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夫　没有力量的环保:环保力量

　　首钢搬迁了，太钢扩建了，中国的环保不是做不好，也许有天我们真能找到一个新的地球搬过去，在此之前，还是要节俭地消耗，科学地发展。环保疲劳了，但环保还要继续，民间组织只能做做表面文章，推动中国环保的真正力量还是政府。
　　
　　二十年环保小说，十年环保纪实文学，六年参加全国人大组织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哲夫终于受不了了，“以前环保小说卖得好，别人觉得都是虚构，那就写纪实，最初大家喊得都很凶，喊了这么多年，结果还是没用，不能解决问题，都疲劳了。”
　　
　　
　　决策：
　　“壮士断腕”和“死而复生”
　　
　　淮河问题是我亲历的第一个打击，而造成淮河问题难解的根源至今仍是众多环保问题变成残局的主因。
　　1993年开始，我作为记者团唯一的作家参加了由全国人大环资委会同中央14个部门共同组织，由中央和行业25家新闻媒体共同参加的“中华环保世纪行”大型环保系列宣传活动，政府开始行动是中国环保事业的一个重要转折。
　　率先报道的就是淮河流域水污染的严重情况，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当时整个淮河沿河老百姓都喝着臭水，大家都很痛心，中央电视台跑到淮河去采访，回来片子一播，李鹏天天看，看了很震惊，中国污染这么严重，一定要变清！问97年行不行，好多专家说不可能，什么时候可能？再加三年，二千年。
　　我想我们是集权国家，如果政府下决定，可以用移山倒海的力量，让你清你就清。当时叫壮士断腕，最有名的是莲花味精厂，亚洲第一民族企业，解振华（前环保总局局长）和宋健（全国政协副主席）去找他们时，他们说不可能治好，李鹏听到报告后当时就火了，不要说是亚洲第一，就是世界第一，到时你不能达标排放，照样撤了你！
　　当时感觉决心那么大，谁还敢说淮河变不清？！二千年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的监测船沿淮河进行监测，淮河那一夜确实非常之清，所有的污染企业在这一天全部不再排污了，只要不排，河流就可以变清，有将近三天的时间，淮河很清，而且达到了三类水，可以饮用，但是三天之后，积累了那么多的污水，都憋不住了，所有的企业一起排污，污水倾泄而下，治理失败了。
　　这是第一个打击，我们找了很多理由，积重难返，说服国人，也说服我们自己。但是之后打击一个接一个，淮河从93年开始一直在治理，现在仍然没有变清，大的生态环境还在继续恶化，尤其这几年进入灾难多发期，就像垒积木一样，开始放的时候很稳定，每个地区都这样垒，垒到极限，我们生态很可能就整体崩溃了。
　　我们跑过那么多地方，十水九污，水土流失，局部地区有所好转，仅此而已。
　　
　　执行：
　　GDP是硬道理，环保是软道理
　　
　　我采访过的省一级，部一级的领导有几十个，包括在任的环保局领导，我感到他们很忧郁，2007年我被评为绿色卫士，去中南海颁奖，曾培炎讲，其实中央领导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国近几年的GDP增长全部靠的是污染企业，这种现象再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继续下去的话，以后会很麻烦。过去中国是钢铁进口大国，现在我们成了钢铁出口大国，我们把污染留给了自己，钢铁给了别人，但是又不能不发展，不增长。
　　曲格平在位期间，在全国人大环资委当主任，说过去中国的环境所以恶化，是没有法可依的原因，所以建立了好多环保法，做得很细，每一部环保法都倾注了他非常多的心血，这些法在下面反映是没有可操作性，操作起来很困难，现在还不断完善修改，刑罚都写进去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软法。
　　我见的所有的污染企业小至村办企业，都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今天关了，明天又开了，发展是个硬道理，环保是个软道理，需要的时候说一说，不需要的时候置之脑后，每个人都在喊环保，但考察你最后的政绩，要紧的一点是GDP，环保最后起否决作用，其实否决不了。问责是有的，而且一旦被抓了典型后，问责应该说是很重的，但问责之后，你还可以异地做官，这种事情发生太多了，环评风暴搞来搞去，力度非常大，所到之处，掀翻了好多，但是掀翻之后，风过之后，他们又像烧不尽的野草一样，又起来了。采访黄河问题的时候，八个省的省长，书记，采访过的都承诺，在他们任期内如何改善黄河的生态建设，最后污染依旧，他们也不太愿意说这些了。
