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骥良：我的心态永远年轻] 心态永远年轻的诗句

　　摄影/本刊记者 李樱 　　 　　张骥良个儿不高，只有1.50米，坦诚、热心、可乐、可爱。他的眼神不好，视力近乎全盲，只有把东西贴在脸上时才能看清个模样。虽然视力不好，但是凭着光感和敏锐的方向感，张骥良走路的速度也不慢，甚至还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领着我们这些健全人一路奔波到他家里去。他说话的速度一向很快，而且很会讲道理，大有得理不饶人的架势，但是却又幽默、谦虚，跟他接触的人没有不喜欢互相开玩笑的。
　　
　　我与末代皇室的故事
　　
　　在北京书展上，他的新书《溥仪：终结一个时代的人》不断有人询问、购买，张骥良很勤奋地不停地赠言签名，并且配合媒体照相。北京书展专为张骥良新书安排的展桌旁，张骥良拿出了厚厚的剪报夹和老照片集，里面收集了他十年来采访爱新觉罗家族的访谈资料和相关历史照片。虽然眼神儿不好，但是张骥良对这些老照片如数家珍，能够详细的说出照片中的内容和历史见闻。这些材料正是《溥仪：终结一个时代的人》的“原材料”。
　　曾经采访过六百多位名人的张骥良有着丰富的采访经验，很善于与名人打交道，长时间下来还摸索出了自己的方法。他翻开新书的扉页，指着皇族后人郭布罗?润麒的题字“论正言直”，向记者说明他的这部新书是得到了爱新觉罗家族的承认的。
　　
　　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张骥良就认识了爱新觉罗?溥杰，又通过溥杰认识了郭布罗?润麒、李淑贤等皇族遗亲。他想方设法，对这些人逐一进行了采访，写出历史考证文章，发表在了《中国档案报》《纵横》《炎黄春秋》，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当初采访溥杰的时候，张骥良担心这位曾经的“九千岁”（王爷）是否太严肃，后来一接触，发现他不仅是一位十分和气的老人，而且溥杰还为张骥良看稿、改稿，订正了张骥良文章中的许多硬伤，“今天我的小册子能得以出版，溥老功不可没”。
　　末代皇族的官司，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围绕这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就成为出版商与皇族的争议对象。张骥良说，他现在也很担心会打官司，而且这种担心一直要持续到2008年的6月。但是他说自己并不拍打官司，因为已经有了如今皇族最有威信人物郭布罗?润麒的首肯。一次，一位皇族后代打电话质问张骥良为什么在发表的文章中使用了溥仪和婉容的照片而没有得到亲属的授权，张骥良回答说，首先这些照片和文字都经过了皇族亲属的审定后发表的，而且，溥仪和婉容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主要人物，他们不仅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事情，也是中国的事情。张骥良坚信自己的新书是本着客观公正的历史精神来写的，他希望换一种角度来展现末代皇族的生活和变迁，“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无论写人物专访，口述实录，还是文学作品，尊重史实必须放在第一位”。
　　当天，在北京书展上，张骥良的新书就售出了几千册，不少读者还要求张骥良签名，张骥良很高兴，他说要感谢的是读者对盲人的关心和支持。
　　
　　名记者的诀窍
　　
　　“我没别的，就一粘乎劲儿，被我瞅上的人，他就别想跑。”张骥良说着，露出得意的神情，似乎这就是他做记者的秘诀。张骥良说，捧上记者这碗饭，就得有“对付”名人的几招。2000年施瓦辛格来华访问。张骥良被记者人墙挡住，根本没有近身的机会，他找到新闻发布会的组织者，提出想单独采访，并且搬出身份：“我是盲人记者。”这话换来一阵哄笑。但其接下来的一段话让发笑的人安静了。他说施瓦辛格先生是为中国的残疾人事业而来，作为盲人记者他最有资格采访。
　　2002年张国荣来内地演出。他好奇内地媒体竟有盲人从业，觉着特新鲜，便欣然应允将原本给的三十分钟拉长到一小时半，两人简直是互相“采访”了一通。
