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萨”的抗联岁月,,温志宏]我的抗联岁月

　　1945年8月，在苏联发动壮阔的对日大反攻之前，正是熟悉东北地形地貌的“远东第88教导旅”，作为先遣队潜入日军的军事要塞，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获取了最为宝贵的军事情报。
　　
　　黑水白山，被凶残日寇强占。我中华无辜男儿，倍受摧残，血染山河尸遍野，贫困流离怨载天。想故国庄园无复见，泪潸然。
　　争自由，誓死战。效马援，裹尸还。看拼斗疆场，军威赫显。冰天雪地矢壮志，霜夜凄雨勇倍添，待光复东北凯旋日，慰轩辕。
　　1936年，抗联名将赵尚志有感于沦陷的东北饱受创伤，挥笔写就这首著名的《满江红?调寄黑水白山》。
　　说起“争自由、誓死战”的东北抗日联军，最引人瞩目的莫过1940年―1945年那段易名为“远东第88教导旅”的历史。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多种抗日力量组成的抗日联军活跃在东北大地的崇山峻岭间，十几年间多次重创日本关东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巩固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基地，日军全力讨伐抗日联军。到1940年初，抗联的可活动区域越来越小，斗争形势严峻。为了保存实力，抗联大部逐渐转移至苏联境内休养整训。后经过斯大林批准，东北抗日联军11个支部于1942年7月中旬正式编入苏军编制，被称为“苏联红军特别教导旅88旅”，总人数达1600余名。
　　1945年8月，苏联全面反攻日本，苏军精锐第36集团军攻占海拉尔后翻越大兴安岭，“几万个马达的轰隆声、蒙苏骑兵的马蹄声，充满了这个被人们遗忘的地方”。而在这壮阔的大反攻之前，正是熟悉东北地区地形地貌的“远东第88教导旅”，作为先遣队潜入日军的军事要塞，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获取了最为宝贵的军事情报。
　　因为积极配合苏联红军最后的对日作战，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斯大林特别为四位抗联指挥员颁发苏联红旗勋章，其中包括周保中、李兆麟、王明贵以及后来成为朝鲜领导人的金日成。
　　生于1925年的张正恩，是当年PA抗联队伍里的一员。1943年跟随李兆麟部队进入抗联北野营后，他眼见着苏联打败德国，随后又作为大反攻先遣队返回东北。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张正恩被编入第四野战军，一路从北到南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在朝鲜立了大功，授大尉衔，后回国退役。在广西某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右眼失明，至今头部还有残留弹片无法取出，“当兵回来的我是幸存的，大多数战友都没能回来。”
　　在苏联北野营的时候，张正恩有个苏联名字，叫“米萨”，“那时我们都有苏联名字。在北野营，你说‘张正恩’，别人都不知道是谁，大家都管我叫‘米萨’，是首长给起的名字。”张正恩从小没读过书，当年在北野营才学会了写字，和苏联人交往的过程中，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俄语，回国这么多年，他还记得不少俄语单词。张正恩最佩服的人就是当年抗联的领导人之一周保中：“他是广西白族人，长得高高大大，是毛主席亲自看中的军事人才，去苏联学习过。他的英勇事迹太多了，是作为特殊人才派到东北领导抗联的。”
　　张正恩的床边，整面墙上挂着各类纪念照片，他最珍视的两张分别拍摄于1995年和2005年。在苏联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和60周年之际，时任俄罗斯联邦驻沈阳总领事代表俄罗斯政府，向他和其他抗联老战士授予了由俄罗斯总统亲笔签名的纪念勋章，“前些日子，俄罗斯联邦驻沈阳总领事又邀请我去参加65周年纪念活动，身体不行了，这次去不了了。”
　　说这话时，老人的眼神微微有些遗憾。随后，肩膀上贴满膏药的张正恩，执意穿起挂满军功章的厚重的军服，以标准的军姿站于我们的镜头面前。
　　
　　从放牛娃到抗联战士
　　
　　我祖籍在山东蓬莱，出生在辽宁省大连市。小的时候，家里一无所有，很贫寒。后来跟随父母逃难到黑龙江北大荒，住在穆棱县附近。
　　我实际是1925年出生的，属牛，今年86岁。但一到黑龙江，父母怕我被日军抓去当鬼子兵，就隐瞒了真实年龄，一直说我是1931年出生的，这样年龄不够，就不会被抓，否则或许现在我已经不在人世了。到黑龙江没过多久，父亲被当地的汉奸抓去鹤岗煤矿当苦劳工，赶上煤矿出事，他就再没从洞井下上来。母亲只好带我和弟弟妹妹们到处讨饭。后来遇到一位好心人，介绍我去当地的地主家放牛。放牛的日子也不好过，吃不饱穿不好，平时就披个麻袋片儿，到了冬天连棉裤也没有，还被人随意打骂。
