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耕　人类也是濒危物种_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人类

　　郭耕特别设计了“森林→林→木→十”来演化森林消失的危机。每当地球上消失一棵树木，生存的意义就会发生改变，最终孤立在地球上的只是骇人的十字架，也就是人类自掘的坟墓。 　　
　　
　　他是要拯救地球的“狂人”， 20年来只为动物争取生存权；他是世俗社会里的“异类” ，安贫乐道，我行我素；他写过一本书，叫天地良心，他觉得自己在做为天地该做的事。
　　
　　让远在北五环的记者早上8点前就赶到位于南五环的南海子麋鹿苑，郭耕约的采访时间似乎有些“不近人情”。穿过拥挤的地铁5号线，向南，再向南，顺着路标七拐八拐，一路尘土飞扬后，终于到达。
　　此时，郭耕正猫在林子里悠闲地观鸟，一身迷彩装，黝黑的皮肤，精气神儿十足。这么多年，他几乎每天都乐此不疲。
　　选择这个时间，是有深意的。清晨的林间小路，鸟语连连，曲径通幽，鸿雁就在路边摇头摆尾，绿头鸭与鸭宝宝们的嬉戏搅乱了一池清水，野兔偶然会穿路而过。我们步履轻盈地边走边谈，还是惊动了林间觅食的夜鹭。“这些动物都是可遇不可求，一会儿指不定遇上什么惊喜，这就是自然的不确定性。”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每天8点45分麋鹿苑开放后，免费参观的游人都进来，是决然看不到这般和谐的景致了。
　　
　　九年弯路，“迷途”知返
　　
　　郭耕不足十平的办公室相当符合“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葱郁的爬山虎遮挡了不少阳光，老旧的铁皮暖壶，掉了瓷的搪瓷口杯，到处塞满了书、杂志，墙上挂着猩猩、各种鸟的照片，头顶是两挂醒目的牦牛尾巴。
　　办公室里的电话此起彼伏，我们的采访就在这种断断续续的状态中进行着。他永远是那么忙碌，却又时刻保持高度的热情。
　　“已经和二十年前判若两人”，从前的照片上，郭耕西装笔挺，整体气质很符合其当时“儒商”的身份。1983年，贸易系毕业的郭耕顺理成章地做起了进出口贸易，做得很成功，还获过1985年“北京市新长征突击手”称号。当时的他，高级写字楼里办公，出入大宾馆，出门随手打车。可在那些近乎奢侈的商业盛宴上，他表现更多的是尴尬而不是高兴，“硬着头皮厚着脸皮，不是我要的生活。”
　　1987年，正赶上所在公司跟中国动物保护协会筹建一个濒危动物中心，打小就喜欢动物的郭耕像看到了光明，自告奋勇去当猴子饲养员。濒危动物中心快到河北了，工资待遇、生活条件等什么都不能同日而语。亲戚朋友不理解，就连养猴中心的人也纳闷：放着有钱人不做，跑这片野地上来干啥？
　　“走了九年弯路，终于迷途知返了。”每天面对可爱的猴子们，郭耕体验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打扫卫生、撮粪、冲洗笼子、切香蕉、蒸窝头的日子是单调的，他也在逐渐体会和克服着烦躁、怀疑和犹豫。一年后，他首创该中心金丝猴繁殖记录，接着很快成了专家。
　　时间一长，郭耕发现自己开始慢慢地了解动物，它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一个眼神一声叫唤，都会触动自己。内心的负疚感越来越强烈:凭什么它在笼子里，我却在外面拿着一串钥匙，这跟监狱长面对囚犯有什么两样？当他看见那只黑猩猩在囚笼里向外伸出两只乞求的双手，嘴里发出“哼哼哼哼”的声音时，深深地感到了人与动物的不平等。
　　
　　我行我“素”
　　
　　“我的工作可以划分成前后两段，在1995年之前，是代表人面对动物；在1995年之后，是代表动物面对人”，把自己18年来与动物打交道的感受写成文章、做成节目、变成演讲的题材来向公众普及，郭耕的工作比以前更具公共性，更有普及意义。
　　
　　1998年，郭耕调到麋鹿苑。他发现，麋鹿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材，是我国拯救濒危物种的典范。在这个热爱动物的行家里手的操持下，麋鹿苑建立了博物馆；建起世界上第一座灭绝动物墓地；制作东方护生壁画；设计生态活动游戏区，通过蚂蚁城堡，蜜蜂窝，还有装人的笼子让参加者来个换位思考，俨然一个生态示范区。
　　在麋鹿苑里漫步，你随时可以通过路边随意翻开的知识牌、一些像野花般散落在草丛中的诗句，了解并感受到自然的丰富和美。郭耕还在一片丛林中设置了一个用树枝搭成的木架子，如果你把木架子当成相框往里看，就能看出他的匠心，这是在提醒你把自然当成一幅画去欣赏，即便没有画框。
