样,很多有钱人移民的原因里,首先是孩子。更早移民的张伟光,就坚持一个观点:对于移民的人来说,孩子永远是最迫切的理由。
  张伟光在新疆有自己的公司。2000年,全家搬到北京,“想让孩子在北京读书。”
  张伟光想,“自己的企业是科技企业,自己又有很多技术专利,有很多高级职称,按照北京的政策,应该可以申请个技术人才引进什么的,弄个北京户口,方便孩子考学。”
  结果,三年下来,北京户口没弄下来,孩子已经上高中了。张伟光有点着急了。朋友告诉他,“你可以直接移民加拿大,直接弄加拿大户口,孩子上学更方便了。”
  张伟光想了想,觉得“不太可能吧?这么简单?比北京户口还好弄?”朋友向张伟光说了“八大诱惑”:高等教育,自然环境,福利,医疗,财产安全……
  张伟光只记得有一句最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只要进了医院,连盒饭都是公费的。”从来没去过加拿大的张伟光信了,答复朋友:“好吧,那我去待五年拿到国籍就回来。”
  2003年申请,2004年秋天张伟光就接到了体检通知,移民签证办下来了。那一年,几乎同一时间,他苦苦办了好几年的北京户口,也下来了。张伟光苦笑了一下。2005年1月,全家移民加拿大。
  张伟光的女儿去加拿大后,发生了惊奇的变化,考上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他一下子觉得“这事,值了”。在他的估计中,女儿在国内的成绩,使使劲也就考个二本,也很难。在记者面前,张伟光一个劲的乐,“可能,玩着玩着,就学了。”
  张伟光的朋友余威也即将移民成功。2011年6月底,他刚接到了移民体检通知。
  余威从来没有去过国外,让他有移民想法、而且如此强烈的原因,也是儿子的变化。
  有一年,余威去儿子的学校参加一个交流生的座谈会,这些交流生都是在美国待了一年后回学校的。这个交流会让余威很惊讶,“那些孩子会说一些他们怎么受到了别人的帮助,会说一些自己很感恩的话。”听在一旁的余威反思自己的儿子,“自我为中心。我儿子不知道怎么的就变得特别极端了,要是有个日本人坐身边,恨不得掐死人家一样。”
  坐在记者对面,余威说起儿子来,自己都不禁打个冷颤。“学习压力也太大了。影响的孩子心态都变了。中考前,竟然失眠了,这么丁点大孩子。”
  
  我想有块地
  办理移民的过程很繁杂。王建文一办,就是两年,“过程太耗费精力了。”这一点,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
  “国外关注你第一桶金是哪里来的,是否合法?每一笔钱去哪里了?如果是花了,怎么花的,花哪里去了,有没有凭证?如果是借出去了,借给谁了,得提供借条。”
  为此,王建文把自己生平所有的大消费全部理了一遍,把公司每个进程的细节也全都捋了一遍。已经很久没用的工资卡,他专门跑到财务去查卡号,然后又跑到银行补办了一张同卡号的。他还找到了借钱的朋友,专门补了借条。
  等到去香港面试时,王建文拖了一个行李箱,足足一箱子资料。“行李箱大到机场必须托运。”
  经过两年的折腾,王建文终于拿到移民体检通知,这意味着他即将拿到移民签证。
  兴奋,是一定的。
  “拿到加拿大绿卡后,签证也会好办,出入各国出差也方便。我们国家的签证在世界上还是很麻烦的。”
  “加拿大地广人稀,在空气质量、绿化等方面比较好,这是我们很向往的……”
  除了这些,王建文心底深处,还有一个梦想。
  王建文是农民出身,在农村老家的房子一直没有翻新重盖。“因为那块地不是我的,如果是我的所有权,我一定会在农村老家盖房子。”
  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这种“私有欲”。
  “我好想这样,自己可以支配。”他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想法,都想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譬如土地、房子。
  国内,是无法满足个人的这种“私有欲”的。“房子说到底是租的,土地也只有使用权。”他担心,租来的财产很容易就会被平均化了,“个人是没有财富的完全支配权的,因为,都是公有的。”
  王建文和他的几个创业同事们也会聊这个话题,他们会有同样的想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富起来之后呢?资源不平均,财富不平均,整个社会就会不平衡,我们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心里总觉得不安全。”
  “其实,就因为不平衡了,我们才会讲和谐,建和谐社会。”王建文说完这句话,忽然问,“这话就别写了吧?”