　　一次，从朋友那里得知马俊仁教练下榻在某宾馆，张骥良马上赶过去，可马俊仁不是不在宾馆，就是说没时间。于是，张骥良每天在马教练的房门口“蹲守”，最长一次等了6个小时，连宾馆的服务员都感动了，直帮他说好话。还有一回，张骥良要采访吕丽萍，几次传呼，吕丽萍都回了电话，可对他的能力颇为怀疑，最后一次，张骥良说：“我虽然不是记者，视力又不好，但我一定会写好这篇文章，您如果连一次机会都不给我，又怎么能断定我不行呢？”吕丽萍笑着答应了他，文章发表后，吕丽萍很满意。张骥良靠朋友帮忙，靠以前的采访对象介绍熟人、提供线索，不断扩大采写对象。有时，他也用自己的文章“推销”自己，有些名人就是看了他随身携带的作品剪贴本后才接受采访的。
　　施瓦辛格、张国荣、马俊仁、吕丽萍、巩俐、赵薇、巴金、冰心……从张骥良近六百人的采访名单里随便拎出一个，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于是，那些年里，张骥良被称为“中国有史以来采访名人最多的残疾记者”。
　　
　　而今网络时代的记者们，拥有共享资料的便利，张骥良却至今停留在“原始社会”。由于视力差，他找资料是在图书馆，上网是奢谈，他自豪地说：“我的文字全是一笔笔划拉出来的，算是硬功夫吧。”张骥良喜欢写字，还专门练习过书法，他说自己的字在盲人圈子里已经是相当好的了。
　　1997年，张骥良成为《民政之声报》一名记者及多家刊物的特约记者，算是正式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采访过六百多位社会名人的职业成绩曾让张骥良感受到“某种从未有过的尊严”。但在一次新闻作品研讨会上，《人民日报》的一位老编辑直言不讳对他进行了批评：“你是个残疾人，但又是生产文字垃圾的壮劳力。记者的目光，应该向下看，去关心那些被漠视的人群。” 张骥良说，老编辑的这句话就像一声警钟， 2001年，他率先报道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窘境，引起南方周末等全国多家媒体的聚集；他也是国内最早报道蒋孝严、蒋孝慈认祖归宗及兄弟俩近半个世纪经历的记者，此文被美、英、日、法、德等20多个国家转载。十年作品三百余万字。“我采写名人，后来关注边缘人类的生存状态。”
　　这些年来，张骥良采访了北京这个大都市里大量的边缘人群――乞丐、发票贩子、职业卖血者、医疗垃圾收购者……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他曾和卖血者一样，用啤酒吞食烟灰来稀释血液，结果使嗓子哑了一个多月；也曾穿上捡来的破烂衣服，在污秽的地下通道里，向一个女乞丐下跪磕头拜师，还把女乞丐9岁大的女儿喊作“师姐”。“我是个瞎子，什么苦没吃过？我不在意别人的目光。”他说。事实上，张骥良也没法在意，双眼眼力仅有0.01，眼前任何人对他来说，都只是一团模糊晃动着的光影。
　　为了采写《都市的乞丐群落》这篇文章，张骥良找了一件老娘的旧衣服穿上，又往脸上抹了点锅黑和泥巴，跑到北京站、北京南站蹲了四天三夜，兜里没有一分钱，吃剩饭喝脏水，和乞丐一同乞讨，终于写出了扎实的报道。
　　西直门地铁口有一群猖獗一时的假发票贩子，张骥良兜里装着采访机前去暗访，因为问得过细，引起假发票贩子的怀疑，一帮人围着他，问他是不是“雷子”，张骥良早已按下了采访机的开关，生怕他们搜身，把素材毁掉，就指着自己的眼睛说：“就我这样，能当‘雷子’吗？我是真要买发票。”这次有惊无险之后，张骥良再次暗访时，被发现身份，挨了一顿暴打……除了危险，张骥良还要承受一些意想不到的委屈。一对捡破烂的夫妇在垃圾堆里捡了五个女婴，夫妻俩省吃俭用，把五个孩子养得白白胖胖。张骥良据此采写的报道发表后，被十多家媒体转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北京电视台《大宝真情互动》栏目也做了专题报道。可没想到，那对捡破烂的夫妇所在乡的一位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副乡长认为张骥良的报道为他们乡的“计生”工作抹了黑，还说：如果别人读了这篇报道，把孩子都往我们乡扔，我们怎么办？张骥良不得不写出书面检查……
　　每天夜里，张骥良都在家中那张配有老式灰色台灯和生锈挂锁的书桌上，用一种独特的姿势，开始他的写作：为了把字写在格子里，他的鼻尖紧贴着纸张，握着笔的右手食指，用力地靠在脸颊上，来保持某种平衡。如今，他的右脸颊的肌肉已经萎缩下陷，拿笔的手指头却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我的心态永远年轻
　　
　　如同所有残疾人一样，张骥良有着苦难的经历。五十年前深秋的一个凄凉的雨夜，张骥良的母亲下夜班，在回家的路上，途经某个医院。一阵若隐若现的婴儿啼哭，引起了这位善良女人的注意，最初她以为是幻觉，但那哭声却越来越大，求救一般。果然，在墙根下，她看见了一只小小的纸箱，里面是个破棉被包裹着的小猫儿似的婴儿。这个孩子就是今天的张骥良。