　　与很多环保人一样，郭耕也有一种单纯的执著，却“浪漫”得多。麋鹿苑由国家财政拨款，经费虽不算多，却也足够他没有后顾之忧地走职业环保的道路。每天闲情逸致地观鸟，再将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同科普教育结合起来，如鱼得水。也许路边随处可见的诗句就是最好的回答：“野人本来不求名，欲向深山过一生，莫嫌憔悴无知已，别有麋鹿似弟兄。”
　　去香港旅游，住在灯红酒绿的海港城，郭耕却无暇观光，整天泡在湿地公园、动物园。政协开会，他会配合提案带上麋鹿模型；除了宣讲，郭耕笔耕不辍。他调侃说“我是半夜作家”，以前中央电视台的《人与自然》里很多解说词都出自他手，从1995年开始，郭耕撰写了《鸟兽物语》、《鸟兽悲歌》等书籍，获得“五个一工程”奖等奖励。
　　在生活态度，乃至生活细节上，郭耕也做出诸多调整。用的是三叶草的老式风扇，不开空调，能坐地铁的就不用车，不吃肉，已经坚持了五六年。“世界上多一个素食者，一生就可以拯救1100只鸡43头猪11头牛3只羊。”
　　“不克肉欲而言慈悲，终是伪善，不克物欲而言环保，尽属高调。”郭耕最尊重世界著名女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和“自然之友”协会的会长梁从诫先生。一次同他们一起吃饭时，郭耕发现两位前辈竟都是右臂有疾：珍妮由于不断地奔波于世界各地，太多的签名和握手使她积劳成疾，手臂难举；而梁先生的手臂是在参加保护藏羚羊活动时车祸所伤。两位老人对无辜生灵的深切之爱，让郭耕很敬佩。
　　
　　人类嘴，动物坟
　　
　　到麋鹿苑来的人基本都是冲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四不像”――麋鹿来的，可现在，即使在苑里，麋鹿也不那么好见了。
　　南海子麋鹿苑在清代其实就是皇家猎苑，1900年因八国联军洗掠，世界上最后一群麋鹿在中国本土上宣告灭绝。幸好在20世纪初，英国的贝福特公爵将仅存的18只麋鹿收养在自己的领地。1985年，在中国政府和公爵后人的努力下，麋鹿终于回归故里。从最初的39只已繁育到今天的近2000只，其中大部分已放归适宜麋鹿栖息的野外。现在，麋鹿苑里约为200只。
　　
　　郭耕带记者来到麋鹿保护的核心区，从高处望过去，十来只麋鹿挤在一条细细的河流边，或躺或卧，静静地像绵羊一样温顺。“这里曾叫大湖底，方圆四五百亩全是湿地，现在只剩下了10多亩水域，还都是人工抽取的地下水。照这样下去，麋鹿真的是要得而复失了。”因为水源匮乏、植被枯萎、湿地干涸、周边的沙化及垃圾等问题，麋鹿再次面临生死考验。目前正在进行湿地恢复工程，争取将附近小红门污水处理厂的再生水引到这里，让麋鹿饮水无忧。
　　灾祸的源头在人。几年前，麋鹿苑的麋鹿都是自由放养，而今，工作人员不得不在河边竖起一米高的铁栅栏，把游人和麋鹿远远隔开。因为是免费开放，谁都可以进。游人太多，曾经惊扰了一对麋鹿的母子关系，以至于分离时间太长，母鹿弃婴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人工哺乳。
　　一些游人甚至会特意来这里挖野菜。讲解员好意提醒“不要和我们的动物抢吃的”引起了游人的反感，屡禁不止，郭耕发通知上纲上线，“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偷盗行为，游人把我们动物的饲料偷走了。”
　　改变动物眼中可怕的人类丑恶的形象，郭耕的这个目标远远没有达到。
　　在麋鹿苑东南角有一座“世界灭绝动物墓地”，是郭耕在1999年地球日所建。上百块墓碑逐一压倒，连成一百多米长的多米诺骨牌。那上面刻着的名字已经生疏：波兰原牛（1627）、福岛胡狼（1876）、南非斑驴（1883）……括号中的年份是“墓主”的灭绝时间。将墓地设计成多米诺骨牌造型，郭耕以此表现自然生存法则――一个物种的灭绝，往往会引起与其相邻的几十种动物相继灭绝。
　　在墓碑末尾，一只水泥大手，止住“骨牌”继续倒塌。手背后竖立着袋鼠、树獭、鹤类等物种。“现在还有时间改变它们的命运。”郭耕说。倒数第三块墓碑上则刻着“人类”。倒数第二和第一分别是鼠类和昆虫类。这曾经引来一些游客的不满，“人的数量那么庞大，以后还将越来越大，怎么会灭绝？”郭耕反问：当金字塔的中部、底端逐一消失了，金字塔尖还会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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