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二,的磨难:陈小二盆景

　　2011年，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13年，远离电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十年，陈佩斯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做话剧。人们喜欢陈佩斯，希望他重新回到舞台上。或许是因为，他的诚恳，实在稀缺。
　　
　　1986年，拍摄完《少爷的磨难》后，有人撰文批评陈佩斯“低俗”。现在看来，陈佩斯当然不低俗，他没有在小品中嘲弄残疾人，也没在电影里插播广告。
　　批评者的意思，其实是说，他的表演没有伟大的意义，深刻的价值。人们缺乏单纯的快乐，太少人能像陈佩斯那样让我们前仰后合。没有伟大的意义，只有很轻松的开心。正如他推崇的卓别林。那个给全世界人带来快乐、自己却得了抑郁症的伟大演员。
　　
　　拍贺岁片比冯小刚还早三年
　　
　　陈佩斯从著名笑星转变为老板，是1993年。那年，他注册成立了大道影业公司，专门“围绕自己”打造喜剧生产链。那时恰好赶上电影发行机制改革。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像其他大制片厂一样，大道这样的民营小公司要自己开始跑发行。
　　陈佩斯带着制作的电影《编外丈夫》，拎着片筒到处磕头。他回忆说：“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1994年岁末，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每年进口十部海外影片。这一举措给国产电影带来了极大冲击。1995年，陈佩斯筹备电影《太后吉祥》，在电影策划书上，他打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旗号，比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早了三年。
　　但陈佩斯还是“败走麦城”。这也是陈佩斯精神最崩溃的一段时期：每一部电影赚的钱刚刚够下一部电影的前期，他身心俱疲。导演陈国星曾接到陈佩斯一个电话，电话中，陈佩斯说：“一部电影拷贝卖1000块，交给电影院后，就收不回来钱了。我下去监票，一场明明100个观众，竟然告诉我只有10个观众。”在爆了粗口后，陈愤然挂断了电话。
　　让陈佩斯彻底绝望的是1997年的贺岁档之争。年末，《好汉三条半》和《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卖得不错。但在主流影院上演五天后被奇怪撤出，安排放入郊区院线，《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冯小刚成为中国电影的贺岁之王。
　　据说，陈佩斯曾和朋友说：“瞒报偷报票房我可以扛，但卖票卖得挺好的电影，也可以给生生撤下来。”
　　离开电影前，陈佩斯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做的这家民营影视公司，以一年一部到两部的进度往前走，没有一部影片是亏损的，这样的业绩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做得到。电影公司没有发行影片的版权，我们每部片子要给电影厂交30万元的管理费，我们养活了多少电影制片厂。我在做的这些事没有另一个人愿意这样做，因为很少有人真正把电影作为产业去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再提到电影的原因，实在太痛心了。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身心疲惫’，并不是说我竞争失败了，而是我不败也要走开，如果再不走就会被生生盘剥了。”
　　
　　邮差是他留给春晚最后的背影
　　
　　离开电影后，陈佩斯又选择跟春晚“决裂”。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称未经其许可，擅自出版发行含有两人在历届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并享有著作权及表演权的8个小品在内的VCD光盘。
　　陈佩斯赢了，在拿到33万余元赔偿后，他再没有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
　　时至今日，有关“陈佩斯和央视的恩怨内幕”仍旧引人入胜。在公开场合，陈佩斯一直否认遭到央视封杀，退出春晚的原因是“和这个舞台理念不合”。
　　矛盾的种子早在1988年就种下，在排小品《狗娃与春妮》时，陈佩斯曾要求导演单机拍摄，使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未予采纳。1991年，《警察与小偷》被删去了50%的戏。
　　陈佩斯说：“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
　　2011年，各大网站发放的“最期待哪位明星上春晚”的网络调查中，支持陈佩斯上春晚的人居高不下。十几年了，人们越是呼唤陈佩斯，陈佩斯越是不解：为什么离开越久，大家反而越来越喜爱我？
　　1998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演出时，朱时茂的话筒掉了。陈佩斯不得不刻意凑近搭档，为让朱时茂能通过自己的话筒传出声音。下场后，陈佩斯哭了，像一个孩子，因为“演出效果比彩排差远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这些细小的失误，在人们心中：邮差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蛋，兴高采烈地拉着王爷朱时茂下台时，即是他在这个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2001年的《托儿》是陈佩斯制作的第一部话剧。投资前，制作人告诉他，这个话剧可能赔30万。他咬着牙说：“我投，我做。”
　　陈佩斯没拉赞助，因为知道赚不了钱，怕骗了朋友。当年，他恰好拍了一个广告，广告费全投进了话剧。陈佩斯算过账：如果把自己演一场话剧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切成四份来做小品的话，可能一场就是十万八万；全剧组三十多人赚的钱，不如他走穴二十分钟赚的钱。