　　有天在山坡上放牛时，不远处来了一位老大哥，看着挺慈祥的，向我问路，还很同情地问起了我的身世，走时留了一些吃的东西给我。谁知几天以后，我又遇到了这位大哥，他对我说，“我们是共产党，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专门打鬼子的，先保密。你跟我们走吧，我带你到部队里，能吃饱饭。”
　　后来才知道，这位慈祥的大哥就是抗联领导人之一刘雁来。刘雁来于1940年4月担任抗联第2路军第2支队副支队长，一直带领小分队在饶河、同江、抚远的交界处开展抗日斗争。当时，因为日军严酷的经济封锁和大讨伐，大多数抗联部队实在扛不住了，就退守苏联境内，冬天在营地训练体整，夏天再回来打游击，同时搜集一些有关日军的情报。差不多同时间，抗联第3路军第3支队支队长王明贵带领80多名抗联战士，在苏联短暂休整后，也返回东北，转战黑河县附近。发展我们这样的抗联年轻队员。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我胆子大，想了想，把牛羊撂在山坡上，不放了，跟着抗联的人跑到了山里。那时是1942年5月初。
　　当时在黑龙江宁安和穆棱山区里，有个抗联的秘密营地，非常隐蔽，没有熟人带着走的话，在外面根本发现不了。从很长很长的通道下到地下室，里面干什么的都有，分工非常细致：有的人做被服，有的造武器，也有医务所和伙食房。十几个抗日联军的部队都在那里，还不断有人加入进来。那里也是中苏边境的中转站，新近发展的抗联战士从那里一批批被送到了苏联。
　　当时的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战斗环境也很恶劣。在秘密营地开荒种地种菜的同时，抗联也时常要和日军以及伪恶势力展开游击战术，炸碉堡，端炮楼，给日伪势力以应有的打击。
　　
　　北野营三年
　　
　　从1940年冬开始，抗联三个路军的主力部队陆续撤入苏联境内进行野营整训。1942年7月中旬，经斯大林批准，东北抗日联军11个军队正式编入苏军编制二方面军，同时受苏军领导，被称为苏联红军特别教导旅88旅，身着苏联红军军服，总人数达1600余名。7月28日，苏远东红军总部发布委任令：88旅团长周保中、副旅长兼政委李兆麟。旅团下设四个步兵营和两个属连。
　　同年9月12日，88旅团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通过选举产生了中共88旅团委员会，具体名称是独立步兵旅团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旅团党委成员11人，其中在苏7人，在东北打游击4人。1945年归国前，旅团特别支部又分为松花江、黑龙江、佳木斯、延 边、吉林、沈阳等地区委员会。
　　东北抗联实行战略转移进驻苏联后，分为南北两个野营，也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临时驻屯所或训练处。北野营(也叫A野营)在伯力城东北部70公里处，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都驻扎在这里，大约有400人。南野营(也叫B野营)在海参崴和双城子之间的一个小火车站不远处。我跟着李兆麟的部队去了北野营。
　　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联席代表会议在苏联远东城市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召开，史称“第一次伯力会议”，周保中、李兆麟等东北抗联领导与苏联远东军领导举行了会谈，最终达成相互支援、相互合作的协议。因此，苏联方面对于转移到苏联境内的抗联部队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条件。我们的伙食是每天一公斤列巴(苏联的大面包)，还有大头菜和西红柿汤。早晚每人一碗砂糖水或者茶水。除此之外，野营基地所有的粮食和服装、武器、盐、电池等等日常物资供应，都是苏联远东红旗军支援的。
　　北野营里也有一些苏联人。但我们听不懂他们说话。整个营里只有抗联领导周保中的父亲会俄语，他经常给大家当翻译。那时我还小，主要工作是跟着团长当警卫员，领导走哪儿跟哪儿，开会我也在旁边。
　　当时我们使用的武器都是苏式的，各种各样什么类型都有。发给我的是一个手提式转盘机关枪。我很喜欢挎着那个枪，一打那盘还爱掉，但打起来特别带劲。北野营的生活基本分为两部分，学习政治军事文化和日常训练。苏联人给我们上课，主要就讲，中苏都要有毅力坚守。共同反法西斯帝国主义，到了北野营，就要一心一意听他们的指导，不要逃跑，不要有二心。
　　那时候打仗还是挺残酷的，很多人害怕，想跑回东北，实际上也有很多人最后逃跑了。我没跑。我家里穷，一无所有，跑到哪里都一样。再说，日本人对中国人太残忍了。在东北，日本人只要抓到中国百姓，就拿刺刀挑了，或者直接活埋。辽宁有很多万人坑，黑龙江有更多。那时候的日军根本不拿中国人当人。我就想，宁可牺牲也要打小鬼子，打帝国主义，让全世界无产阶级翻身，不胜利绝不回家。在军事训练课上，我们学滑雪，学跳伞。最开始都不敢跳，教导员就在后面一把把我从高空推了下来，降落伞打开以后，觉得也没有那么害怕了。就这样反反复复地上到高处，再跳下来。一直训练。到后来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苏日大战的先遣队
