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人质事件:当生命遭遇无能与冷漠】菲律宾大巴人质事件

　　 2010年8月23日上午9时左右,香港康泰旅行社一辆旅游观光客车在菲律宾马尼拉市中心基里诺大看台附近遭劫持。车上有25名乘客,其中3名是儿童。当晚7时40分左右,菲警方实施突击解救行动,双方发生枪战,导致香港游客中8人遇难,7人受伤。
　　综观菲律宾警方营救人质的整个过程,外界一致认为菲警方缺乏应对这类突发暴力事件的能力与经验。8月29日,据香港媒体取得的菲律宾特警营救人质事件机密内部报告显示,菲特警救人时起码犯了八大错误:一,承认早知凶徒门多萨拥M16自动步枪、手枪、防弹背心,甚至据报有手榴弹。菲律宾警方早知凶徒装备重火力,却未在日间突击将其制服甚至击毙;二,有多达56名警员参与营救,但只有2名狙击手及1名侦查员;三,特警队营救前曾在附近找旅游巴士试演救人,但因试演用的旅游巴士与康泰旅游巴士设计完全不同,导致之后实施的营救方法错误;四,晚间7时以后,现场已能听到旅游巴士内传来数声枪声,但危机管理委员会(CMC)没有行动,直到司机逃出指人质被杀(约7时半),CMC才终下令攻击队出手营救;五,由于警员装备不足,狙击手缺乏夜视镜,所以起初就放弃了由狙击手施袭;六,攻击队进攻时才发现旅游巴士车窗玻璃太厚太硬,铁槌打不破。菲警方未配备炸药或爆破工具。七,营救现场组织混乱。进行现场指挥的警官头部都被枪击,幸有头盔保护才免于遇难。八,当歹徒持M16扫射时,营救警方才迫于无奈使用催泪弹。而在行动之初就应动用催泪弹剥夺凶徒开枪杀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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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警察力量揭秘
　　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PNP)是菲律宾共和国的国家级警备力量。由于警察机构在菲律宾没有中央和地方的划分,因此它也是服务菲律宾全境的行政执法主体。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组建于1991年1月29日,是由当年的“菲律宾保安团”和“菲律宾国民综合警察”重组而成。菲律宾保安团是美国殖民统治时期组建的保安部队,在马科斯独裁统治时代,成为了当局的武装爪牙――菲律宾人记忆中的半夜逮捕、残酷审讯等独裁噩梦,都来自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在拉莫斯任期内,为了给菲律宾保安团恢复名誉,拉莫斯下令重组菲律宾的警察力量。但保安团依然是新组建的菲律宾国家警察的基干。而且这一重组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导致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的管理一片混乱――国家警察同时向内务部和警务委员会报告,而地方分部的警长则由地方行政长官推荐,但警察局长的升迁又由国家警察部队内部决定。正是这一体系,导致了菲律宾警察在应对各种犯罪事件的威胁时行动迟缓,指挥混乱。
　　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官方网站公布,这个拥有一亿人口的国家,2008年的警察预算不到70亿元人民币。而香港警方去年的预算总额为120亿港币。即使菲律宾警队这可怜的一点预算,超过九成用于支付12万名警察的工资。菲律宾国家警察部队发言人尼卡诺尔•巴托诺梅去年曾说,由于没有足够经费,逾半数菲律宾警察必须在没有配备枪支的情况下面对各种罪犯。2003年至2008年,菲律宾警员总共配备了不到3万支手枪。而菲警方估计,目前流散在菲民间的未登记枪支已多达100万支,而且多数为法律明令禁止的高火力武器。全体警员所配备的手铐也只有区区5万副。没有手铐进行逮捕行动使执法者常常暴露于犯人拒捕及被杀的危险下。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根据亚洲开发银行2008年公布的一份备忘录,60%的菲律宾警察生活在菲律宾政府所确定的贫困线以下。由于收入拮据,菲律宾警察经商办企业现象十分突出。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进行敲诈勒索,以便牟取暴利或不义之财,几乎是菲律宾警察最常见的犯罪形式。
　　
　　中国人在海外遇难事件不完全记录
　　2001年8月19日,在菲律宾南部被绑架的4名中国人质中的两人张忠强和薛兴遇害。4名被绑架人员都是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公司承建的北哥打巴托省马尔马尔灌溉工程项目的工作人员。
　　2002年7月17日,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以类似手段进行的自杀式爆炸袭击中,中国工人李斌和许恒勇遇难。
　　2003年1月5日,在以色列海滨城市特拉维夫发生的自杀式爆炸事件中,3名中国人遇难。
　　2004年1月29日,耶路撒冷一辆公共汽车在行驶至以色列总理沙龙官邸附近时遭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10人死亡,40多人受伤,重伤者中包括1名中国人。
　　2004年3月26日,中国工人魏庆会和马卫东在苏丹南部一油田附近,被一伙暴徒开枪杀害。
　　2004年5月3日,中国工程人员乘坐一辆面包车在巴基斯坦西部瓜达尔港遭遇汽车炸弹袭击,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
　　2004年5月23日,法国戴高乐机场2E候机厅部分屋顶突然坍塌,造成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在内的4人遇难。
　　2004年6月10日,阿富汗一伙恐怖分子在北部省份昆都士附近袭击了一个中国援建的建筑工地,造成11名中国工人死亡,4人受伤。