　　他回忆说：“我做话剧时，已无所谓悲喜，电影不太好，我的喜剧实践活动又不能停，所以选择话剧。至于能不能赚钱，无所谓，这是真的。”
　　对于重上舞台，陈佩斯有过感慨：“当你抖了一个包袱，观众笑了。你满足了。当潮水一般的笑声涌出来时，你再把新一轮的包袱扔出去，它再回来……这事太享受，太享受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比得上演喜剧带给演员的快乐。”
　　《托儿》第一轮演到三十多场就已收回了投资，全国巡演下来，票房累计4000多万元，成为当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
　　自1998年春晚后，朱时茂和陈佩斯鲜有合作。朱时茂开过投资公司，迷上了高尔夫球、客串电影主持，昔日的“王爷”依旧潇洒。陈佩斯也还是陈小二，穿着布鞋，马褂，光头，以每年推出一部话剧的速度，在舞台上打磨时光。朱时茂说：“我佩服佩斯，他耐得住寂寞。”
　　话剧是体力劳动，在拍《亲戚朋友好算账》时，陈佩斯规定演员一年不能请假；2006年重拍《托儿》时，一个月下来，他?了6斤。为拍新戏《雷人晚餐》，他每天工作11―12个小时，形容自己已经“苟延残喘”。从《阿斗》、《老宅》到2011年的新戏《雷人晚餐》，陈佩斯几乎都亲力亲为。他五十岁，胡子已花白。和他搭档过的年轻演员说：“陈老师有时记不住词，自己请罪，请我们吃饭。”
　　陈佩斯的朋友知道，只要陈佩斯接拍广告了就一定是要排话剧了。拍《阳台》前，有一个奶制品广告找上门、陈佩斯佯装摆谱说：“拍广告啊，不行，我没时间。”其实，心里在想：“阿弥陀佛，千万别跑了。”
　　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鲁豫问他：“你陈佩斯排话剧还缺钱啊？”他立刻扭过头，有些不高兴地说：“我当然缺钱了，我是一个民营公司，不拿纳税人一分钱。饭都是我一口口吃的。”
　　
　　挣有数的钱 过有底线的生活
　　
　　创作小品《王爷与邮差》时，碰到瓶颈卡住了。朱时茂建议去打高尔夫球。陈佩斯不打，在一旁跟着边走。朱时茂问：你为什么不打？他说：费钱。
　　1990年代，被电影伤透了心，转做话剧时，陈佩斯曾说：“我知道那些潜规则。所有想成功的人首先都要?浑水。这些人能适应这个社会，我不行。同样是鱼，种是不同的。我还是清者自清，找一个能适合我的地方去生存。人都是动物，动物这个词第一个字就是‘动’，我做话剧纯属人的本能，为了生存，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不过，我现在非常快乐知足，我的创作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干我爱干的事，而且还可以赚到钱养家糊口。”
　　编剧史航说：“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小品有赵本山，电影有冯小刚。两道大幕拉开，发现屏蔽了一张王牌：陈佩斯。他就像一个货郎，一场场的演话剧，在此地就不在彼地。我感觉他很孤独，但至少有成就感。”
　　2000年，姜文拍《鬼子来了》时，邀请陈强饰演其中“刽子手”一角。陈佩斯看过剧本后，跟姜文说：“你应该找我演。我非常懂你的戏。”
　　这些年，陈佩斯几乎不接影视剧，除非是“拗”不过朋友。今年贺岁，朱时茂执导的电影《戒烟不戒酒》让十年不拍电影的陈佩斯“破了戒”。
　　这些年，很多人都问陈佩斯：“你什么时候出书？”陈佩斯说：“我还没死，不出书。那么多写的人，都在找死。”
　　每当想到陈佩斯，史航就会想起《茶馆》里的常四爷。因为“这两个人很像，都是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
　　
　　摆摊篆刻也能养活自己
　　
　　如今的陈佩斯，依旧是那个让全国观众熟悉的“光头形象”，只是胡子已花白。2011年的春晚，与他“无关”，而30年前，正是春晚舞台上那段《吃面条》，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年，吃了整整一肚子面条的陈佩斯回家后，睡了一觉。第二天早起，上公共厕所，蹲坑。听到隔壁的小孩子在学昨天小品里的台词。一个老街坊走进厕所，看到他说：“昨天那节目，不错。”陈佩斯不得已腾出一只手，回了个招呼。
　　春晚一夜之间让陈佩斯成为了火遍中国的笑星。八年后，一个名叫赵本山的东北二人转演员才登上春晚。
　　尽管已拥有了相当数量的粉丝，但财富和陈佩斯无关。1986年，他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转业，先分配到宣武区文化馆，后又安排去了河北梆子剧团。他感慨：“一个男人三十多岁，也算名满天下，但身无片瓦。”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他级别低，“人事不通”，走时，没分到房子，和父亲挤在一起过。
　　困惑时，陈佩斯想到最坏的结局：去离家不远的十三陵摆摊篆刻，一个字100块钱。“一个男人一定要有自己安身立命的能力。不靠体制，也能养活自己，这才是一个男人。”陈佩斯说，“我三十岁就知天命了，‘名’和‘过什么样’的生活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日子我觉得舒服就行，不会为‘名’所累。”
　　1991年，陈佩斯自己注册成立了海南喜剧制作有限公司。陈佩斯当年有多火？陈国星说：“但凡拍到他的戏，海南整个一条街都会堵车。”1993年拍摄《编外丈夫》时，陈佩斯抵押了自己的房子，投入100多万元。为了降低摄制成本, 影片绝大部分镜头在北京市完成。
　　导演陈国星很少看到老板陈佩斯为钱焦虑。压力最大时，他会笑呵呵地跟陈国星说：“如果成本太高，我穷得就只剩下裤子了。”
　　作为当年最早下海、成立民营影视公司的明星之一，陈佩斯换来的是自由创作的空间。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陈佩斯叼着一根骆驼牌香烟，踌躇满志地说：“在电影上，我之所以敢豁出去，是相信我们的电影事业是有广阔前途的。”若干年后，他想起那年的自己，说：“小人物的春天不是说来就来的。”
　　陈佩斯非常喜欢卓别林在《舞台生涯》中的最后一个镜头，他说这让他真正认识到什么叫喜剧：一个伟大的日子，卓别林在舞台上完成了自己追求一生的事业，最后跳进一面大鼓。以痛苦换来了观众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来源：《中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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