  王建文说,自己还算是“心里比较安全的一类人”,毕竟自己走的路子透明得很。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自己的邻居也移民了,“他考虑移民的诉求,一定更多元一些。他的不安全感会更强。”
  王建文的邻居是一家民营制造企业的老板,“钱多”,“富起来的更早”。 和王建文相比,他的邻居更愿意拿到国籍。
  6月份,王建文见到邻居时,邻居全家已经办好了移民的手续,在温哥华买好了房子,准备7月21日全家搬到加拿大。
  两家还商量着,“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联系,争取再做邻居。”
  王建文也会在温哥华买套房子,“不买别墅,买公寓也行。”他觉得这起码是一个保值的方式,“华人在加拿大买房,越炒越热了,租房只是一种消费,买房起码能保值。”
  已经在加拿大待了六七年的张伟光对此很有同感。他五年前买的房子,现在涨了一倍。“华人买房在加拿大,特别是温哥华很普遍。”
  
  寂寞也要走
  在局外人看来,这场即将奔入生活天堂的移民行动,充满诱惑力。但是,对王建文而言,还有一点担心:“因为我不会拿国籍,事业还在国内,而太太孩子会常驻国外,这样国内就我自己,生活质量会受影响。”
  这个问题,别人也遇到过。
  张伟光在加拿大待了六七年。刚去加拿大那会,张伟光也曾有过“受宠若惊”的感觉。
  “我去超市买床垫,一个人正在费力地把床垫往车上装。过来一对夫妇问我,你需要帮忙么?我说不需要。夫妇俩互相看了看,又朝我笑了笑,说,你一定需要帮忙,然后两人二话不说一人抬一边,帮我把垫子抬到车上去了。”
  可是,时间一长,他还是觉得憋得慌。
  “国外的生活,很安逸,但是不够热闹。”他补充说,“女人特别能适应,你看那些移民的太太们,都不愿意回来生活。但是,男人们比较难适应,国外又不好做生意,朋友又不多。”
  “在加拿大,国家比较成熟了,十几年不变一变,哪里死个人,都是天大的新闻。最受新闻欢迎的内容就是娱乐至死。政治也娱乐。在中国就不一样了,天大的事都是小事。永远想象不出能出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在中国,变化太快,每天一个样,每个新闻都让人爆炸。”
  张伟光越说越兴奋,“中国多有意思啊!”
  他每次回国,都乐此不倦地看电视、看报纸。看看这个国家又发生什么。“我早就忍受不了国外看不到中文台了。”
  张伟光说,“一定不是光我这么觉得。”他推荐给记者一篇温哥华华人的纪实文学,《温哥华你为什么沉默》。文章中认为:中国移民到加拿大的大多数是大陆精英,但是他们在加的生活时间一长,多数都沉默了。
  坐在一旁的张伟光的朋友王冕之非常赞同张伟光的观点。王冕之90年代末就出国了,是最早一批技术移民的人。他说了一句顺口溜,“国外是,好山好水好寂寞;国内是,好脏好乱好快活。”
  即将移民成功的余威,和记者讲过这样一个事情。自己一个同学移民澳大利亚了,年前回来参加同学聚会。一个晚上,一个劲地说话。那些不痛不痒的话,在余威看来,都是些垃圾话题了,早就不新鲜了,怎么还在说。他向这位同学发起了抗议,“求求你别说了,一晚上不停,你不累啊?”
  同学立马也抗议,“求求你,就让我说吧。我这一晚上说的话,比我在澳大利亚一年说的话还多。憋死我了。”
  余威笑哈哈地说完这个故事,安静下来,自语道:“我也会这样的。”
  “即使如此,还是走?”记者问。
  “当然走。可以走完了再回来。先拿到证,身份很重要。”余威说。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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