　　2005年6月8日,中国工人毕树德在以色列位于加沙地带的定居点古什•卡提夫内被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射的迫击炮弹击中身亡。
　　2005年10月13日,中国援助刚果(布)国家广播电视局朱埃发射台的专家李建业和樊玉红夫妇,在首都布拉柴维尔市西南部的巴刚果区遭到军人的开枪射击和抢劫,樊玉红遇难。
　　2005年11月10日,约旦首都安曼三家饭店在当地时间9日晚连续发生3起自杀式炸弹爆炸事件,造成至少57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
　　2009年5月3日,巴基斯坦西南部中国援建的瓜达尔港发生汽车爆炸事件,造成三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死亡,九人受伤。
　　
　　评论部分:
　　无能背后是对生命的漠视
　　2010年8月23日,黑暗的一天。9名前往菲律宾旅游的香港同胞命丧马尼拉街头。综观菲律宾警方处理危机、解救人质的过程,其无能的表现让人无语,让人愤怒。
　　综观菲律宾警方营救人质的整个过程,明显感觉到他们缺乏应对这类突发暴力事件的能力与经验。首先,菲律宾警方在没有对劫匪进行深入的分析,在不能保证人质安全的情况下便贸然发动强攻,是轻率的做法,从而导致了严重伤亡。劫匪提出的要求并非不可接受,菲警方应优先确保人质安全。
　　其次,菲律宾警方解救现场表现拙劣。近11小时对峙期间,菲律宾警方有多次拯救人质的黄金机会,可惜都一一错过。在电视直播中,可以看到罪犯数次露面,毫无遮掩,其实都是狙击手将其击毙的最佳时机,可惜菲律宾警方全都错过。当罪犯晚上发难开始杀害人质时,一群畏畏缩缩的所谓特警才“被迫”强行接近大巴救人,从直播所见,拯救人员竟连最基本的装备都没有,有警员连避弹衣都未穿,爆破工具只有几柄铁锤,根本无法闪电破门救人。
　　一个国家处理一个简单的刑事劫持案件,竟然是如此水准,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菲律宾处理事件时是否尽力。透过菲律宾警方等政府部门拙劣的表现,我们看到的是菲国政府对他国公民生命的漠视。
　　其实,菲国漠视的不仅是他国公民的生命,还有自己警察的生命。一群畏畏缩缩、双腿发颤的所谓特警,用杂耍一样的动作进行所谓的强攻,不也是在拿他们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吗?如果碰上完全失去理智的一群悍匪,这群所谓特警恐怕也没命了。
　　政府方面如此,而直播现场传出的当地看客发出的肆无忌惮的笑声,则毫无保留地展示出这个国家对于他国公民生命安全的漠视。
　　在人们的印象中,菲律宾就是一个经常发生恐怖事件,治安状况很差的国家。菲律宾《商报》近日报道称,统计显示,该国仅今年上半年就有56宗索取赎金的绑架案记录。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还被称为“亚洲绑架之都”,华人、韩、日裔及欧美等外国人士最常成为被抢劫与绑架的对象,甚至警匪在马尼拉市区人口稠密地带展开枪战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而菲律宾政府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相当差,军队战斗力被认为是“二战水准”,警察队伍则更虚弱,在对付“阿布沙耶夫”反政府武装和南部宗族暴力方面,屡屡表现出颟顸之态。
　　在这个曾被称为“东方民主橱窗”的国家里,不论强势或弱势群体,都出现了对常规法律、行政程序缺乏信心,而宁愿诉诸“自己的道理”的倾向。这一切,都是滋生恶性犯罪、加剧社会动荡的因素,也是这次香港同胞悲剧的根源。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称:“菲律宾正成为东南亚的一个失败国家。”如果稍稍追问一下那个曾经当选为十佳警察的劫匪被解职的原因,也许我们能看到菲律宾之所以失败的冰山一角。
　　(摘自南方网评论《无能背后是对他国公民生命的漠视》,本刊对文章略有删减)
　　
　　悲愤之余需防过激情绪
　　邱震海
　　香港游客在菲律宾被劫持为人质,最后以不应有的流血悲剧收场。必须承认,菲律宾当局此次处理香港人质被劫持事件,不但非常不专业,而且还显示出相当程度的对生命的冷漠。无论是菲律宾特警部队的作业,还是其政府部门面对香港特首和公众质询的表现,都显示出这一点。当然,亡羊补牢,菲律宾当局在事后的一些处理,多少挽回了这个国家形象的一些损失。
　　客观地看,菲律宾此次处理人质危机的手法、政府部门的拖沓、国民在路边的围观和嬉闹,既显示了其警队的不专业,同时也显示了其整体管理水平、国民素质和现代文明水准的低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次本可以成功化解的人质危机最后以大规模人命牺牲收场,确实令华人社会感到悲愤。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华人社会任何的悲愤表达,尤其是对菲律宾当局在危机发生时依然漠视生命的态度感到义愤填膺,都是极其正常的。
　　从这几天华人社会的情绪来看,必须对华人主流社会表现出来的高度理性精神予以肯定。虽然有极少部分的针对在港菲律宾佣人的报复行为,但绝大多数港人还是维持了较为理性的态度。但从互联网上一些网民的情绪来看,也有一部分的情绪从对菲律宾当局行政效率低下的愤慨,逐渐扩大至对菲律宾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蔑视。这就需要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一些激进的言论要求撤侨、断交,也有一些言论从民族性格和人种的角度对菲律宾人进行带有侮辱性的指责;有一些言论称菲律宾为“失败国家”(failed state);当然,也有不少言论带有华人社会的特殊优越感。凡此种种,在其包含有悲愤的合理内核的同时,这种情绪如不经小心梳理和处理,就极易转化成为极端民主主义和种族主义情绪。
　　
　　邱震海 博士,凤凰卫视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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