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移民 冯艳三峡移民《秉爱》的成长史

　　与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分享活着的乐趣和活下去的美好。――小川绅介，日本知名纪录片大师。 　　 　　 　　冯艳，纪录片导演，其2007年作品《秉爱》描写三峡移民秉爱，获得第10届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小川绅介奖”。
　　
　　平时看到摄像机就扭捏的秉爱，在2002年，同村人都已外迁，就剩她一家钉子户的时候，她突然不介意冯艳手中的摄像机了。冯艳后来想，这大概是因为此时的秉爱太孤独，把她当做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来倾诉了。
　　秉爱有意识地把冯艳领到山上，特别得意地向冯艳指着对面山上她的田，“你看，我好多田，算起来有一二十块。跑都跑不过来，闹得我一块块地跑还忘记，太多了。都是移民以后别人送给我种的。等桃子熟了，就卖钱。过个4、5年，就有钱买宅基地、盖新房，日子就会好起来了”。
　　镜头里的秉爱变得格外自然，她洋洋洒洒说了好多以前不曾说的话，“我挣不了城里的钱，做生意没城市人精。在农村，只要刻一点苦，没有比城市的差。我见过周围进了城的人，活得并不好，我就知道，只有在地里劳动，就能有吃的”。
　　在冯艳看来，一向对外迁心存恐惧的秉爱选择留守家园非常现实，“在她迄今为止的人生当中，只有土地给了她回报：只要劳动就能有吃的，这是她最有把握的，别的付出了不见得有回报”。
　　大家争先恐后外迁，一为得到补偿款，二觉得当城里人光荣，在一片欢呼声的三峡移民中，像秉爱这样赖在地里，就是觉得土地好，并有自己生活哲学的农民，并不多见了。
　　洋老坦下乡
　　以往在圈子里，冯艳被称为“洋老坦”。北方人把老实坦率的人简称为“老坦”，城市出身城市长大，在天津外国语学院读完本科日本文学，就留学去日本读环境经济学硕士，并呆那近13年，2002年才回国定居的冯艳，几乎没有接触过中国农民。与圈子里的朋友聊起中国农民，她把日本农民那套斗争思维搬来大侃，被朋友嘲笑得五体投地。
　　“东京成田国际机场内的几户农家，他们与政府斗争过几十余年，由于他们坚守家园，致使成田国际机场1号跑道拖延30年才完成。”农民为了自己精神上的胜利，与政府斗智斗勇，她被这样的农民折服，不经思索地认为中国农民也会有这样的公民意识。
　　同年，她跟随朋友参加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发现另一种记录生活的方式――纪录片，她完全为此着迷，“原来导演还可以这样拍东西，纪录片比故事片还好看”。
　　她打算也拍些东西玩玩儿，1993年的冬天，她从朋友那得知三峡工程获批准的消息。1994年的夏天，她来到了诗人屈原的故乡、离三峡入口不远的湖北省的秭归县。
　　原以为突然被改变了命运的农民们“即使不抗争也会为失去家园痛哭流涕”，不料竟是一片欢呼之声。这里实在太穷了，长期以来，为减少水库建设所造成的损失，政府限制了对这个地区的投资建设，移民，等于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
　　为得到补偿款，有的人还花钱把户口迁到库区，流行的说法是“要想富，下水库”。农民陆续外迁，带头走的还有奖励。因为地里有一些庄稼还没长成，有的人家，丈夫先到外面安置，妻子在家等收完庄稼，年底把猪杀完卖了再走。
　　这跟冯艳想的不一样，她有些不安，“我来，到底拍什么？”如果为了印证自己的观点，而去找这样的人来拍，太牵强。冯艳觉得肯定是自己还不够了解他们，要想拍出能感动自己的东西，那就必须先要了解，要了解就住下来吧。她通过当地移民局的朋友，来到了当时还未动员外迁的秭归县桂林村。
　　
　　非一拍即合的交往
　　从1994年到1998年，还在日本生活的冯艳在日本、秭归县桂林村之间，以3个月为周期，来回跑，算下来，每年有半年时间呆在桂林村。
　　开始的她有些漫无目的，每天睡午觉，起床后在村里到处溜达，每天写日记，拍了影像回来也不立马看，她觉得还没有找到感动她的东西。
　　
　　一天，她坐在村委会妇女主任的办公室里，边跟人聊边看报纸，突然，一对夫妇进来找妇女主任说不想外迁。这对夫妇很平常，但让冯艳诧异的是，丈夫边说边含着眼泪，盈盈弱弱的样子，妻子却显得特强悍。女的正是秉爱，这是冯艳和秉爱的第一次相遇。