　　对于这些基层执政者，环保搞得再好也决定不了他们的命运，四川巫山县有个县长叫王超，过去喜欢文学，跑到那儿当县长，他有个观点，巫山是小三峡，靠的是旅游，他说这个水不能脏，哪怕我们GDP不增长，但我们一定要把清水保护好，不能让它有丝毫污染，我们都说好啊，太好了，然后他当县长不到两年，还不到任期，就被人家参调了，调回重庆市文联当了个副主席，后来我们见过面，成了好朋友，他被参调之后我又去看他，他带我去唱了一次歌，一边唱一边流泪。
　　
　　民间：
　　不是没技术，不是不推广
　　
　　政府在环保上花了很多冤枉钱，在很多投机分子里眼里“环保是块肥肉”，普通的设施，根本测不出真实的数据。滇池的治理清华大学承包了，最后花了四十多个亿，治理失败，污染依旧。太湖是武汉大学、湖北大学承包的，最后技术不行还是失败了。
　　我们有好多自主研发的非常好的技术，像山西有个厂子发明的清洁性焦炉，炼焦的污染控制很低，在介休那个乌烟瘴气的地方，一点烟都没有，还用剩余热能发电，成本很低，自己花钱推广这么多年没有人用，结果美国人跑来把中国的技术偷跑了，搞了一种清洁性焦炉，向其他国家出卖，一项技术四千万美金。而中国自己的技术自己却推不动。
　　传统的大机焦炼焦工艺会产生一种强致癌物苯并芘，只要炉子有点缝，膨胀的气体就会出去，这种荒煤气极其有毒，大机焦的污染是无法消除的，美国，德国，英国，他们的国民坚决要求政府取消大机焦，八米高的炭化炉，都跑中国来了，40%都在山西，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集团，利益集团，他们每天在生产，每天污染环境，每天产生大量的金钱利润，你要求他改选工艺，重新上马，他们明明知道只要用上环保设施的这一点点钱，他们就可以建起同样一座无污染的炉子，但他们不做，你推倒了我，重新做需要时间，这么好的刚建起的炉子，我花了钱的，不是白花了冤枉钱了吗，不干，一点点亏也吃不起。
　　刘光钊治蓝藻也是一个悲剧，当年他带着几千万的身家从澳大利亚回国，说要用九年时间，把中国的江河湖都治好，开始不要钱，垫上钱给人做，效果确实不错，世博会被邀请二十天紧急治理滇池，治理得特别好，科委给滇池拨了一笔钱，他不懂得打点关系，没接上，后来被很多人骗，穷得把钱都花光了。二十多年时间刘在中国治水，在澳大利亚待的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三年，老婆也离婚了，差点自杀，以前经常给我打电话，现在也不太打了，疲倦了。
　　
　　根本：改善人文生态环境
　　
　　过去人们的思想非常纯洁，欲望被压抑，强调共性，强调国民性，集体性，而忽略漠视个性，这种压抑从人道上讲，对个性上讲，是一种不人道的行为，文革时期，另一种东西被释放出来了，否定一切，相当长的时期形成了道德真空，这段道德真空没有被填补再接上被释放的欲望，没有道德的约束，就变得很可怕。而我们没有一种形之有效的手段，把好的发扬，把坏的扼制，人文生态的恶化是造成自然生态恶化最根本的原因，至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文化定位，现在电视台搞百家讲坛，呼唤传统文化，但所叫喊的东西，实际上不是一种文化，只是一种口号。
　　只要读过我书的人，对环保都有相当的概念，但微乎其微，国民教育和社会大环境对提高国民环保理念都负有重要责任。中国的环保在两个区间很有使命感，一个区间在高层，他们很着急，一个区间就在知识分子，老百姓更多是在深受其害时，才出来叫苦，知识分子更有责任发出人类良知的声音。
　　2002年，我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某集团侵占农民土地并弄出人命的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扬言要我出车祸，那几天天天有人在我家门口盯梢，开着无照牌车追我，我身上天天带着一把刀，以防不测，这些年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我不后悔，这事总要有人做。
　　现在民间的环保组织有些在秀环保，大多只能做些表面文章，开开会，号召大家捡捡垃圾，真正的深层问题很难触及到，从长远上讲他们对唤起公众环保意识起到了积极的正面作用，但推动中国环保的真正力量还是在官方，从环保这个角度讲，贪官的“贪”是贪欲的贪，是掠夺资源的贪，“污吏”就是污染者，在一个地方，不但要造福于民，还要保护生态环境的完好，这才是好官。也许有天我们真能找到一个新的地球搬过去，在此之前，还是要节俭地消耗，科学地发展。环保疲劳了，但环保还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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