　　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为了在本来就很拮据的经济条件下，能抚养好这个捡来的孩子，正在怀孕的母亲，竟堕掉了肚子里怀着的亲骨肉……张骥良来到这个家庭后，就不停地发高烧，一个月，他就被病魔永久地夺去了清澈健康的眼睛。
　　张骥良很少用“伟大”这个词，但形容自己的母亲时，他曾经说：“要是没有我妈，不要说没有我的今天，就连昨天都没有。我的母亲确实是伟大的母亲。”自从张骥良作为一名残疾人记者出名之后，就有不少媒体到他家中采访。一次，当媒体向她的母亲问起张骥良被捡的经过时，老人的反应很激烈。老人责怪张骥良将此事说出去，从此，张骥良很少再谈及自己的身世。他说，公布自己的身世等于说自己不是母亲亲生的，那对母亲确实是不敬。
　　中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北京制药八厂当了工人。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了走上了写作的道路，但最初他走得并不顺利，先后写了上百篇稿子，寄出去之后都被退了回来，他并没有灰心，他把退稿单都钉起来，在背面写，以此来激励自己，当时，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站在失败的废墟上，赢得成功。就这样，直到1977年的夏天，他的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终于刊登在了《北京日报》上，文章一发表，就在厂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随着他的散文《夏夜的筒子河边》的发表，便一发不可收拾，那十几年中，他先后发表了几百篇诗歌和散文，并加入了北京作协。然而1994年，年近四十的他，由于单位经营不景气，下岗了。
　　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奔波于北京的各个角落，去找工作，然而，几十个单位跑下来，除了碰一鼻子灰，竟一无所获。也正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在北京作协组织的“北京作家与上海作家春节联谊会”上，见到了当代作家叶永烈，叶永烈告诉他：“你的文章我看过，文笔不错，现在纪实文学很火，稿费收入也高，你也可以搞搞！”
　　
　　听了他的话，张骥良便萌生了写纪实文学的念头，可当时有一个困难，他没有记者证，名不正言不顺，去采访，人家也不信。他后来想到了一个人，他告诉笔者：“那时，我和作家刘绍棠很熟，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他说了，他笑着告诉我，没关系，我给你介绍。他没有食言，先后给我介绍了冰心、吴祖光、艾青等几十位作家和社会名流，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了自己纪实文学的写作生涯！”
　　此后十年，他对六百多位名人进行了专访，发表各类纪实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张骥良的采访资源简直是一座富矿！内地、港台文艺界的知名人物，甚至包括不少政界人物，电话地址连带脾性，他全都很清楚。因此，在京城媒体圈，他被送上“中国有史以来采访名人最多的残疾记者”封号。
　　张骥良说：“我能有一颗健全的心，能有现在的成绩，能够自食其力，都是母亲所赐，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我说：娘不能跟你一辈子，无论什么事，你都要学会自己做。”
　　张骥良从不拿自己当一个残疾人，他说：我接触的大多是健康的人，我觉得我和大家都一样，区别就是我眼睛不太好，可这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困难。如今，他靠自己的力量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他也希望有更多的残疾人自食其力、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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