　　在最开始的交往中，两人并非一拍即合。秉爱不理解纪录片是什么，认为冯艳干的是没用的事儿，不能对生活产生一点具体的影响，拍了也没用，又不能当饭吃，她一点都不配合拍摄，看见镜头就特腼腆，尽躲着，恨不能冯艳就蹲那，听她发牢骚就可以了。
　　而那时的冯艳也并不懂得秉爱承受的压力，她从小到大的生活一直比较顺利，甚至在日本那么多年，都没有体验到生活的艰辛，她抱着知识分子的想法接近秉爱，常常没有耐心听，不觉得秉爱的牢骚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只是觉得跟着秉爱劳动很好玩，她们的一切对她都是异常新鲜的。
　　直到1998年，冯艳有了小孩；2002年，她和丈夫又回到中国，才体会到生活的艰难：生孩子养孩子多么不容易，挣钱养活自己是多么不容易。她头一次感觉到压力这个东西，也才有了一点对秉爱承受压力的体会。
　　
　　两个女人的成长
　　2002年，秉爱的儿子昌文给冯艳写信，诉说自己的烦恼：马上要临近高考，母亲坚持不同意外迁。如果秉爱同意外迁，家里能拿到4、5万的补偿款，昌文的大学学费就有着落。秉爱思量了很久，决定不外迁。儿子心理有别扭，但懂得家里一直处境艰难，这些年一直借债给他上学，都有16000的外债了。2002年7月，昌文高考落榜。放弃复读，去新疆当兵了。秉爱觉得对不起儿子。
　　2002年2月，村干部通知长江水位马上要上涨到135米二线了，秉爱家正位于二线，再不走，房屋就要彻底被淹没了。紧接着，秉爱家被断了电。等秉爱忙完一天的活儿，晚上冯艳只能录下她的声音。
　　黑暗里，秉爱谈论梦和灵魂，“我做梦的时候，经常性地还是跟着我爹妈。一般是和我妈在一起干活，或者是和我外婆在一起。经常性地做梦是在娘家。在这儿，跟着你熊大哥（秉爱丈夫熊云建）的极少。这人，只怕好多年以后才能做梦到这儿来。这只怕是属于灵魂。人的灵魂等于说是不能轻易跟着人一起走的。我起码跟他结婚20年、30年以后才能做梦到这儿来。我现在做梦到这儿来了，这儿”。
　　冯艳临走，秉爱又特意把冯艳带到她小时候常去的江边沙滩，说说话，跟她聊起自己的小时候，又聊起她要把一家人捆在一起，捆得团团圆圆的，将来死了也留个好名声：某某人的妈，再造孽，她还是把她丈夫、孩子照顾得好好的。只留这么个名声。
　　江边驶过的轮船里飘荡过来音乐，正巧熊云建来找秉爱。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七八个给秉爱看，说是从树上摘的。家里太穷，没有任何东西给冯艳带走，丈夫就爬树摘了些去年没有摘净的柑子来。秉爱说把柑子上的麻点擦掉，两人开始一起擦，像擦着家里最珍贵的财产。
　　等冯艳把剪出来的片子给秉爱看，看到这一片尾，秉爱都哭了，“从没见你熊大哥那么好看过，跟演员一样”。2002年，当秉爱敞开胸怀，当她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冯艳觉得自己真正和秉爱相遇了。
　　冯艳和秉爱不单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关系，也是朋友，很难说这15年里，两人没有相互影响。当《秉爱》剪辑完成，冯艳把秉爱接到北京家中看片、小住，聊及当年为不影响真实的拍摄，不与拍摄对象产生任何经济关系，冯艳没有资助昌文1600元高考培训费，秉爱眼泪就下来了，她想起了当年的难，也想起自己掏心窝子的人在关键时候没帮她；冯艳也哭了，她终于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愧疚。
　　一代纪录片大师，小川绅介说，拍纪录片最原始的动机是描写人的心灵，在描写心灵的同时，与活在同时代的人们共同分享光明，分享和苦难斗争的勇气，分享活着的乐趣和活下去的美好。冯艳正是如此分享了秉爱的勇气和美好。
　　（2003年，秉爱家被淹没后，她先在自家田里搭棚子住了一年，后用全部房屋补偿款4800元买下了附近公路边的几间窝棚。通过放映和售卖《秉爱》的光盘，冯艳为秉爱募集了一些钱，2008年，秉爱用现有的钱一点点开始重新建房，仍在她的那块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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