　　
　　1945年5月，时值苏联卫国战争关键时刻，在斯大林统帅、朱可夫指挥下，我们旅配合苏联红军，在外围牵制德军向苏联的进攻。5月，苏联卫国战争结束，苏联军队从德国撤回苏联，并开始计划进入中国东北，和日本决战。因为熟悉东北的情况，88旅成为进攻东北的先遣队和主力向导。在远东军和抗联领导人双重指挥下，经过特殊训练和学习，我曾担任抗联第3军32团李明顺的警卫员，几次返回东北做侦察工作。
　　日军为了在中国大陆的战争，在中国东北和朝鲜进行了多年的工业化建设。除了重型火炮和轰炸机，东北地区几乎能生产日军所需的所有陆军武器。到1945年夏天，日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建立的空军基地已经达到20个，飞机场133个，共修建了400多处机场点，能容纳超过6000架作战飞机。
　　1945年7月，我随李明顺的小部队被派回东北的宁安、穆棱一带侦察敌情，为8月15号返回东北跟着苏联红军打日本人做最后的准备。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日军在东北的战略部署和军事行动。
　　悄悄潜伏回东北后，我的任务就是打探穆棱一带关东军的大型飞机场情况。可是那里戒备森严，两步一卡三步一哨，怎么进去呢?在山区里游荡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当地百姓。就去他家住了一夜。当他知道我是抗联部队的人，主动和我说，“小兄弟，我在山里头打猎，关东军给发了通行证。你拿着我的通行证进山，能保护你，遇到日本人，你就说自己是采蘑菇的。”我想这也是混进关东军机场附近最后的方法了。第二天，我带着当地老乡的打猎通行证就往山里走，没多久就被巡逻的日本兵拦了下来，张嘴就骂人。我心里特别紧张。但嘴上还是照着老乡教我的办法，说，我是这里的良民，进山采蘑菇。日本兵看我拿出了打猎通行证，还真就放我过去了。有惊无险。
　　拿着这个通行证，我整整走了两天两夜，走过了二三十个关卡，也没找到飞机场的影子。这时，又遇到几户在山里打猎的人家，和他们打探情况时，老乡们决定替我带路，一直把我送到关东军兵营口，他们就不敢再往前走了，说，你想办法进去吧，机场应该在里面，自己多注意。我说好。悄悄绕着兵营一看，里里外外好几层铁丝网，夜里还有探照灯，大灯泡明晃晃的。
　　走到这一步，人也就没有退路了。我潜伏在铁丝网旁边，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一点点从最底下扒开铁丝网，慢慢爬了进去。可能因为连续几天的劳累，加上高度紧张，爬着爬着，我居然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突然在探照灯的强光里惊醒，慌忙一阵连骨碌带爬，就到了兵营的第二层电网旁，我看附近正好有个铁锹，就用铁锹长长的木头把手把电网支了起来，自己刚好能从下面的缝隙爬进去。再往前爬，就是关东军的飞机场了，上面停满了各类轰炸机和运输机。我在飞机群下面爬来爬去，默默记着飞机的数量、机场的地下工事结构和设施。摸清底细后，我原路溜出兵营，在事先约定的碰头地点与其他完成任务的同志们会合，并一同返回了北野营。回去以后，立刻给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发电报，报告穆棱一带关东军的军事设施情况。8月8号，苏联派出轰炸机纵队，这一带关东军的大型飞机场全部被炸毁。抗联部队也全力配合苏联红军反攻东北，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也因此获得苏联红军颁发的一等功勋章。
　　我们也是1945年8月8号从莫斯科返回东北的。我跟着首长坐第四架飞机，从莫斯科起飞返回长春。抗联领导李兆麟坐第三架回哈尔滨。金日成坐第四架返回丹东。当时远东88旅主要由中国人组成，也包括一些朝鲜人、华裔及朝裔苏联人和部分苏联成员。中国人在部队中占大部分，朝鲜人约占十分之一，其中包括金日成和崔永健等日后的朝鲜共和国领导人。金日成的儿子金正日出生在苏联，我还抱过他。金正日的母亲也曾经和我们一起合影。
　　1945年8月下旬，虽然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但还有不少日军和伪军在到处流窜。我们临时接到上级的指令，要去汤原县追缴部分残余的敌军。夜里急行军，凌晨赶到了汤原县城东门集结。我帮着炊事员熬了一锅野菜汤，回头一看，很多战士已经靠着背包睡着了。
　　天亮以后，开始和敌人交火。对方躲在六个地堡和一个炮楼里，外围还有一道铁丝网。我向营长建议，先用炸药炸开缺口，然后再拿下地堡和炮楼。冲进去后，我的任务是带领突击组炸敌人炮楼，但够不着啊，我就跳起来，将成捆的手榴弹扔进去。我们还用火重的土办法赶敌人出来，最后他们投降了。我们活捉了28个日军和伪军，缴获两挺机枪、两支手枪、30多支步枪。
　　日本人投降的时候，我一蹦老高，心里可高兴了。他们在东北那些年，中国人过的就不是人的生活，大米白面都不能吃，谁被发现吃这些东西，直接枪毙或者绞死。到1945年8月底，这样的日子彻底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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